中國古代判例凝聚司法經驗和智慧
——“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張晉藩
中國是一個具有輝煌法治傳統的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滄桑巨變，但始終保持著國家發展的穩定性、連續性，并且不斷走向法治成熟。在制定法發展的過程中，判例法也與之同步存在，二者同源，例可以輔律之不足，各自發揮著國家所賦予的職能。
中國古代的司法活動中，強調罰當其罪、審慎用刑，但可以適用的制定法的條文是有限的。因此，引律斷案不能適應情偽多端的犯罪情節。為解決這一矛盾，選定判例，類推比附，很早便應用于司法實踐。由于判例對制定法起著補充、延續、修改、完善的作用，“用例而不用律”的判例意識發生，司法官立法的功績也由此而得到肯定。中國古代在適用例時，常以律無明文規定為前提，以示在理論上法典仍居于主導地位。判例法則始終植根于制定法之中，是制定法的派生物。
如果說大陸法系通過固定的法典來維持法律的穩定性，英美法系通過固定性的判例來維持法律的穩定性，那么中國古代則是通過固定的法典與可變的判例共同維持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的穩定性，這是中華法系的特點也是優點。在制定法與判例法相互關系的處理上，突出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的政治藝術，其相互為用的傳統與經驗，是值得總結的。（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張晉藩，我國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中國政法大學原副校長，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在新中國法律史學上創造了多項“第一”：招收了第一屆法律史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創建了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學國家級重點學科研究中心。牽頭歷時23年編輯出版《中華大典·法律典》，撰寫《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史》等60余部著作。
量的合理增長：理性看待發展速度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李紹榮
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的重要目標，凝結著我們黨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蘊含著深厚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應對我國國際市場份額深刻調整的戰略選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躍升的內在要求，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迫切需要。
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有效提升內在統一于高質量發展全過程。必須摒棄一遇經濟發展困難就習慣性回到舊思維、老辦法再現高速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中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做好自己的事。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6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紹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微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研究、公共財政、博弈論等。著有《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中國的稅收結構、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所有制變化與經濟增長和要素效率提升》等具有高影響力的學術論文，《2008奧運會對北京發展的聯動作用》《轉軌經濟中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當代西方經濟新詞典》《活學活用博弈論》等著作、譯作。
善用人工智能提高抓落實能力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黃相懷
蓬勃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對于賦能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提高抓落實能力，具有重要價值。
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干部將“決心大”建立在“情況明”的基礎之上。在抓落實問題上，一些地區和部門缺少的不是決心和態度，而是思考和謀劃。“沒有條件也要上”“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點子多”的問題，其表象是有決心而沒有責任心，實質是思考和謀劃不夠。人工智能能夠對反映和體現各方面情況的大數據進行宏觀把握和審視，為進行充分的思考謀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條件。
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干部將提升“工作效率”建立在“工作質量”的基礎之上，實現系統性的提質增效。包括提高服務水平、提高工作效能、提高工作科學化水平等。
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將“強化責任”建立在“細化責任”的基礎之上。人工智能能推動“責權一致、責能一致”，使責任進一步細化。以數字化方式呈現“什么單位、什么人，在什么工作上、負有什么樣的責任”，做到精準化、精細化、精確化，并且還可以根據工作實踐動態優化“責”與“權”“責”與“能”的匹配度。（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9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黃相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長期專注于黨的創新理論研究與解讀工作，出版《大國之興：使命型政黨與中國式現代化》《做一個思想清醒的人：提升黨員干部意識形態能力》《做一個政治上的明白人：提升黨員干部政治能力》《治心的學問：核心價值觀六講》等著作多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科學社會主義》等報刊發表文章多篇。
全球視野下提升中華文化原創力的理論思考
——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胡鈺
中華文明不僅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延綿至今的文明形態，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具有極強的普遍性意義，可以解決許多全球性沖突與人類亙古不變的問題。因此，從全球視野下來觀察中華文化原創力，要看到這種提升過程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世界，不僅是為了當下，也是為了未來。
整體來看，中國在參與全球發展進程中，是以一種“自主性轉型”與“有機性融入”的姿態進入的。這種姿態是內斂與平和的，沒有戰爭，沒有殖民，只有埋頭苦干，只有和氣生財，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現代化進程已有經驗的。中國式現代化中蘊含的文化價值觀要在中華文化原創力提升中充分表達出來。向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講清楚中國發展道路背后的文化價值觀，講清楚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追求，可以為分化、極化、情緒化的當代世界找到更具“容”與“溶”的新文明之路。
在全球視野下提升中華文化原創力，應當堅持全球文明倡議的基本理念，既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與文化資源，又積極建設世界文明百花園。同時，應當圍繞青年創新人才成長建設好創新生態，鼓勵更多具有文化使命感與文化創造力的青年人才脫穎而出。（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胡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特色新聞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澳門自強文創智庫會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若干。主要著作有《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理論基礎》《當代中國新聞觀念研究》《文創理論與中華文化創造力》《這個世界的人與人文》等。
發揮文化原創力對人文經濟的持久推動作用
——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教授 任平
人文經濟是指人文文化與經濟交融互動、融合發展的新經濟形態，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人文邏輯的重要體現。文化創新力是人文經濟是否繁榮和發展的首要前提和本體根源，人文經濟則是文化創新力的經濟表達。如果說，文化創新力表現為文化創新全過程的能力和力量，那么，文化原創力是文化創新中從無到有、“0-1”階段源代碼級的重要、關鍵能力和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之新”超越西方式現代化，要求樹牢文化自信和主體性，以培育和發展文化原創力帶動文化產業乃至整個人文經濟的興盛，使文化“軟實力”逐步成為經濟“硬支撐”。文化原創力的培育和強盛，需要人文經濟問題導向的引導、人文新立場的堅守、人文新動能的激勵、人文新思維的支持、人文新賽道的助力和人文新規則的保障，以開放的人文世界眼光開拓新圖景。
以文化原創力賦能人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扎根中國大地，在反映和表達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框架內，實現人文經濟對“時代之問”的解答、對于“人文回歸”的追尋。要堅定文化自信，以堅定的文化自信成為創新創造的文化主體，即“當代作者”。營造良好文化生態，以人文新賽道、新規則構建有利于原創成果不斷涌現的體制機制，讓文化創新創造成果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迸發噴涌。（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任平，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江蘇高校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全國馬恩哲學研究會會長、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社科聯副主席，江蘇省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專家，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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