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制度性授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授權是組織管理的核心內容，也是現代管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授權不穩定、不明確，是現代社會組織管理的大忌。現代組織由于其規模大、涉及的業務范圍廣，而且處于各種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信息化、全球化時代，亟需對各個崗位進行十分明確而且穩定的制度性授權，以便充分調動組織成員的責任意識和創造精神，從而提高組織工作效率和應對環境變化的靈敏度。一些大型的跨國組織和發達國家政府，都在制度性授權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并且取得很好效果，我國一些優秀企業也在這方面頗有收獲。然而我國政府部門的內部管理，制度性授權嚴重缺乏，總體上是以粗放式的財政控制加權威影響為主，是基于編制的身份管控和基于權謀的人際關系的混合體。雖然有些地方對崗位職責也有明文規定，但是非常籠統，停留在原則性要求上，對實際工作的規范和指導意義不強。行政部門一直存在“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衙門作風，表面看是工作人員作風和態度問題，實際上是由于缺乏制度性授權、內部管理不科學所致。權力清單作為一種制度性授權機制，它要求對事務的辦理流程、相關的法律依據、需要提交的證據材料、崗位的權責范圍以及獎懲措施做出非常具體的規定，這無疑是我國政府內部管理的一場革命，將使公職人員的工作作風和政府的工作效率產生質的飛躍。

加強社會監督，遏制濫用職權。當前中國基層政府公信力下降、干群關系緊張、群體性事件頻發，很大程度上是由部分公職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引起的。提高社會對基層公職人員的監督效力，遏制貪污腐敗、假公濟私、不當職務消費、徇私枉法、非法行政、粗暴執法等濫用職權行為，既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黨風廉政建設和行政體制改革應該解決的重點問題。事實上，中國并不缺乏監督的法律依據、機構、機制和力量主體，但是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抽象化、不具體，從而使所有的制度機制形同虛設，使所有的監督主體無處著力。“八項規定”之所以能收到這么好的效果，除了是因為中央領導率先垂范、狠抓落實和網絡輿論壓力空前外，還因為“八項規定”非常具體，不存在模棱兩可的解釋空間，廣大民眾可以直接對照監督。短短幾百字的“八項規定”就能對“四風”頑疾產生如此大殺傷力，可以想象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地方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推出明確具體的權力清單和權力運行流程之后，將會產生多么強大的浩然正氣，屆時各種瀆職濫權行為將被送到歷史的垃圾堆里。

當然提出建立權力清單制度還只是開始，真正把這一重要部署落到實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這是一項龐大的政府職能轉變和工作流程再塑工程，而且還需要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和平臺機制，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