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上述行動，不僅有助于防擴散，也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美國在國際防擴散機制中的霸權地位和影響力。

第四，建立攻防兼備的可信威懾，并與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相結合。

美國認為，有效的威懾使其他國家采取行動的成本要比不采取行動的成本更高，從而阻止其他國家采取行動。因此，要防止擴散，美國必須建立和實行有效的威懾。(21)

戰略威懾是美國威懾力量的基礎。冷戰后，美國努力從由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和戰略轟炸機構成的舊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向由進攻性核力量和常規力量、主動與被動的防御系統及靈活反應的基礎設施組成的新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轉變。克林頓時期，美國對國際安全環境十分樂觀，基本保持舊三位一體的核力量。小布什政府認為美國面臨的國際安全環境比冷戰時更糟。九一一事件使小布什政府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斷。面對“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的威脅，在2002年《核態勢審查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中，小布什政府提出建設新三位一體威懾力量，以便在面臨威脅時，做出核或非核的更為靈活的反應。(22)奧巴馬政府口頭表示要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但實際上繼續加強進攻性和防御性威懾力量。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凱文·P.切爾頓將軍(Kevin P. Chilton)、國防部助理部長詹姆斯·N. 米勒(James N. Miller)在《核態勢審查報告》發布前表示，美國未來除保持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外，還應保持把未部署之核武器迅速部署到重型轟炸機和戰略潛艇上的能力，以此防止技術或地緣政治的巨大變化。(23)為此，美國政府公布了新的可信替代彈頭十年戰略計劃，延長核武器使用壽命。(24)這樣做能確保美國在削減戰略核武器數量的同時不損害其威懾作用。另外，美國開發了新的戰略核潛艇，以取代目前的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而即使美國仍然使用現役的俄亥俄級潛艇，也有能力摧毀俄羅斯和中國所有主要城市。(25)

在戰術威懾方面，美國努力開發新型的可投入戰斗的小型核彈。美國認為，恐怖分子、“流氓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設施或軍事指揮中心都深埋于地下，常規武器難以實施有效打擊，而戰略核武器破壞性太大，因此需要研發穿透力強、威力大的鉆地型核彈。1993年，克林頓政府推出B61—11鉆地核彈，但它打擊經加固后的地下設施能力有限。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要求研制威力更大的攻擊深埋于地下的堅硬目標的鉆地核彈，(26)《2004財年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4)為此清除了法律障礙。奧巴馬政府延續了這一做法，要求全面延長B61核彈使用壽命，“確保B61核彈在2017年開始投入批量生產”。(27)

與冷戰時期著重發展戰略威懾不同，冷戰后，美國在發展核威懾力量的同時，非常重視發展攻防兼備的常規威懾力量。根據威懾理論，建立有效的導彈防御系統將大大增加有關國家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代價，從而阻止擴散。所以，開發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成為美國冷戰后防擴散的最重要舉措之一。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開始進行導彈防御系統試驗。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積極主張部署一個能夠保護美國及其盟國不受各種導彈襲擊的防御系統。2002年6月13日，美國正式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簡稱ABM)，同年12月17日，小布什命令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奧巴馬上臺后，繼續完善導彈防御系統。目前，美國已完成“迄今最具挑戰性”的反導試驗。美國認為，對目標進行全球快速打擊的能力具有很高的威懾價值和戰斗效果。(28)因此，美國政府在部署防守之盾的同時，積極開發和部署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小布什政府時期就積極發展全球快速打擊能力，奧巴馬政府則把全球快速打擊系統視為一種新的威懾形式，認為它有助于填補由于削減戰略核武庫留下的空缺，并為美國處理國際危機增加更多選擇。因此，奧巴馬上臺伊始就審查開發可在一小時內對世界任何角落進行精準打擊的非核遠程打擊力量的可行性。(29)

與建立可信的核及常規威懾力量相一致，美國提出并積極實施先發制人的防擴散戰略。小布什上臺前，美國雖然以防擴散為由發動海灣戰爭和對非洲有關國家的軍事打擊，但總體而言，“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實現目標的情況下，才考慮使用軍事力量”。九一一事件改變了美國防擴散政策的方向。在2002年1月和6月的講話中，小布什稱，為避免美國再受九一一那樣的襲擊，將對支持恐怖活動和輸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邪惡軸心”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小布什的言論論證了先發制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礎上，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要求“在‘流氓國家’及其恐怖主義代理人對美國或美國盟國威脅使用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前”，就快速和準確地制止它們的行動。(30)隨后發表的《反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進一步強調“先發制人”的思想，要求把反擴散與先發制人的打擊結合起來。(31)至此，“先發制人”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也成為反擴散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奧巴馬政府多次表示將繼續先發制人打擊和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蓋茨曾說，因為朝鮮與伊朗不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美國“所有選擇方案都已放在桌面上了”。(32)奧巴馬也多次強調，“為確保美國人民的安全，我將保留所有必需的工具”(33)。很明顯，無論是“所有選擇方案”還是“所有必需的工具”，都包括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

最后，逐步完善并最終形成反擴散、防擴散和后果管理三位一體的防擴散模式。

傳統上，為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美國采取防擴散，即采取諸如制裁、出口控制等外交和經濟手段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但冷戰后，美國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幾乎不受任何約束，與此同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加劇，尤其是伊拉克開發核武器計劃的曝光，使美國和西方國家領導人意識到核武器擴散到激進和不友好國家的極端危險性。于是，美國提出并實施反擴散戰略。1993年12月，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Les Aspin)正式提出“反擴散倡議”(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要求“發展應對新威脅的新軍事能力”，強調“將預防和防護相結合”。它標志著美國反擴散戰略的正式出臺。所謂反擴散，就是“國防部采取包括外交、軍備控制、出口控制、情報收集和分析在內的全面行動反擊擴散，以確保美國武裝部隊和利益得到保護”。它強調國防部做好軍事準備并增加軍事選擇作為阻止擴散的工具。(34)據此，許多學者把防擴散與反擴散對立起來。但二者并不對立。從定義看，無論怎么突出軍事行動，反擴散與防擴散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合，克林頓的助理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就明確反對將反擴散只定義為軍事打擊的說法。(35)因此，防擴散與反擴散是互補和并存的，不是對立和沖突的。2002年12月，小布什政府公布《反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國家戰略》，把反擴散、防擴散和后果管理結合起來。(36)以此為標志，美國冷戰后防擴散、反擴散和后果管理三位一體的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模式最終得以確立。

根據三位一體的防擴散要求，美國政府積極加強后果管理。國防部建立了三個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后果管理反應組，并進行訓練，使成員能隨時應對來自民事當局的要求，以美國陸軍第三步兵師第一旅戰斗隊和第一醫療旅為核心的第一組于2008年10月正式建成，第二組和第三組計劃分別于2009年10月1日和2010年10月1日投入運作。(37)在加強應對使用生、化武器后果管理方面，國防部制定了個人、集體保護計劃和清除污染計劃及醫學訓練計劃等。(38)上述各個計劃能有效地降低使用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造成的損害和危險。

　二　冷戰后美國防擴散的特點

縱觀冷戰后美國的防擴散政策，它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鮮明的選擇性。

從美國政府冷戰后防擴散的實踐來看，所謂選擇性防擴散，就是對任何新的準備開發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不是運用制裁或努力說服它們不要開發核武器，而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對于那些從事國際恐怖主義或對其鄰國采取軍事行動的國家予以阻止；對于那些只是尋求保護自己免受別國威脅的國家，則讓它們自行其是，并允許它們獲得威懾力量。

與冷戰時期主要擔心西方聯盟分裂而實施選擇性防擴散不同，冷戰后美國實施選擇性防擴散的理論基礎是所謂的“民主和平論”。美國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把擴散分為好的和壞的擴散，主張阻止壞的擴散，允許好的擴散。如馬特爾(William Martel)等敦促美國政府防止伊朗和朝鮮等敵國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不干預烏克蘭和巴基斯坦在這方面的訴求，因為它們沒有威脅美國利益，并實際上承擔了穩定器的角色，抵消了俄羅斯和印度的力量。米爾斯海默更是主張核武器應擴散到德國，但不應擴散到其他國家。(39)美國政府主要官員接受了上述理論，小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反擴散高級官員羅伯特·約瑟夫(Robert Joseph)、國防部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思(Douglas Feith)、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等宣稱核武器本身不是問題，只是“壞國家”擁有核武器才是問題。(40)質言之，美國認為針對所有新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實施反擴散措施是不必要的，只應針對那些敵視美國及其盟國的國家實施反擴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