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制度績效實現的限度
任何一套制度都不是無所不能的，更不是長期不變、永存永恒的，都有其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時空限度。制度優勢和劣勢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關鍵是如何適應環境的要求，揚優抑劣。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為中國制度優勢的發揮提供了新的平臺和機會。這些優勢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較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并通過經濟增長彌補甚至掩蓋了制度的劣勢。
國際社會囿于民主與專制的兩分法，將威權主義或專制主義一般化，用蘇聯體制的命運或者威權體制的命運來簡單類比中國制度的前景，只關注中國制度的弱點，得出的結論大多是悲觀的。而新世紀以來圍繞中國模式的討論又將中國的制度優勢盲目放大，將學術討論擴散為政治判斷，壓縮了討論的空間和想象的可能。這兩類分析都存在著觀念先行的內在缺陷，難以客觀地看待充滿活力的豐富現實。
對于中國制度優劣的認識，應該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多個國家，而非個別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參照系，進行多方位的比較，既要避免“西方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未來”這樣的“歷史終結論”，更不能盲目地夸大本國制度的獨特性。因此，中國的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制度是適應中國國情的，在制度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和創造性，但在運行中遵循了全球化時代國家權力運行的基本規律，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近代以來，現代化取得成功的各國，無不是實現了制度形式的獨特性與制度運行的普遍性的有機結合。中國也不例外；二是全球化帶來的風險的增多，為中國制度績效的發揮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也不斷通過明顯的制度績效強化本國社會對這套制度的認同，改變國際社會對于這套制度的偏見，從而為制度運行創造了更好的內外部環境。
30多年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制度的績效。在未來，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的發展，社會經濟環境能否實現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將從根本上檢驗中國制度績效發揮的限度。因此，中國的制度不能因為已經發揮出優勢而放棄進一步改革完善的努力，優勢會隨著外部環境和內部要求的變化而逐步喪失，制度優勢的升級勢在必行。
從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要實現制度優勢的升級轉變，必須實現兩個重要任務：一是將不斷多元化的社會與整體性的制度實現更契合的對接，充分發揮不斷壯大的社會力量，使制度優勢從國家中心向國家與社會合作方向轉變；二是針對現有制度框架大、細節弱的特點，從機制、措施、技術等方面入手，提高制度運行的精細化水平，降低制度運行的成本，使制度的優勢從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向調整社會關系轉變。
注釋：
[1]Will Straw, Alex Glennie.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 January 2012.
[2]M.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p. 4-5.
[3]Charles A.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4]Merilee S. Grindle. 2010. "Good Governance: The Inflation of an Idea", CID Working Paper NO. 202.
[5]Francis Fukuyama,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12, Volume 23, Number 1.
[6]［美］帕拉格·卡納．民主或效率：21世紀的挑戰[A].弗拉季斯拉夫·伊諾澤姆采夫主編，徐向梅等譯．民主與現代化：有關21世紀挑戰的爭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179.
[7]Ha-Joon Chang,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WIDER Jubilee Conference, 17-18 June, 2005.
[8]WIDER, Helsinki, Charles A.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1995(4).
[10]［美］賈恩弗蘭科·波齊著，沈漢譯．近代國家的發展——社會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30.
[11]L. Pye,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L. Binder et al. (eds.),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35.
[12]［美］曼庫爾·奧爾森著，呂應中譯．國家興衰探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3]［美］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1.
[14]鄧小平．怎樣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A].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213.
[15]F. Fukuyama, 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1.
[16]Eric X. Li,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3.
[17]［美］尼爾·弗雷格斯坦著，甄志宏譯．市場的結構：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高柏．魔方國家：當代中國政治變遷的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6).
[1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能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20]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1－07－02.
[21]［印度］阿什瓦尼·塞思著，谷曉靜、別曼編譯．中國和印度：不同績效的制度根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1): 98－106.
[22]Edward Deering Mansfield, Jack Lewis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23]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 London: Polity Press, 2013.
[24]鄧小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A].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348.
[25]［英］約翰·格雷著，張敦敏譯．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65.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