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制度多樣性日益得到普遍承認，各國都在尋找符合本國國情的制度發展道路。同時，由于交往的深化，制度績效在國家層面上具有了更大的可比性。中國的快速發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制度優勢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充分發揮有著密切關系的。這種制度優勢既得益于中國制度的獨特性，更來源于制度運行符合全球化對政治權力的普遍要求。

關鍵詞： 制度多樣性;制度績效;中國制度優勢;全球化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制度作為調節和規范社會關系的規則，也是多種多樣的。每個國家都有一套具有本國特色的制度體系，即便同屬于同一類制度模式，相互之間也存在著差異。隨著全球化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拓展，不同制度之間的交往活動也在增加、深化，所面對的變化、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共同性。必須承認，諸多的變化都是全新的，各類新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答案，不同的制度都要根據自身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定位來有效調動自己的判斷力、適應力和應對力。在應對這些變化和問題的過程中，制度之間的差異性也由于制度績效的分化得到了更全面的體現。中國的快速發展被公認為全球化時代的成功案例之一，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盡管有不同的解釋，但都承認這樣的事實：通過有效發揮制度優勢，中國把握住全球化帶來的機會，不僅很好地解決了本國的發展問題，而且為解決各國面對的共同問題提供了新的參考選項。中國的發展充分顯示了全球化時代堅持制度多樣性的意義。

一、制度自覺與制度多樣性的凸顯

冷戰結束之后，“歷史并沒有終結”于資本主義，反而迸發出巨大的活力。由于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瓦解，各國在發展道路的選擇上有了更大的空間與更大的自主性，可以突破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教條束縛，從本國國情出發來建設和完善本國的制度。各種文明、文化也獲得了充分展示自我的機會，文明的多樣性得到了廣泛承認。“文明沖突論”雖然存在內在的缺陷，但其前提是對文明多樣性的承認。大量的事實表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美國化，反而激發了其他文化文明的自我認同意識，為它們的強大復興提供了條件。聯合國從20世紀末期開始，提出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推動全球范圍內多種文明之間的開放性對話。這一呼吁不僅寫入了聯合國的文件，而且得到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認可和支持，成為世界性共識。制度作為文明的精華、文化的結晶，既體現了這種多樣性，也是多樣性的重要保障。不同的制度，形成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也影響甚至規定著當下以及未來的發展路徑。維護制度多樣性，就是尊重不同群體的歷史選擇以及現實踐行。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為更多主體提供了參與的機會，促進了不同制度間的相互交往，為它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更大平臺。有學者認為多樣性的呈現標志著全球化升級到2.0版或者第三波。[1]制度多樣性不僅是一種客觀現象，也成為不同主體，尤其是各國政府的能動追求，制度自覺不斷提升。一方面，在頻繁深入的交往中，不同制度加深了了解，在更全面認識對方的同時，也加深了對自我的認識，制度自覺和自信在比較中得到恢復，乃至增強；另一方面，面對越來越多的共同問題以及各自的獨特問題，不同制度的優缺點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現。沒有完美的、一成不變的、唯我獨尊的制度，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斷地自省和自我變革，以保持活力。

隨著制度自覺的提升，對于制度多樣性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首先，各國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既反映了各國國情的不同，也體現了各國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差異，由此使人們認識到現代化不簡單等同于西方化，現代化有著不同的實踐形式，形成了多種現代性。各國發展實踐表明，不論是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都不能簡單地因循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照搬“華盛頓共識”改革處方，必須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合適的道路、可行的方案，調動國內各種因素，增強文化自覺和制度自信，實現自主發展、本土發展、內源性發展。否則，即便有美麗的規劃、精致的方案，也不能取得預期成績，反而會導致重大損失，甚至災難性后果。即便是已經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各國的現代化道路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更重要的是，隨著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都面臨著再工業化、再現代化的巨大挑戰。在多元的世界中，面對紛繁復雜的問題，不能指望單一制度、單一模式、單一思想提供萬能的良方，必須允許和鼓勵多種制度道路的探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賓塞說，經濟實力激發了文化和政治自信，全球化2.0版意味著多種認同的相互依存，而非一個模式包打天下。[2]

其次，世界多極化格局為各國制度的自主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冷戰結束后，美蘇兩個大國主導的兩大陣營的對抗也相應瓦解，世界范圍出現了新一輪建國熱潮，出現了更多的國際主體。世界主要國家的綜合實力對比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的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的轉移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加速了這個變化。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歐盟、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正在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均衡化。世界格局的多極化，有利于抵制“霸權主義”、“新干涉主義”，有利于弱化意識形態的制約，為各國堅持本國制度，實現自主發展創造更大的空間。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過程中的失敗，說明了一個國家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建成的。為了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各國也在努力動員本國優勢，制度的重要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盡管各國更容易學習借鑒，乃至移植復制他國的制度，但是必須使外來的制度實現本土化，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第三，即使是有很多類似性的制度也不能簡單等同，而是存在各種差別。在冷戰期間，各國制度被輕易地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種二元標準劃分，只強調兩大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忽視了資本主義內部、社會主義內部豐富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既有以英美國家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有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模式，還有北歐模式、東亞模式、拉美模式等。而在每一種模式中，還存在國家間的差別。在社會主義模式中，既有前蘇聯模式、古巴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也有其他富有國家特色的模式。這些制度差異遠遠不是意識形態所能解釋的，而是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地理人口環境、社會政治力量結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實際上，隨著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各國之間的制度差異性更加突出，并且這些差異性往往成為決定各國發展的重要因素。在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各國的不同應對方式及其取得的效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四，即使是同一種制度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具有歷史多樣性。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不是固定不變的，現在的成熟穩定制度都經歷過重大變革。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制度，在制度內容和運行方式等方面，與200年前、100年前，哪怕是半個世紀之前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變化更大，甚至發生著顛覆性變化。全球化帶來的新問題和新挑戰，迫使每個國家主動調整制度，但是并非都能取得突破和成功。即便是所謂制度完善的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制度改革的困難。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政黨領導人頻繁變動，歐盟部分成員國遭遇的高福利改革僵局，美國一波三折的醫療體制改革、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基礎設施的艱難改造，以及席卷英美多國的“占領運動”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說明了西方國家的制度改革深受長期固化的利益格局制約，短時期難以實現制度的自我糾錯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