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西方輿論總是強調人口自由生育是人權問題，但閉口不談人口爆炸帶來的資源、環境危機會影響到中國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而這才是首要的人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到“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人口、資源、環境矛盾歸根結底關系著我國人民自身的根本利益，“不要聽蝲蝲蛄叫就不種莊稼了”。

第三，持廢除計劃生育觀點的學者提出來的諸多理由，都不宜簡單地歸結為人口問題，大多數都可以通過經濟社會政策調整來緩解或解決。以鄉村人口空心化為例，不能只看到農村勞動力人口大規模凈流出，也必須同時注意到城市人口的凈流入，特別是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人口早已過載且引發了“城市病”。解決好空心化問題，需要依靠經濟政策上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實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單純地靠鼓吹進一步增加人口數量來解決。一言以蔽之，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和調整上要始終銘記習近平總書記“三個不會根本改變”的重要指示精神，堅持應有的戰略定力，統籌協調好人口發展與生態治理的關系，不僅倡導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還要倡導人口規模與生態治理目標相適應。唯有此，我國的生態治理才能順利推進，才不會掉入“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生態惡化”的深淵里。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楊  莘（見習）】

注釋：

[1]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版，第567頁。

[2]曹榮湘主編：《生態治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3]張勁松：全球化體系下全球生態治理的非生態性[J].江漢論壇，2016年第2期。

[4]曹榮湘主編：《生態治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