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性不平等加劇財產、收入分配不公

在體制性不平等當中，最赤裸裸的不公平、不平等表現，一是壟斷集團憑借壟斷價格，牟取壟斷性高收入和壟斷利潤，使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蛻變為實實在在的少數人所有。二是公務員、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諸多福利待遇實行著明的、暗的極不平等的多重標準。三是福利待遇含金量差別巨大的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更是造就了不公平。四是國有企業的薪酬機制不公平、不合理。國企員工收入除基本性工資外，還包含工資外的隱性收入。而國有企業的年平均工資水平普遍是私營企業的2倍甚至更高。五是我國灰色收入占G D P的比例超過10%，掌握資源支配權力的機構、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侵吞公共資源，獲取個人利益，加劇財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體制性不平等主要來自我國行政化體制轉變的深層障礙，來自市場發育過程中“邊成長、邊滲透、邊蛻變、邊異化”，來自新老既得利益邊改革、邊凝固、邊膨脹，而始終沒有形成相互制衡、動態優化、自我協調的市場主體和競爭力量，從而在制度上、機制上，總是使少數人憑借外在的超經濟力量處于強勢地位，占有著更多資源。既得利益集團是惡化產業結構，并把財產、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我國特有的壟斷現象，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換句話說，我國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還沒有來得及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性壟斷的時候，行政性壟斷便早已捷足先登了。也正是由于這種捷足先登，導致規模經濟永遠不可能長大，小散差亂現象隨處可見。在這種背景下，行政壟斷遲遲得不到有效扼制，反壟斷法醞釀多年才艱難出臺，出臺后又對反行政化壟斷問題輕描淡寫、多有保留。這些剛好折射出了我國改革的最大難點。于是，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支柱產業、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陸續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也是觸目驚心。憑借對最寶貴、最稀缺資源的壟斷、獨占，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攫取巨額的行政性壟斷利潤。公眾權益通過非市場手段被私有化，加劇了資本、收入和財富向少數人的積聚和集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就應該嚴格界定為這一類。只有認準改革對象，找準主攻方向，才能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廣泛參與，才能使各項改革方案設計在出現爭論分歧時不致在細節糾纏中迷失主攻方向。

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經濟管制，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削減行政審批和行政事業收費，排除削減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擠牙膏”現象和居高臨下心理，嚴防一再出現的行政審批不斷反彈，“邊削減、邊增設”。各級政府及其各級主要領導應徹底停止直接插手各類企業活動。

第二，明確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須是體制性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先，做大蛋糕，給企業減負，剔除對民營企業自主權(投資、經營、定價、工資)的行政干預、硬性規定。誰許諾，誰兌現，停止政府開空頭支票亂承諾而企業埋單的狀況。與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決社會公平，解決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發動群眾，依靠大多數。促使改革的擁護者、參與者和受益者重新合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剔除形形色色的行政壟斷，促成新的三大收入消費群體，即“農民市民化”、“市民中產化”、“中產高端化”，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為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最強勁的內生力量。

第四，明確提出“非公企業同樣可以成為國家命脈企業、骨干企業”的新主張，改革行政壟斷主導下的特權經濟。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和國企，占有了太多的稀缺資源，排斥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資源配置權力化、行政化，導致嚴重損失浪費。民營經濟應當是經濟內生性成長的企業主體和就業主體，是最大的民生經濟。一批實力強勁的民營企業應該挑大梁，成為經濟骨干，而不再是陪襯。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教育、養老、醫療、住房、戶籍、企業、補貼、稅收、用地、貸款、投資等許多領域實行的雙重標準、雙軌體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其中，特別要深化戶籍制度和土地確權、流轉制度相結合的配套改革，解決城鄉“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不同權不同價”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