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相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支撐，尤其需要經濟法的規制。只有依循數字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改進和優化經濟法制度，充分發揮其作為“發展促進法”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經濟法是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部門法

經濟法作為國家法律體系中重要的部門法，對各類經濟形態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經濟法主要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兩大部分。其中，宏觀調控法包括財稅法、金融法、計劃法等法律制度；市場規制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制度。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和德國最早制定了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方面的法律，之后，各國也相繼制定大量經濟法方面的法律，主要用于解決工業經濟時代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為有效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發展，亟須對經濟法的具體制度進行改進和完善。

相較于傳統法，經濟法作為“發展促進法”，在立法過程中包含多種促進發展的法律規范，它們共同構成“促進型規范”，主要包括發展規劃、財政、稅收、金融、競爭等法律領域的鼓勵、支持、促進等具體措施。這些均有助于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目前，我國很多省市已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條例。由于我國多個重要領域的立法大多是通過地方立法先行試點，在取得一定經驗后再制定相關法律，因此，各地在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國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兩個層面，形成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則。

數字經濟發展需要經濟法的全面規制

“規制”一詞，在我國法學界最早見諸經濟法的相關研究，目前已被用于多個法律領域，但對其理解不盡相同。經濟法上的規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積極的鼓勵和促進；另一方面是消極的限制和禁止。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應加強經濟法的鼓勵和促進，同時也應限制和禁止其帶來的諸多問題或消極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

與上述規制涉及的兩個方面相對應，在經濟法中存在兩類重要規范：一類是促進型規范；另一類是限禁型規范。在規制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須將這兩類規范有機結合，從而實現全面規制或系統規制的目標，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當強調全面、系統的規制，而不是單純機械的管制或限制。

基于上述理解，從經濟法立法到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均應體現“發展導向”，從而構建“發展導向型的經濟法治”。在監管方面，應強調綜合的“發展型監管”，而不是單一的“限禁型管制”。因此，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監管部門均應從單向的消極監管轉變為雙向的全面規制，加強促進型規范與限禁型規范的綜合運用。在實施方面，監管部門和司法機關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理念、立場及方法均會直接影響整體規制的效果。比如，在平臺治理方面，無論是針對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還是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都需要全面認識資本要素對平臺經濟發展的影響。監管部門應當綜合運用各種規制手段，將規范與發展相結合。

經濟法對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規制

數據是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數據要素能否自由流動、有效利用，直接影響數字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應當通過對經濟法的調整，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讓數據要素市場能夠真正發揮作用，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過程中，業內對數據要素是否應當確權、如何確權等問題存在諸多爭議。為此，《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要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但這并不是對同一客體進行權利分配，比如，持有權、使用權、經營權的客體分別是數據資源、數據要素和數據產品。該運行機制能否解決數據領域的紛爭尚存一定難度。

目前，對于數據確權問題眾說紛紜，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應當進行數據確權，即使數據所有權難以確定，也要確定其他相關產權，這是數據交易的前提和基礎；另一類觀點認為，傳統的私法制度無法解決數據確權的問題，只要明確各類主體不得侵害個人信息權，不得侵害國家和企業的秘密信息權等行為邊界，就可以促進數據交易和利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因此不需要確權。

從經濟法的角度看，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與市場規制法關聯緊密。在市場規制法中，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屬于“禁止法”，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屬于“保護法”。上述法律都強調通過明確特定主體的義務對其行為進行規制，這也是市場規制法的共性。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為典型的“保護法”，其核心是保護消費者的各類權利，其中，也包括消費者的個人信息權。為此，該法通過規定國家和社會的義務、經營者的義務，要求相關主體具體履行其義務來保障消費者的權利。而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作為典型的“禁止法”，通過規定經營者的義務，禁止其從事相關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以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由此可見，各類市場規制法都是通過明確義務規則來規制相關主體的行為。這種義務規則的確定以及對違反義務責任的追究，有助于解決數據交換和交易等問題。近年來，我國涉及的多種數據糾紛主要是依據上述競爭法規范解決的，這是經濟法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

在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方面，應當遵循市場規制法的法治邏輯，基于“保護法”和“禁止法”，通過明確相關主體在數據方面的義務來規制其數據行為，保護相關主體的信息權，這對于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發展具有更直接的意義。

數字經濟法的制度構建

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發展，需要全面加強數字經濟法的制度構建。廣義上的數字經濟法是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法，是涉及數字經濟的各類法律規范的總稱，涵蓋各部門法中有關數字經濟的內容；狹義上的數字經濟法是數字經濟領域的經濟法，即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各類經濟法規范的總稱。在經濟法規制方面，應著重關注狹義上的數字經濟法的制度構建。

從現行立法層面看，狹義上的數字經濟法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法傳統立法領域涉及數字經濟的法律規范，比如，在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修改過程中新增加的有關現代信息技術、數字經濟方面的經濟法規范；另一類是經濟法新興立法領域涉及數字經濟的法律規范，如在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規定的大量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法律規范。

隨著經濟法立法對數字經濟的持續回應，上述兩類數字經濟法在數量、類型等方面還將不斷擴展。一方面，在經濟法的傳統立法領域，不僅在市場規制法中會存在大量相關條款，而且在宏觀調控法中也將不斷增加相關內容；另一方面，在經濟法的新興立法領域，有關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立法還將不斷增加經濟法規范。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有關信息、數據、網絡等方面的立法歸入經濟法部門，主要是考慮經濟社會信息化、數字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市場規制聯系更緊密，同時，經濟法的經濟規制與信息規制具有內在一致性。因此，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多層次的數字經濟法規范將不斷增加。

事實上，不論從數字稅到數字貨幣、從數據壟斷到網絡競爭，還是從消費者保護到平臺治理，由數字經濟引發的經濟法問題不勝枚舉，須加強財稅法、金融法、競爭法等重要經濟法的規制。應當通過各類具體制度的立改廢釋，帶動經濟法制度的推陳出新，從而有效回應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增長的需求，切實保障各類主體權益。同時，應當持續提煉數字經濟法的相關理論，不斷加強數字經濟法的制度構建，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為國家整體現代化奠定基礎。

目前，經濟法的促進和保障體系尚不健全，需要綜合運用經濟法領域的促進型規范和限禁型規范對數字經濟領域的各類行為進行系統且全面的規制，做到“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此外，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等關鍵問題，將經濟法領域的“保護法”與“禁止法”相結合，在相關主體有效履行禁止性義務的前提下，推動數據要素有效利用，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

有效推動數字經濟法的制度構建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無論通過經濟法的傳統立法擴展，還是通過加強數字經濟的新型立法，都要切實體現“發展導向”，不斷提高整體數字經濟立法的體系化水平。只有構建“發展導向型的經濟法治”，才能持續加強經濟法規制，促進和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