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是在不斷沖破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束縛和影響、采用漸進的方式推進的。面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復雜國內國際形勢，江澤民同志深刻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經驗，審時度勢、果敢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觀點，并在黨的十四大上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初步建立。

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新局，面對國內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困局，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解放思想為突破口，推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經濟改革是重中之重。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有學者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率先涉及改革中要處理的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1979年11月，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客人時更是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我國經濟改革主要圍繞著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路展開。

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經驗，在理論上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等同于指令性計劃的傳統觀念，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指導我國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成為引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路明燈，推動經濟實現持續快速發展。

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化改革取向，強調“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并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思路。1988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然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出現政治風波、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何去何從，中國來到了一個重大歷史關頭。

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89年6月，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會上堅定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這一鮮明的政治宣示，對于幫助廣大黨員干部全面理解、自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具有重大意義。

為貫徹落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江澤民同志不僅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主持召開一系列座談會，探求經濟體制改革思路，推動國家經濟健康發展。1991年夏，江澤民同志著手籌備召開一輪專家座談會，他要求參會人員必須具備三點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方面比較突出，敢于講話；二是對改革開放的設計、論證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參與較多；三是找一到兩名海外學成人員。另外，還要有幾個能介紹并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蘇東經濟的專家。江澤民同志還對座談會的內容提出要求，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中有哪些值得我們研究的東西；其次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劇變進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導致蘇東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和危機，以至于整個國家遭受重大挫折，發生急劇變化。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敞開思路，對我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作出探討。從10月到12月，江澤民同志親自主持召開11次座談會。這一系列座談會比較充分地討論和醞釀了我國經濟體制選擇和改革目標，出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觀點。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明確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月28日，黨中央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同志談話的要點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全體黨員干部。3月，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落實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4月1日晚11點，江澤民同志給國家體改委負責人打電話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么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體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議”。經過討論研究，體改委的建議是希望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所突破。

經過系列座談、深入思考，江澤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發表了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立足全球視野，不僅談到“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認識作了系統回顧，還介紹了國內關于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并強調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總得最后確定一種大多數同志都贊同的有關經濟體制的比較科學的提法，以利于進一步統一全黨同志的認識和行動，以利于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制的建立。他在講話中鮮明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還指出，“覺得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可以為大多數干部群眾所接受的”，并指出“雖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但也與中央一些同志交換過意見，大家基本上是贊成的”。

6月12日，江澤民同志進一步征求鄧小平同志的意見。鄧小平同志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指出，“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江澤民同志就黨校講話征求了黨內意見，結果表明黨內對此普遍贊同。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意味著經過長達十幾年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有了明確的目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銳意理論創新結出了累累碩果，意味著中國正在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告別，即將迎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時刻。

制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那么究竟怎樣才能按照黨的十四大精神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決定》所勾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四梁八柱”。《決定》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也借鑒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有突破，思想性和指導性都很強，是繼續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全會結束后不久，國務院作出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極大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改革。同時，我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價格管理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快建設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經過一系列改革，我國不僅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極大激發了經濟發展的活力，還為改善國家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使得中國經濟進入發展快車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江澤民同志以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巨大勇氣，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實踐已經證明，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巨大的制度創新創造，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活力，為我國在強國之路上越走越寬廣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今天，我們已經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們只有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活力。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