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學前我一直以為：老百姓將錢存入銀行（儲蓄）是好事，可支持國家建設。可上大學后讀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完全顛覆了我之前的認知。凱恩斯說：經濟大蕭條時期所以出現普遍的失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老百姓喜歡往銀行存錢，令消費增長跟不上收入增長。由于消費需求不足，導致了消費品生產過剩。

說實話，自己在大學求學整整10年，對這類觀點不曾懷疑過。盡管上世紀70年代西方陷入“滯脹”后，學界千夫所指，凱恩斯成為眾矢之的，而我認為是西方國家用錯了藥方。我對《通論》產生質疑，是1998年，當時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國內2000萬國企職工下崗，而中國卻有驚無險，很快渡過了危機。

面對大規模失業，中國能有驚無險，當然是政府應對得當；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的老百姓有“存款”。我到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過調研，訪問過下崗職工。職工反映，下崗后政府發了救濟金；加上自己有些存款，才供得起孩子上學。一語點醒，讓我意識到“儲蓄”對一個家庭的重要性。

回北京后，我寫了《凱恩斯理論的疑點》一文，對“邊際消費遞減規律”提出質疑，并對“儲蓄”與需求的關系作了分析。可不承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對中國高儲蓄群起攻之。

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庫峰會”在北京舉行，會上美國代表又公開指責中國高儲蓄。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作了回應，我也寫了《美國指責中國高儲蓄毫無道理》，那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中國自1992年至2009年，居民儲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為何20年前美國未發生金融危機？10年前也未發生金融危機？只能說明，美國次貸危機與中國高儲蓄無關。

以上說的是往事，回頭再說現實：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圍堵中國出口，不斷制造貿易摩擦，而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面對雙重壓力，2020年中央提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強調用消費帶動投資。于是“高儲蓄”再度引起關注。有學者認為，高儲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內需求，而要擴大消費，必須將“高儲蓄”降下來。

看來，人們對“儲蓄”存在不小的誤解，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前面提到的“東北下崗職工”的例子足以說明，“儲蓄”對家庭具有一定的“緩壓”功能。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儲蓄對維護社會穩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從整個國家層面看，儲蓄并不會抑制或減少總需求。何以作這樣的判斷？讓我從兩個角度作分析：

從投資需求角度看，居民為了取得利息，將自己的閑散資金存入銀行（儲蓄）；銀行吸收儲戶存款后，需給儲戶支付利息。我們知道，銀行是自負盈虧的商業機構，利潤來自存貸利息差。銀行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虧損，會立即將存款貸放給企業。如此一來，儲蓄則通過銀行轉化成企業投資，社會總投資需求會增加。

從消費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銀行儲蓄，他的當期消費會減少，但社會總消費未必會減少。有兩個關鍵點：第一，銀行不僅為企業提供貸款，同時也為消費者提供貸款。當社會上投資過剩而消費需求不足時，銀行會將“儲蓄”更多地轉化為消費貸款。于是，張三的“儲蓄”轉化成了李四的消費，此消彼長，總消費需求不會變。第二，是“生命周期假說”。此假說認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輕時消費會大于收入，有負債；中年時收入會大于消費，有儲蓄；老年時，消費會大于收入，用儲蓄彌補缺口。前后算總賬，一個人一生的消費，最終會等于他一生的收入。這是說，“儲蓄”是人們在生命不同階段“平衡”消費的理性安排。

有學者不同意這樣的分析，并且舉例子反駁說：美國和中國各有一個老太太，兩人的消費觀念不同。美國老太太年輕時不僅不儲蓄，反而從銀行貸款買了房子；中國老太太卻喜歡存錢，直到退休才買房子。這樣，美國老太太住了一輩子自家的房子，中國老太太退休后才住上自己的房子，明顯地吃了虧。其言下之意，中國老太太年輕時就應像美國老太太那樣，不儲蓄而貸款買房子。

這個例子確實有迷惑性。可我想追問的是：美國老太太貸款買了房子，每月是否需還本付息？還本付息后是否會減少其他方面的消費？中國老太太將錢存入銀行有利息收入，收入增加是否可以買更多的新衣服，或者增加旅游、健身等方面的消費？再有，租房住與買房住都是消費，兩者并無本質差別，怎能說儲蓄就一定減少消費呢？

最后總結本文結論：儲蓄不過是人們對現期消費與遠期消費進行權衡后的自由選擇。有人希望增加未來消費，今天愿意儲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費，愿意從銀行貸款。邏輯上，只要銀行將存款全部貸出去，無論儲蓄率多高，皆不會抑制國內總需求，所以高儲蓄不應受到指責。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