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也積累了豐富的現代化發展經驗和教訓。我們需要對這些寶貴的經驗從不同的維度進行梳理，以便使之成為我們創新學科理論體系的經驗基礎。從新發展社會學的視角來總結，可以大致概括如下要點。
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連續譜式的結構改進
從中國的發展經驗看，所謂現代化的社會轉型，實際是一個連續譜式的結構改進，這種結構改進可能并沒有一個宿命式的社會類型終點，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產力的革命性飛躍，不斷塑造著我們的未來社會。經濟的增長，是社會結構改進的基礎，但社會結構的改進，也并非就是經濟增長的被動后果，社會結構的改進反過來也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廣闊的空間。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把“增長”和“發展”區別開來，把“發展”視為一種更加廣泛的結構改進和社會進步。
當然，在現代化的連續譜式結構改進過程中，也形成了由一些標志性轉折點劃分的不同發展階段，這種階段性的劃分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動力、發展任務和發展要求。例如，在長時段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 從溫飽階段到小康階段、從小康階段到全面小康階段、從全面小康階段到基本現代化和全面現代化階段，在不同的階段要解決不同的突出發展問題和突破不同的發展瓶頸。特別是根據中國國情提出的“小康社會”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讓我們認識到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其實也是因時因地并隨認識的深化動態調整的，要根據發展理念的提升不斷完善，而不是刻板的規定。我們要根據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調整發展戰略，但也不能違背發展的規律或憑激情去做超越發展階段的事。
民富國強的邏輯：形成長期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長期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為了快速地實現初始資本積累，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強國，選擇了“先生產后生活”、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和重工業趕超戰略完成初始資本積累的國強民富道路。這種戰略為我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意外的結果是人民生活改善相對比較緩慢，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經濟發展中的動力不足、活力不足、效率不足問題突出。特別是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和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快速發展，讓我們深刻反思。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從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出發，選擇了優先發展與人民消費密切相關的產業的戰略，大力發展民生產業，成效顯著。從食品加工業到紡織業、從家用電器到各種電子產品、從汽車到住房，中國的制造業和建筑業飛躍發展，用幾十年的時間快速實現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走出了一條民富國強的新路，為中國式現代化奠立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從國強民富的道路到民富國強的道路，或許都是我們在不同發展階段面對不同發展挑戰做出的必然選擇，但發展的結果告訴我們，只有把發展動力建立在民生福祉之上，把生產和消費密切結合起來，才能調動起億萬民眾的發展激情和熱望，才能形成長期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是民富國強的邏輯所在。
非均衡中的均衡發展：全面發展和重點突破
“均衡”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比如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宏觀經濟的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增加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大調控目標，都是國民經濟的均衡要求。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從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周而往復、循環上升的過程。
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保持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均衡是非常必要的，但實現發展瓶頸的重點突破也是實現跨越式發展所必需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設立深圳特區和采取沿海率先對外開放的政策，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分配體制和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發展民營經濟和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的政策等，都是為了打破發展瓶頸的重點突破。沒有這種打破均衡的重點突破的帶動，很難有跨越式發展，但沒有宏觀發展的相對均衡，發展的持續性就難以保證。
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發展階段，鄉村振興、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實現低碳目標、堅持綠色發展、防范重大風險，這都是要實現的新發展均衡要求，但也是在夯實基礎、蓄積能量，以便在新的發展基礎上實現更大的突破。
從漸進變革到全面依法治國：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始終把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作為駕馭中國式現代化高速航行巨輪的穩定錨。改革是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發展是實現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務，穩定是改革和發展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
中國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通過先易后難、循序漸進、試點先行、以點帶面以及“雙軌制”過渡等漸進式改革方法，最終取得了成功。而根據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主流學派的理論推論，“雙軌制”過渡會造成高昂的體制摩擦成本，造成普遍的投機尋租行為，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中國漸進式改革為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提供了工具性手段，避免了難以承受的社會震蕩代價，從而通過發展成果有效抵消了改革成本。
現在看來，漸進式改革也并不是一切改革的普遍法則。中國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各方面的制度都已經更加成熟。試點先行仍然是我們推進和深化改革的主要方法，但頂層設計和全面依法治國成為中國在新階段推進現代化發展的更普遍做法。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成為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提高制度效能的新要求。但深化改革仍然是一項長期任務，隨著實踐的發展，體制仍需要進行不斷的適應性變動和創新。
國家治理的新框架：政府、市場和社會
在分析一個國家的社會運行和資源配置時，西方國家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比較傾向于使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并習慣于把國家和社會對立起來，作為相互制衡的力量。
其實任何現實的經濟運行，都是嵌入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的，沒有能夠脫嵌的在理論上存在的純粹經濟運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使我們有了一個關于經濟社會運行和資源配置的新的認識框架，即“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共治框架，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建立有效率的政府、有秩序的市場和有活力的社會，它們共同發揮作用而又各有側重，對于發展的不同事務，“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從一個“強政府、弱市場、弱社會”的國家，變成“強政府、強市場、弱社會”的國家和逐步走向“強政府、強市場、強社會”的國家。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大流行中，中國在疫情防控中廣泛的社會參與和社區治理發揮了令人驚嘆的作用，顯示了迅速成長的強大的社會力量。
社會共識的形成：廣泛參與的基層社會治理
社會共識形成的集體意識，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以后，為了釋放社會活力，發展生產力，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我國先后在農村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和在城市進行了“單位制”改革，并在法律上確認了城鄉社區基層組織的“自治”性質，整個基層社會面臨一個普遍的再組織過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化過程，中國基層社會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社會共識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的成熟制度，廣泛的社會參與形成了基層社會治理的自治基礎。
這次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大考驗。我國幾十萬個城鄉社區（居委會、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快速有效地深入到千家萬戶的社會動員，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抓手，從縱向到橫向的單位組織、社會組織、志愿者和廣大民眾廣泛參與，形成嚴格防控的集體意識和社會共識，迅速建立科學、動態的基層社區治理分級防控體制，保障封閉社區的物流和生活必需品供給，形成一種既能夠抵御非常態現代社會風險又能夠適應常態經濟社會生活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令西方一些政治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視為“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長期執政，怎么會在中國獲得那么高的民意支持；缺乏“兩黨制衡”或“朝野制衡”的中國共產黨，怎么實現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偏革新。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中國共產黨把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執政的社會基礎。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一心一意謀發展，全心全意改善人民生活，大到消除絕對貧困、鄉村振興和改善生態環境，小到垃圾分類、廁所革命和治理背街小巷，都是從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以此作為執政的堅實民意基礎。而每一項發展的重大決策和長遠規劃，都歷經外人難以想象的復雜細致的民主協商程序，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智慧和遠見卓識，一旦做出決定，就言必行、行必果，長期堅持、久久為功。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中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地團結社會各階層和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也決不允許政治腐敗、經濟寡頭、金融大鱷、網絡大亨操控政治、壟斷市場、煽動和挾持民意?？梢哉f，守護人民共同利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
堅守全人類共同價值和走自己的路
中國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也是世界上潛力最大、增長最快、規模龐大的單一消費市場，這將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中國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引領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和平發展之路。中國在讓全體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同時，也要成為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建設者和負責任的國際大國，不斷增強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理解和溝通，與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這當然是一條非常漫長的道路，可能會不斷有矛盾、沖突和對抗，但大國都需要具有管控對抗的智慧和能力，走出一條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發展的新路。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正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不確定性，但“叢林規則”是走向毀滅的選項，人類應該有智慧創造共同發展的未來。
本文只是為構建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經驗的新發展社會學破題，作為一種學科思想體系，它還需要更加規范的理論框架、更加清晰的分析邏輯、更加學理化的思想表達和對中國經驗普遍意義的闡釋。最重要的是，作為中國的學問，它要能夠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