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高度，全面深入地闡述了這一重大理念，為新時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民主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貫通起來，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一、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
人民民主是中國人民的百年追求與夢想，也是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贏得的勝利成果。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和國家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都蘊含著人民民主。
我們的人民民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增強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必須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三統一”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上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完善。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加強對行政、監察、司法機關的監督，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使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成為全面擔負起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的工作機關，成為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代表機關。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組織協商，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把協商民主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全過程，更好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
基層民主是當代中國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實踐。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工程重點推進。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依法行使公民權利。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各項權利。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自治有機結合。
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優勢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要與其國情相適應。衡量一種政治制度優劣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適合本國國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而不應該由自以為是的少數國家來評判。”
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制度設計建立在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上，建立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運用上，確立并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為主體，具有最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治制度；是植根中國社會，符合中國國情，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是能夠持續推動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圓滿實現的政治制度。我們堅持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確立一套更加完備、更加成熟、更加管用的政治制度。在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保證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相統一，避免了民眾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進入休眠期的虛偽民主。
在我國政治制度運行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政權體系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支持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動，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各個要素相互協調、密切配合的國家治理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受了應變局、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控疫情等嚴峻考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達到全面小康，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保證國家機器高效運轉、集中人民意志和力量辦大事、促進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顯著優勢，既能夠保持中央政令統一，保證黨和國家決策部署得到切實貫徹，有利于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強大合力，有效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又能夠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共同奮斗。
三、人民民主在實踐上高效、管用
人民民主對于國家政權而言，就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對于公民個人而言，就是充分享有公民權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其組織制度、選舉制度、代表制度逐步健全，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化程序化保障不斷完善。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范圍和民主權利，保證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各級人大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充分履行國家權力機關職責。人民政協不斷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有效發揮了協商民主的重要載體作用。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社團協商、基層協商蓬勃開展，民主懇談會、民情通報會、社區議事會、決策聽證會等協商形式豐富多樣，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不斷拓寬。
我國各級人大代表是經過自下而上、逐級投票選舉產生的。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為例，在縣鄉直接選舉、省市間接選舉的基礎上，35個選舉單位選出2980名全國人大代表。在國家立法和監督等工作中，人大代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以來，已有800人次全國人大代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直接參與立法。在我國，任何一項關乎全局的重大決策，都是經過充分的民主程序，最大限度地征詢各方面的意見建議作出的?！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就是歷經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兩次起草組會議、七場問計座談會，收集超過101.8萬條網民建議之后的成果。
如今，我國已形成了全面、廣泛、有機銜接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構建了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我國法律規定，各類基層組織都要通過一定形式組織成員參與民主管理。在公共決策過程中，包括社會問題認定、政策議程設置以及規劃、執行、評估、終結等基本環節，都通過座談會、聽證會、征詢會、懇談會等多樣化形式征求社會問題，聽取民眾呼聲，讓人民參與到公共決策之中。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工會定期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對事關職工利益的重要事項進行研究協商，提出意見建議；在社區和農村，通過召開居民和村民代表大會，決定和管理轄區內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動搖
今天，西式民主正在褪去光環、跌下神壇，日益暴露出弊端和局限，遭到越來越多人的質疑和詬病。西式民主形成今天這個局面不是偶然的，它有著與生俱來的基因缺陷，本質上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嚴重背離了眾人之治的民主原則，是對民主本身的嘲諷和踐踏。某些西方人士出于傲慢與偏見，不僅沒有對自己的民主模式進行必要的反思，還給西式民主披上一層華麗面紗，將西式民主鼓吹為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遺余力四處兜售，極力打壓采取不同于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我們歷來主張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議會民主不適合中國國體，因為它沒有一個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不能體現人民權力的至上性和全權性。三權鼎立不適合中國政體，因為它是建立在不同利益集團矛盾和斗爭基礎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帶有相互掣肘、相互拆臺等弊端。多黨紛爭不適合中國政黨制度，因為它是與資本主義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配套的，如果我國也如法炮制，必將損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損害中國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團結和道義上的一致。新時代我們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目的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而不是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是為了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而不是對西方政治模式亦步亦趨。如果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當作普遍適用的政治模式加以照搬，其結果不僅事與愿違，而且還會因失去特點而喪失固有優勢。
（作者：顏曉峰，系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