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進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完善

中美貿易摩擦的實質是知識產權之爭，是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之爭，是現代經濟發展模式下的國家優勢地位之爭。因此，以此貿易摩擦為契機，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戰略性轉型，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與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融合性轉型，將切實有助于實現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有效完善。

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戰略性轉型。自改革開放至今，為數眾多的發達國家企業依靠其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進入中國市場，無論是在知識產權收益，還是在人力資本節約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盈利與發展機遇。我國也一直都在致力于改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以適應國內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并且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日益成為我國從國家到各類市場主體面臨轉型發展時期所需要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不斷實現了向國際標準靠近，知識產權執法、司法環境也在不斷完善。但是，身處知識產權保護需求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之中，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戰略性轉型仍然尤為重要。

第一，推動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司法、政策環境的再整合。在立法層面，不僅要以我國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內的知識產權法律為核心，還要結合科技成果轉化法、企業所得稅法、反壟斷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等其他法律可能對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產生的綜合影響，協調立法內容，切實保障各類主體的知識產權權益。通過立法為符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目標的執法、司法、政策制定提供行為依據，對不符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目標的執法、司法、政策制定行為實行逐步限制或者明確禁止。為知識產權由行政執法保護轉向司法保護提供法律依據。增加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立法，以精準應對與不同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體系中出現的碰撞與摩擦。在執法層面，進一步協調已經經過職能重組的國家知識產權局與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之間在商標執法中的執法權銜接問題，有效延伸國家知識產權局在指導執法工作基礎之上的行政執法權限。將現有的分散于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海關總署、公安部等部門，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執法權限、執法標準進行進一步整合，進一步提升行政執法效率。在司法層面，積極推進我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之間的有效銜接，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以行政執法為主要手段的知識產權保護形態的現狀中，通過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引導行政執法部門依法將工作重心從行政執法轉化為行政服務；深入推進知識產權糾紛的司法化處置，鼓勵人民法院進一步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積極發揮審判職能，逐步實現以知識產權司法為主導的權利保護形態的形成。在國家政策方面，無論是針對我國為鼓勵制造業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等而推進的一系列國家發展理念，還是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產品以及在我國注冊的知識產權產品而采取的傾向性政府采購等一系列政府行為，都應該與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內部與外部形勢相適應，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以恰當的方式予以表達。在必要的時候，仍然需要持續根據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現實需求，對于明顯具有知識產權傾向性保護的政策進行撤回，并結合立法、執法、司法實踐，整體化梳理未來政策發布的邏輯核心，結合創新型國家建設，進行更為審慎地決策引導。

第二，對政府在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的作用進行再定位。知識產權在國際規則體系中一直被定位為私權。不少發達國家在其知識產權保護的過程中都極力宣稱國家權力不應介入私權保護體系，但事實上，知識產權國際化保護本身便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保障其國內創新發展利益而以國際公約的名義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國家發展理念輸送。因此，理論上所謂鼓勵市場主體積極行使除了國家法律明確禁止之外的任何知識產權權利，政府則除了完成知識產權法律中允許政府完成的行為之外不實施任何行為，并不會產生以政府為推手的西方跨國利益集團提出的所謂各國知識產權都可以獲得公平公正的保障的必然結果。當然，這也并非是說，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上，政府可以實施除了國家法律明確禁止之外的任何行為。嚴格來說，政府權力的確應該較之市場權利而言有更為嚴格的限制。但是，限制的程度取決于實施政府權力與保障市場主體權利之間的平衡點，而并不是發展中國家或者不發達國家政府就應該采取更為嚴格的措施限制政府權力。因此，我國政府在創新型國家轉型發展背景下的政府權力行使應該堅持進退有度，既可以有效應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雙邊機制與多極化諸邊機制策略，又可以使現階段正在實施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政策切實而有效地服務于國家發展需求，并保障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行使。

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融合性轉型。美國經濟發展以創新為重要保障，知識產權幾乎被應用于美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因此，美國致力于不斷嘗試按照美國的發展策略和目標，建立可以回應美國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需求的知識產權體系，并尋求更多的外部路徑用于推進和捍衛美國創造者、創新者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的能力和利益。與積極在TRIPS中尋求利益保障的發達國家類似，借助TRIPS過渡期尋求知識產權保護發展空間的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作為國際規則體系的成員國也具有借助國際規則的靈活性保障自身利益的空間。知識產權作為一項為了鼓勵創新而為創新者提供經濟收益的制度，只有在技術與收益之間不斷進行平衡調整才能發揮制度效益。因此，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完善在明確內、外部需求的基礎之上，應該嘗試走出去，積極探索適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需求的自我發展之路，加強與其他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合作，并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爭取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制定，傳遞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理念。

第一，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中探尋適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需求的自我發展之路。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發展趨勢中，我國作為知識產權的主要消費國，與一些發達國家仍然具有較大差距，這使得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體系中并不具有獲得利益保障的比較優勢，但是，隨著我國現代知識產權在質量與發展潛力上的不斷提升，隨著我國傳統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不斷完善，我國知識產權的利益來源也在不斷向國家外部擴展。因此，我國應該尊重已被世界各國廣為接受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借助國際化發展的推動力，以推動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執法與司法環境的進一步完善為基礎，繼續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仍然存在的內外沖突，為我國創新發展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與積極的外部支持。與此同時，我國還應該持續努力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提升與技術壁壘為我國知識產權發展與獲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合理運用國際規則，尋求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規則平衡，為我國創新發展贏得一定的利益空間與發展時間。

第二，進一步探索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中權利、義務、責任的實現方式。美國就中美之間在知識產權中涉及的商業秘密、安全可控的ICT政策、技術本土化、自主創新、投資限制、產能過剩、政府補貼、出口限制、戰略性新興產業、國有企業、行政許可、政府采購、稅收、標準制定等諸多領域中權利、義務、責任的實現仍然存有質疑，并計劃持續關注我國以“知識產權和國家安全”為主題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對此，我國應該采取措施改變美國不斷“采取邊緣性政策措施，敦促我國持續性采取措施解決美國擔憂”的雙邊性、被動性策略。轉而借助全球多邊機制，采取積極、有效而符合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需求和邏輯的，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中的權利、義務、責任的實現方式。例如，在表達美國在訴諸世貿組織以外的單方面行動違反國際法之外，明確在WTO條約中享有為保護其本國知識產權免遭濫用而可以行使的權利的范圍，明確美國在沒有首先獲得世界貿易組織裁定我國行為與我國的WTO義務不一致的情況下，對我國產品征收關稅時我國可以行使的權利的范圍。也就是說，我國在完善自身規則體系、探索在國際規則中的自我發展路徑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學習并熟練掌握國際規則的內容、從制定到執行的程序、國際規則的潛在邏輯，從理論到實踐全面提升對國際規則的認知與靈活運用能力，探索適合我國權利、義務、責任實現的最佳方式，并為以后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在全球知識產權規則中的需求發聲。盡管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體系中并不具有明顯優勢地位，但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積極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與其他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合作，保障發展中國家乃至不發達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體系中的利益，這是我國作為國際大國應盡的責任與應有的擔當。應在融入現有規則體系并保障多方權益的基礎之上，抓住知識產權保護全球化發展為我國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機遇，積極尋求參與制定國際化的知識產權規則并將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訴求及理念融入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之中。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勢不可擋，全球化利益共享的現實正在積極地消除任何可能導致其發展不穩定或者是倒退的商業形態、文化形態、意識形態。國際化知識產權規則不是其中的第一個內容，也不會是最后一項內容。我國必須盡早地變被動適應為主動參與引導，才能真正保障包括我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TRIPS促使全球化的知識產權獲得了普遍性的保護，也使得具有不同知識產權發展水平和需求的國家站在了同一標準之下，參與其中的國家不得不忽視其國內知識產權發展的個性化需求，這種一刀切的、只要求參與其中的國家必須堅持“采取積極的行動保護知識產權”的做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在推動國內知識產權發展中可以采取的措施空間，并且即使已經如此，還被認為做得并不足夠，這樣的做法存在明顯的不合理之處。綜上，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在全球知識產權規則中的需求發聲，既符合我國參與、維護全球知識產權規則的國際定位，有助于促進國際知識產權規則向著更為合理的方向發展，又可以提升我國參與國際知識產權秩序制定的核心能力，更好地發揮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在國際外部環境中的主動性，主動享受基于規則體系帶來的利益，還可以從參與制定規則做起，逐步實現對于更多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參與、組織，進一步拓展我國以國際規則解決國際問題的多元化路徑。

結論

中美貿易“斗而不破”的底線在當今國際交往中已時移勢易。本次美對華啟動301調查及中國的應對措施，反映出中美貿易摩擦的嬗變不再是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和平演化”的粉飾手段，而是美國試圖遏制競爭對手，縮減貿易逆差的報復行徑。中國以中興通訊公司為代表的微型芯片等知識產權進出口產品和對外投資在美國遭遇貿易保護主義，拉開了中美貿易摩擦與知識產權博弈的帷幕，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與美中貿易逆差的失衡。雖然，中美貿易失衡的畸變由美國引起，但破拆失衡問題的關鍵則在中國。為了揭示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探索解決貿易失衡的可能性，應以本次美對華啟動301調查為背景解釋中美貿易摩擦始末及原因，結合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司法保護現狀，分析我國現有知識產權制度應對美對華貿易挑釁的不足。并以本次貿易摩擦為契機，考量未來國際知識產權發展趨勢，對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踐行智慧賦以學理嘗試，更為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戰略性、融合性轉型，積極參與國際知識產權規則制定，提升我國知識產權國際問題應對水平與能力提供科學、合理的理論支撐。

責 編／馬冰瑩

馬治國，西安交通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院長、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法、科技法、公司及金融證券等實用法律問題。主要著作有《科技與經濟法律新問題研究》《中國證券法適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