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沖突的緣起

2018年3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進口美國的鋼鐵和鋁制品分別加征25%和10%的關稅，就此打響中美貿易戰第一槍。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USTR）公布《中國貿易實踐的301條款調查》，認定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相關的行動、政策和實踐是“不合理或歧視性的”，對美國商務活動不利。就此，3月23日，中國政府公布了價值30億美元的加征關稅的美國產品清單。

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基于301報告結論，公布將于7月6日對1333種、總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4月4日，中國宣布對106種、總值5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飛機。4月5日，中國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請求，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4月18日，美國表示同意就征稅措施與中國在爭端解決機制下磋商。

從今年5月開始，中美之間進行了三次貿易談判。第一次中美貿易談判，雙方各提清單，因分歧太大而無聯合聲明；第二次談判，雙方達成六大共識，但在核心的知識產權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只有幾句簡單表述，共識不多；第三次談判，中國提出700億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條件是美方停止301條款的關稅進程，但是，在這點上也沒有達到多少共識，談判結束后，中美雙方各自發表簡單聲明，自說自話。所以，第三次中美貿易談判與第一次無果而終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更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次中美貿易談判之前的幾天，即5月29日，美國再次宣布對中國500億美元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并要在6月15日公布具體清單及在這之后不久實施。

6月15日，美國不理會中國警告，正式公布對中國新一輪制裁的關稅清單，落實向包含先進工業技術的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指出，加征的中國商品有1102種，針對“中國制造2025”戰略所涵蓋的高科技產品，包括航空、資訊科技、機器人、工業機械裝置、新材料及汽車，但不包括美國人會購買的普通商品，如手機及電視。其中，總值340億美元的首批818種商品，將于7月6日起額外征收25%的關稅；第二批總值160億美元的284種商品，暫時列入建議征稅清單，具體時間再確定。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強調，如果中國出臺報復措施，美國將會進一步加征關稅。

與此同時，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強硬回應，將出臺同樣規模、同樣力度的關稅措施。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隨即在6月16日凌晨1時27分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其中對545項約340億美元的農產品、汽車、水果等商品，于7月6日起實施加征關稅，對其他商品加征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布，即對美國的關稅政策以牙還牙。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這也意味著以前雙方達成的貿易成果都化為烏有。

從中美兩國6月份開出的征稅清單來看，與4月份的清單相比，中國基本是延續了4月份的清單，只是更加側重針對美國的農產品；而美國則減少了平板電視、醫學用呼吸儀器和空調組件等商品，新增了包括半導體、電子和塑膠等產品。也就是說，美國開出的清單針對的是中國所需要的“先進工業重要技術”，也就是和2025計劃有關的產品。雙方清單的政治意味都十分明顯。

中美340億美元貿易戰在7月6日正式開打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兩周內要推出160億美元清單，完成500億美元的兩段走程序。特朗普還威脅，如果中國要反制，他最終會出臺超過5000億美元的清單。之前他曾說如果中國報復，美國將推出2000億美元清單，如果中國再報復則再推出2000億美元，共4000億美元，這次又加碼到5000億美元。如果這樣，這個關稅清單則基本上涵蓋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全部出口。7月10日，美國公布了新一輪關稅清單，這張清單將對中國進口的電器、家具等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的關稅。一場中美貿易戰正在向縱深發展，未來前景如何是相當不確定的。此外，6月末，美國國會已經通過了新的外資審議法案，以強化限制，表面上雖非明文針對中國，但實行上完全可以更高效及全面地封殺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如目前便公布拒絕中國移動到美國營運，估計今后類似的案例會陸續而來。

美國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第一槍之后，中國則以對等的方式對美國開戰，即中國對相當金額的美國進入中國的商品征收關稅。但是在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開出第二槍之后，中國更多的是進行輿論上的反擊，而沒有開出具體的征稅清單。有報道認為，中國正在研究從其他方面采取反制辦法。也就是說，這場中美兩國貿易戰會真正地繼續打下去。到7月20日為止，中美兩國還沒有走向談判桌的意愿。這場中美貿易戰如果真的打下去，那么對中美兩國經濟的影響肯定是巨大的，最后的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或雙輸。當然，更大的問題是，在這場中美貿易戰中誰先敗下陣來。

根據復旦大學華民教授的研究[1]，從歷史上的貿易戰來看，每一次貿易戰都會是貿易順差國敗給貿易逆差國。200多年前的英國對美國、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對英國、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對美國，這三場經典的貿易戰案例，都是以貿易逆差國戰勝貿易順差國而結束。在華民教授看來，這兩類國家所面臨的貿易失衡總是異質的。貿易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支出超過儲蓄，而貿易順差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是產能大于需求。當這兩類異質國家開展貿易戰時，貿易逆差國的調整過程是向平衡回歸，而貿易順差國的調整過程則是具有災難性的“去產能”。調整的性質不同，其結果當然迥然相異。

就目前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來看，中國是貿易順差國，美國是貿易逆差國，而且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3700億美元以上。如果中美貿易戰要求中美貿易關系的調整，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那么中國或是增加對美國商品的進口，或是減少對美國商品的出口，或兩者同時進行。而中國減少對美國商品的出口，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及去產能的過程。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下，城鄉二元分化仍然十分嚴重，由農村人口比重過高所造成的總需求約束和由劉易斯增長所造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出口來完成。因此，由中美貿易戰所造成的去產能，不僅可能造成總需求約束更為嚴重，而且可能會加劇劉易斯增長階段的產能過剩問題，并由此引發中國經濟的嚴重危機。所以，根據華民的理論邏輯，中國不能與美國及世界各國打貿易戰。

還有，當前美國總統的貿易顧問認為[2]，要讓美國強大，就得重走20世紀美國政府的老路，重推貿易保護，提高關稅。因為，1918年一戰結束時，美國平均關稅不到20%；之后美國國會陸續通過一系列法案提高關稅，到1929年美國關稅上升到28%；《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誕生，美國再次大幅度提高關稅，之后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上長了57.3%。雖然這些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更多的是保護了美國產業，為二戰后美國的強盛奠定了基礎。不過，陳志武教授則認為[3]，以歷史的角度來看當前的中美貿易戰，當前全球范圍內正在發生的事情，與過去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相似，這是非常讓人擔心的。之前美國所采取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引發了1929年10月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催化了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抬頭，以及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并由此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最后引發了軍事危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目前全球的形勢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積累多年的全球結構性問題的總爆發，并由此演變出2009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等新情況。從這些發生的事件來看，與20世紀30年代中期差不多，全球各種危機已經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政治社會危機階段，離軍事沖突或危機只有尺咫之遙。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這場中美貿易戰再打下去，最后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對中國的傷害可能會更大。這也意味著，對中國來說，這場貿易戰最好是不打，但現在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么中國如何以好的方式來結束這場貿易戰而不走歷史上貿易順差國最后以失敗告終的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還有，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僅會嚴重沖擊中美兩國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而且會全面影響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最后是否會引發軍事危機或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然不能以歷史類推，但是只要這種風險存在，對全球的社會經濟及政治都是災難性的。因此，要想引導這場中美貿易戰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就得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及反思，就得在理論上把握好這場中美貿易戰的根源實質，探究其內在法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有效化解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的方式。本文希望在這些方面有新的嘗試。

中美貿易沖突的背景及意圖

對于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為什么會發生，目前討論甚多，眾說紛紜。不過，如果不能夠站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與研究，要找其根源、把握其問題的實質并非易事。從近幾年全球各國的政治生態來看，具有極端民粹意識的政治事件頻頻發生，如美國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意大利選民投票給極端民粹黨等。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現代社會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社會精英聚集有關。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學家在《自然》雜志上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4]，他們通過對遍布全球的63個考古遺址進行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從一萬年前開始，到晚期農耕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每次技術創新都使得人類財富的差距拉大。這是一萬多年來的大趨勢。根據陳志武的觀察[5]，這種趨勢在1780年前工業革命之后的140多年里達到頂峰。但是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0年的時間里，經過政策的調整，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總體上在不斷地下降。但是，20世紀80年代信息時代到來，新的一輪全球化發展使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差距又進入了持續上升的周期。[6]由于財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沒有分享到這一輪全球化及信息化時代的經濟成果的失意者也越來越多，他們需要尋求代理人來釋放壓力、改變現狀。可以說，特朗普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所以，如何來改變現狀，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務。

張宇燕等人認為目前中美關系開始進入質變期。[7]這種中美關系的質變可以概括為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Engagement）調整為“規鎖”（Confinement）。所謂的“接觸政策”，就是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讓中國參與各種國際事務，并讓中國逐步成為分擔美國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所謂的“規鎖政策”，就是要規范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范圍以內。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規鎖政策”不是通過孤立或隔絕等途徑等待目標國因內耗與低效而停滯以致崩潰，而是致力于運用綜合手段塑造目標國的發展路徑、鎖定目標國的發展空間。就此，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達得非常清楚，該報告開始將中國和俄國定義為競爭對手[8]，而且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也刊出了對40年來中美外交關系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愿望落空》的文章[9]，該文章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來基于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越來越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因此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他們的建議是，美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自身的實力，并將對華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實際的預期之上。該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界的強烈反響和積極討論。所以，王緝思、芮效儉、艾倫·弗里德伯格、托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麗夏·金、約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學者在《外交事務》雜志2018年第7～8期以《美國誤判中國了嗎?——辯論接觸政策》為題，對《中國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國愿望落空》一文進行討論，坎貝爾和拉特納對點評進行回應。[10]文章的核心就是如何反思前幾十年來的中美外交關系及如何調整。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朝野上下已經形成了共識[11]，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從而占了美國的“大便宜”，中美關系開始進入質變期。這也是近來美國一些不利于中國的法案都以高票或全票通過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正是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美國政府高調地挑起了這場中美貿易戰。

對于這場中美貿易戰的原因，目前主流的意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當前中美貿易關系不公平、不正常，從而使美國與中國貿易出現了3752億美元的逆差，因此，特朗普就通過加征關稅的方式來扭轉這種逆差，即所謂的“逆差說”[12]。還有一種就是地緣政治說[13]或“修昔底德陷阱”說[14]。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方面的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告誡：在人類歷史上，快速崛起的國家向來傾向于尋求區域甚至全球霸權，這往往導致它們與當下的主導性大國發生沖突。所以，面對中國崛起，面對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一定會借故各種理由來打擊中國，不讓其崛起。比如，會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科技等領域防止中國從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中得到好處。當然，除了這兩種代表性的“主流意見”之外，還有其他更多的說法，在此不一一討論。

但是，這些主流意見都只看到問題的表象，并沒有涉及問題之核心。因為，對于“逆差說”，既有計算上的偏差問題，計算口徑不同，其貿易逆差差距會非常大[15]；也有貿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貿易順差國是否一定是沾貿易逆差國的便宜的問題。只要兩國發生貿易關系，不出現貿易逆差或貿易順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兩國的要素稟賦優勢不可能相同，問題在于兩國的貿易關系是不是建立在比較公平的基礎上。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由于其經濟制度的差異很大、經濟結構不同、自然資源稟賦不同、金融市場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差異及人民生活水平懸殊等，兩國貿易關系存在更多的、巨大的資源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但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經常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負向的外部性。例如，由國家異質、本國偏好、市場分割、匯率錯調，以及稅收扭曲和跨國公司內部的轉移定價等而導致的貿易不公平或不對等[16]，從而使兩國之間的貿易出現不可避免的一些爭端及摩擦。Joseph Quinlan與Marc Chandler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的文章也指出[17]，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差不多每屆美國總統都會遇上貿易逆差問題，都會引起不少爭論。但實際上美國企業及商業項目已經遍布世界各地，美國的利益并不會因為其巨大的貿易逆差而受到傷害，反之，有更多的比較利益。所以，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及貿易摩擦是一種常態，并非是導致中美貿易戰的原因。

至于政治上的陰謀論或“地緣政治說”更是不成立的。因為，盡管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也達到美國的60%以上，但是中國的GDP與美國的GDP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貨幣意義上的可比性并不是實質內容的可比性，美國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創新產品，而中國的GDP更多的是傳統房地產價格上升，再加上2005～2015年人民幣持續升值（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8.27上升到6.14，所以對全球各國實質匯率升值52%以上）[18]，我們根本不用把中國GDP的內涵過分夸大，其與美國相差太遠。美國的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軍事上，而且還體現在教育、人口結構、科技、金融與法律制度及能源獨立等方面，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優勢難以改變。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國政府根本就不會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同樣，在這點上中國政府也十分明智。盡管國內有所謂的智庫及媒體一直在爭論美國是否成為一個衰敗中的大國，但是迄今為止沒有形成任何共識。[19]中國政府一直清醒地自視為發展中國家，要努力學習發達國家，以發展自身。

所以，中美之間貿易沖突的實質更應該是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行為沖突性，是由這種相沖突的經濟體制所形成的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20]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準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積極地參與和干預市場，由此導致了價格機制失靈或扭曲，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不平等的貿易關系。再加上兩國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及兩國在國際貿易分工的地位，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往往是結構性的，無法通過價格機制調整來解決，只能通過政策協調的方式來化解。中美貿易政策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美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國利益優先，強調的是貿易公平性，而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中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并希望以此來改變現有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所以，中美貿易沖突的政策協調空間非常有限。這就必然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或貿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種常態。既然中美貿易沖突是一種常態，那么，兩國就得以平常心來看待，根本不用對此有過多的擔心。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兩國政府如何用更多的智慧化解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要在這場中美貿易沖突的博弈中取勝，就得不斷地對這種博弈過程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