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治理、市場治理、企業治理、社會治理立體聯動、
綜合發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當前，正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時期，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都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呈現出新的變化。新常態條件下經濟增長呈現“L”型走勢，產業升級、結構優化調整更為重要，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如何克服從前政商關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關系，不但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問題。習總書記提出新型政商關系既要“親”又要“清”，與埃文斯提出的“嵌入型自主”政商關系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不但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辯證智慧，也閃爍著現代國家治理思想的光芒。用好“有為”和“無為”治國理念的關鍵在于國家的治理要嵌入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中，順應社會才能使人民“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樸”。
新型政商關系的核心要求雖然只有“親”“清”二字，但要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卻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政商關系不僅僅是關于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不僅是關于官員和商人的關系，其更涉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從根本上說，這是政府治理體系、市場治理體系、企業(公司)治理體系，以及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問題——即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具體到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這一問題上，政府治理是根本，市場體制改革的核心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的前提是重新界定和轉變政府職能，以“法治”規范政府行為，用“效率”減少政府干預，執“公平”兜底和檢驗政府服務；市場治理是關鍵，改革傳統監管體系、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既是推動其他領域治理改革的前提，也是動力；社會治理是政商關系轉變的契機和實現未來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依托，作為聯系政府與市場的中間力量，培育社會組織、加強社會對話是變政商困境為發展機遇的調和劑，更是新型政商關系長遠發展的載體。在貫穿新型政商關系建設的整個過程中，政府治理為市場治理、社會治理清除障礙和打開局面，市場治理為政府治理、社會治理貢獻力量和激發活力，社會治理為政府治理、市場治理提供了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而歸根結底，企業(公司)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任何一方的缺陷都會成為企業(公司)現實發展過程中的阻礙，就單個企業而言，其必然受到整個市場經濟社會宏觀環境中公司治理模式的影響，也能夠透過企業家、公眾作用影響到政府決策、市場運作和社會發展。因而，只有政府治理、市場治理、社會治理、公司治理四者立體聯動，綜合發力，新型政商關系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在政府治理方面，要大力推進“法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一方面要用法律法規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規范政府官員的行為準則和行為邊界，建立“法治型政府”；另一方面要轉變政府理念，從過去以管控、限制為主，向服務、監管為主轉變，打造“服務型政府”，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
國際經驗表明，加強法治建設在遏制政商腐敗方面尤為重要。歷史上的美國也曾經歷嚴重的政商腐敗。但媒體和民間揭露官商勾結的“扒糞運動”推動美國國會于1977年通過了《海外反腐敗法》。該法歷經1988、1994、1998年三次修改，成為美國海外反腐的“尚方寶劍”。此法的嚴厲之處在于，不僅外國企業或自然人在美國境內實施行賄會受到懲罰，而且美國公司或自然人在海外行賄也會受到懲罰。該法的實施，有效遏制了行賄受賄和政商腐敗的發生。在市場經濟和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國，各級政府行政往往超出法律之上，企業的腐敗行為充當了“潤滑劑”和“保護費”的作用，既能獲取程序上的政治便利，還能得到如政府補貼、稅收獎勵等一定的政治收益。［6］近年來，隨著反腐倡廉的深化，法律規制從嚴、政策收緊，于是更具掩護性的通過具備官方性質的“地方發展基金”“公益基金”的投資成為企業向地方領導示好、表忠心的“合法”手段。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必須加大法治建設力度，消除政商腐敗的制度土壤，同時使法律在預防腐敗方面產生真正的震懾作用。
服務型政府則意味政府要秉承一視同仁、繁榮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理念來制定規則，營造平等穩定的制度環境，保證市場秩序的正常運行，讓市場發揮配置生產要素的決定性作用。龐大的國企作為我國經濟主體中一類特殊群體處在亦政亦商的地位，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下，國企較民企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優厚的政策扶持，同時具有形式上的科層化和實質上的領導獨斷治理結構。與國企競爭的民營企業面臨著不確定的環境和有限的資源，只有加強同政府的關系獲取更多內幕消息和個人權力資源才有可能得到和國企同樣的競爭機會；同國企發展業務關系的民營企業也要學會想方設法凸顯官員政績和搞清其內部的派系地圖，講究“站隊”經營。［7］因此，要鼓勵民營企業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的領域，取消股比和經營范圍等限制，切實降低準入門檻，打破區域行政壁壘。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主體，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在市場治理方面，要推動傳統市場監管向治理創新轉型，形成多元共治的市場治理格局，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個別官員和商人之所以能夠設租、尋租，官商勾結式腐敗之所以頻發，除了企業治理機制不完善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傳統市場監管體系存在較大問題。無論市場準入、市場運營，還是市場投資、市場競爭等市場行為都受到政府官員的層層審批和較大干預，市場壁壘重重、市場分割嚴重，市場壟斷、半壟斷現象也在一些地區、一些部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為個別官員和商人設租、尋租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助推了官商勾結式腐敗的發生。因此，要從根本上減少官商勾結式腐敗，就要減少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微觀干預，加大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力度，讓市場在企業的優勝劣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具體而言，監管體系改革包含四部分：一是由“事前審批為主”向“事中事后監管”為主轉型；二是由分散監管向統一監管轉型；三是由行政型監管為主向法治化監管為主轉型；四是充分調動社會組織(尤其是商會、行業協會)、新聞媒體、消費者等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管的積極性。繼而，社會力量與市場監管有機融合在一起，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等多元力量協同共治的市場治理格局。
當然，政府減少微觀干預并不意味著在市場治理領域的全面的退出，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為但不越位。一方面，政府要有協調經濟主體的策略。除了制度化的法律條文，政府還可以借助彈性的政治傳統和社會文化進行監管和微觀調控。［8］另一方面，政府要有制度創新和因地制宜進行改革的魄力，關鍵時刻要有“不破不立”的決心和手段，拿出“先行一步”“包產到戶”式的改革勇氣和制度遠見。具體來說，首先，政府要超越單個企業發揮出整體層面的工商業規劃和布局，積極對接市場化改革要求進行市場秩序的治理，同時分類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讓該淘汰的有序退出，能發展的積極育成，回應新時期經濟技術的轉型要求。其次，破解公共服務難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發展型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上的優勢。同時也要注重公用設施設備的長久可持續，共享資源，共護資源。在市場交易領域，要充分給足企業自主性和自治權，發力事前監管和事后懲罰，簡化交易程序，提高市場交易透明度，管住政府自身“越位”之手，看好企業“越軌”之手。
在企業(公司)治理方面，要不斷完善公司治理體制，加快在各級、各類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官商勾結式腐敗之所以頻發、企業行賄受賄之所以不絕，除了與個別官員和企業家設租、尋租，尋求不正當利益有關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企業的治理機制不完善，企業家習慣一個人說了算，缺乏公開透明的決策程序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實際上，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具有一套非常完備而復雜的決策和監督制約機制，重大事項需要董事會集體決定并要及時向利益相關者及資本市場公布，董事會內設的審計委員會、外部的資本市場、財經媒體等也發揮了較大的監督制約作用，使得公司的違規違法成本大增，有效減少了行賄受賄和官商勾結式腐敗的機會。當前，中國大量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徒有其表，監事會通常只發揮名義上的監督作用；董事會與股東溝通機制不暢通、戰略目標不一致；董事會職責不明確，大量存在與職業經理人及公司高管職責重合的現象；具有實際影響力的獨立董事制度并未建立起來，囿于國內商業環境和獨立董事的威望、學識和背景，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重在設置崗位而非建立制衡機制；此外，公司外部治理機制不完善，獨立的審計機構缺乏，以中小投資者為主的投資者結構決定了機構投資者難以對公司的運作和股價起到影響。因此，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體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但要持續不斷地進行企業制度改革，也要對包括資本市場體系、政府監管機構、市場中介機構在內的相關機構和制度進行大力改革方能成功。
在社會治理方面，積極支持和培育行業協會、商會、產業聯盟等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這類社會組織能夠架起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溝通橋梁，為雙方提供制度化、規范化、經常化的信息溝通和利益表達渠道，并能夠在政策宣傳、行業自律、信息共享、人才培養、協同創新、權益維護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官商勾結式腐敗之所以在個人層面頻頻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營資本缺乏制度化、集體化的利益表達和維權游說渠道，從而不得不在個人層面與政府官員建立密切聯盟關系，為雙方行為越界、腐敗提供了可能。社會對話機制是歐洲社會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每一項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都有來自商界、社會組織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參加，這種社會對話機制和諧了政商關系，降低了政商勾結式腐敗的概率，也提升了公共政策的實施效果，值得我們借鑒。
因此，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減少政商腐敗的發生，一個重要的歷史和國際經驗就是要保證各類民營企業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首先，政府政協部門、統戰部門和工商聯應做到與民營企業聯系常態化、制度化，保證民營企業家的意見建議能通過正規公開的政治參與渠道反饋到相關職能部門。其次，發揮現有企業家協會作用和助力產業、行業協會自主發展。“知屋漏者在宇下”，企業家群體和產業、行業協會作為主要實體經濟發展的承擔者是與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的微觀運作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優良缺憾他們是最為了解的。經濟與政治向來相伴而生，市場的充分完善與否同政治系統的公開有效程度密切相關。政治系統運作不得當、暗箱操作盛行之際，有多大的自主性就有多嚴重的政商勾連腐敗；反之，在政治系統完善、開放清明的條件下，充分的自主性推動經濟主體進行健康政治參與，減少對私人關系的依賴。自主性的發揮不是單一地向社會開放空間，關鍵在國家制度和結構的改革，政府政治系統的改革應和社會結構的聚合同步進行，國家權力在基層的退出和重新布局應配合社會自治組織的發育壯大。［9］這種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體制摒棄了以往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一言堂”的“懶政”思路，引進多方參與，“上”“下”聯動，能夠積極適應變化了的多元利益訴求，不但有利于新型政商關系的建立，也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長治久安。
政商關系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也是檢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成效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試金石。習總書記關于“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講話，不但澄清了以往關于政商關系的認識誤區，指明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新型政商關系的目標和路徑，也有助于完善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