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觀察：2016年慈善領域輿情凸顯公眾信任的焦慮和脆弱

2016年慈善領域十大影響力輿情事件

（注：按時間順序排列）

2016年以來，“互聯網+公益”繼續發展壯大。借由互聯網，全民公益成為潮流，眾籌、公益助農等新慈善形態的出現，使公眾對慈善的關注度、參與度進一步提升。每年的5月25日甚至被定為“互聯網公益日”。在肯定互聯網慈善作為傳統慈善籌款有益補充的同時，由于偽慈善、騙捐等影響力事件的屢屢曝光，輿論也在擔心處于灰色和監管真空地帶的網絡互助背后的潛在風險問題。具體而言，這一年慈善領域輿情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網絡民意推進慈善立法進程及規則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9月1日，備受關注且承載著公眾多年期待的慈善法正式實施，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了一個依法治善的新時代。總體而言，盡管對慈善法的“吐槽”、爭議之聲不少，但輿論基調仍以“點贊”為主，用“不完美的里程碑”來評價這部法律，認為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之后，其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回應了慈善領域的一些具體問題。

羅爾事件發生后，有網民認為該事件將成為慈善領域繼郭美美事件之后的又一標志性案例。此前，在慈善相關法律政策的推進過程中，郭美美事件均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它使得整個慈善行業開始醞釀改革。在慈善法出臺的過程中，“民智”得以匯聚，“民聲”得以回應，多個“版本”見證了人大立法與民意的充分互動。

如今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羅爾事件這個不在慈善法規制范圍內的“個人求助”案例，不但折射出公眾現實情感的尷尬，更沉重拷問了現行制度。當遭遇困難和不幸時，個人應如何求助？公眾應如何捐款？慈善組織該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企業應如何恰當地進行慈善營銷？互聯網社交平臺如何避免成為公募的灰色地帶？等等，都是這一事件帶來的思考。

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國情之下，網絡公益平臺是少數服務于弱勢群體的社會自救便利渠道，如何使其發揮最大效用，就成為今后慈善規則與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民意關切。

二、慈善公益信息的傳播呈現移動化、病毒式特征

移動社交時代，在慈善公益領域，洞悉用戶媒介使用傾向的轉變，充分借助移動社交的力量，有助于擺脫傳統刻板的、說教式的公益信息傳播方式。移動社交網絡以其交互性、非強迫性、多元性、時空廣泛性等特征在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動中發揮出強大的宣傳功效。

8月1日，一則題為《眾志成城•以善為林——向最可愛的人致敬》的公益H5在朋友圈傳播開來，可視化表達給人以視覺沖擊，新媒體音畫一體的方式生動而鮮活。短短幾個小時便形成刷屏之勢，并迎來廣泛好評。類似的慈善公益新媒體事件“一次次地制造了跨地域、跨領域、跨群體的情緒共振、情感共鳴”。

基于移動互聯網強大的連接能力，眾籌、募捐的渠道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過去由紅十字會和公益機構主導的慈善活動，已變成受捐者直接自主發起。在傳統公益透明度、公開性飽受質疑在背景下，微信平臺依托朋友圈“強連接”的轉發關注，形成一種與微博陌生人“弱連接”不同的可信任關系，由于有現實關系作為保障，其帶動力和影響力明顯強大不少。

與此同時，“微信求助模糊了熟人和陌生人的邊界”，陌生人與熟人間呈現趨同態勢，即陌生人社交的熟人化與熟人社交的陌生化。移動社交媒體的圈層化和信息繭房現象，使得個人的認知能力更封閉。不加甄別的復制與分享使朋友圈的信息步伐整齊劃一、話語形態高度一致。

這一方面使得備受感動的慈善信息的傳播以幾何級的速度擴散，另一方面也會為“缺乏根據的質疑”帶來病毒式傳播效果。慈善的本質在于同一性，即感同身受、利害相關、命運一體。一旦發現“情況有異”，從感動到憤怒的轉變就在一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