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圖看成中國經濟的體檢表，那么其中一個陡然向下的箭頭不得不引起注意。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8.3％，有媒體稱，這個數字創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9％，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稱“斷崖式下跌”。

民營企業怎么了？“不能光看宏觀政策如何，還要聽民營企業家的真實感受。”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決定走到企業家中間去聽一聽、看一看。

2016年年初，他與中國社科院教授馮興元發起了“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研究”的調研，歷時近一年，專家課題組團隊先后赴貴陽、武漢、杭州、大連等4個城市的民營企業中進行調查。

政府頻出招為企業減負

事實上，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為企業減負已成為共識。這一點，從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見清晰的政府意圖及減負誠意，“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于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不同于以往的“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2016年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承諾“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目的是要幫助企業家們把口袋里的真金白銀省下來。

按照預計，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等政策將直接給企業和個人卸下一年5000多億元的負擔；同時，國務院決定從5月1日起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加上此前已經降低的其他費率，預計每年可降低企業成本1200億元以上。

一系列減稅清費的政策下，中國宏觀稅負在經歷一段時期上升之后，穩定在29％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2014年、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均為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當然，稅負高低，因為統計口徑不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

李煒光把2005年~2014年10年間中國稅收收入按照企業類型來分析，發現一個現象，在總稅收逐年攀升的趨勢下，國有企業的稅收貢獻率整體呈下降趨勢，而非公經濟稅收貢獻率卻在持續上升，特別是2009年以后，幾乎一年一個臺階，由2.75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萬億元，占比達到51.43％。于是，他把注意力逐漸集中在民營企業群體上。

座談會變成了“訴苦會”

李煒光發現，關注民營企業生存狀況的調查不多，且大多是官方發起的。他想搞一次 “老百姓自己的調研”。

為此，這次由多名學者發起的調研不能只有程式化的調查問卷和冷冰冰的數字統計，請民營企業家和學者一起座談聊天“聽聽真心話”，是調研過程中很重要的環節。

令李煒光驚訝的是，座談會常常變成“訴苦會”。一位在商界摸爬滾打近20年的女企業家談到經營多年的企業，最多再撐一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忍不住失聲痛哭，“感覺太難了，實在撐不下去了。”

這是一家已具有相當規模、生產起重設備的機械制造企業，也是經濟下行中受影響最大的一類企業。李煒光說：“在這波經濟下行的大潮中，規模大、造價高、重資產的制造類企業受沖擊非常大，其中重工業受摧殘最甚。”

為了保住自己苦心經營十幾年的企業，這位女老板把所有的積蓄都投入進去，還因為一心撲在企業上忽略了家人，“把家都犧牲了，卻什么也沒給自己留下。”

更讓她愧疚的是，為了企業轉型發展，她把海外留學后在國外大公司擁有高薪職位的女兒叫回國幫忙，“當初是我命令她回來，承諾給她每個月1萬~2萬元薪水和家族企業的美好前景，可現在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女企業家的哭訴并非個例。

參與調研的民營企業分布在中國的東、中、西及東北四大區域，杭州、武漢、貴陽和大連作為各區域的代表城市，基本上每個地區至少調研30個企業，覆蓋了國家統計局劃分的12個大行業，“不能說代表整個中國，但確實有一定典型性”。

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苦苦硬撐，有的靠偷稅漏稅茍延殘喘，有的把資產轉到國外，留在國內的企業成了空殼。這種情況在華北地區有不少，東北和中部地區更多。

李煒光與企業家們接觸后深切地感到，在經濟下行期，很多民營企業家受到沖擊。“如果民營企業家群體感覺看不到希望，對中國經濟發展將很不利。”李煒光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必須要靠人而不是靠錢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