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達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

在2016年這個大選年當中，美國政治、社會風起云涌。特朗普、桑德斯等非傳統候選人異軍突起;民粹主義、反精英、反智情緒大行其道;長期被認為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受到質疑;族裔矛盾與警民沖突疊加引發多起槍支暴力事件。當前的美國呈現出一種“高能”狀態。

1 美國面臨“真問題”

對于此次大選折射出的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學術界及輿論媒體已有較為全面的分析與描述。粗略說來，美國社會面臨著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縮水、白人中下階層“被剝奪感”強烈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一些美國選民認為國家的政治層面無所作為，因而產生了強烈的“憤怒”感。對美國面臨的問題，看幾個數字即可有一個更直觀、具體的理解。

首先是美國中等收入的成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提起美國，可能很多中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座獨棟房子、兩輛汽車、兩個孩子、一條狗”的中產階級生活景象。這一景象的“代表性”如今正逐漸消失。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成年人口1．20億，高收入和低收入人口之和為1．21億，中等收入人口40余年來首次跌倒50%以下。相比之下，1971年美國中等收入人口比例接近61%。如果按照家庭數來看，情況則更為不妙。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家庭占家庭總數的比例僅為43%，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分別為49%和9%。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基石、“美國夢”的主要載體，中產階級的縮水恐怕是美國面臨的社會矛盾的一個最直觀指標。

再看一下就業。從單純的失業率看，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從金融危機高峰期的2009年10月的10．0%，下降到現在的4．6%左右，接近充分就業水平。工作是找到了，可是人們找到的是什么樣的工作呢?我們來看得更仔細一些:2008年1月到2010年2月這段“失業高峰期”，美國損失了357萬高工資工作崗位;在2010年2月到2014年2月這段“就業恢復期”，全美共創造了260萬高工資工作崗位。也就是說，有90萬“好工作”再也未能回來。同期，美國中等收入崗位損失324萬，其后創造228萬，凈減少96萬。低收入崗位先損失197萬，其后創造382萬。顯然，相當多的人從中高收入工作崗位滑到了低收入崗位。說得極端點兒，如果原來你是華爾街的高管，現在你是快餐店的服務生，你會滿意嗎?

最后再看一個關于年輕人的數字。說到美國年輕人，可能“獨立于父母”是很多人的印象。那么實際情況怎樣呢?2014年，美國18～34歲的年輕人中，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為32．1%，而與配偶或伴侶購房的年輕人下降到31．6%。自19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調查這一數字以來，“住父母家”首次成為美國年輕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相比之下，1960年有62%的年輕人自己結婚買房。當“啃老”成為一種美國現象，大量美國年輕選民選擇支持桑德斯，可能就毫不奇怪了。

顯然，美國面臨著某些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真命題”。

2 發達國家再次面臨發展瓶頸

美國出現的上述問題，實際上是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的反映。

自14～15世紀資本主義在西歐萌發以來，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依靠三大“法寶”維持其國家地位和生活水平。第一是地理擴張。資本主義從西歐的個別地方先向整個西歐擴展，隨后向美洲以及諸殖民地擴張，這個過程經歷了數百年。到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資本主義的擴展以全球化面目出現。在這個幾百年的擴張過程中，全球資本主義出現了“中心－邊緣”格局。除了北美、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扮演了原料來源地和消費品市場的“邊緣”角色，全球產業鏈的中上游始終被發達國家占據。

第二是技術進步。從蒸汽機、發電機到信息技術革命，新技術不斷提高經濟生產效率，為發達國家帶來豐厚利潤。新技術當然都會產生“機器取代人”的問題。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的經濟產業基本上一直能夠維持在發達國家內部，新技術在發達國家內部雖然消滅了一些工作崗位，但又創造出新的機會。這些國家的實體經濟不斷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移動，因此新技術總體有利于發達國家。

第三是社會制度的革新。所謂“中心國家”從建立開始，始終面臨著多種內在矛盾。不過，在幾百年的歷史進程中，這些國家也不斷地進行社會治理層面的改革。以美國20世紀的歷史為例，美國先后經歷了進步主義運動、羅斯福新政、里根保守主義革命三次大規模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在與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漫長博弈中，西方發達國家吸收了對手大量的合理制度設計，有效緩和了國內階級矛盾。

總體來說，從幾百年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看，所謂“中心國家”固然有國內矛盾非常激烈的時期，但是由于有以上幾大“法寶”的存在，大致上可以以波浪狀樣態向前發展，維持了全民較高的生活水平和總體較為和諧的社會關系。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普遍進入了一個“瓶頸”時期。從地理范圍看，冷戰結束后，中國、印度這樣擁有超過10億人口的大國也完全加入到世界產業分工鏈條當中。從技術革新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技術變革門檻低、復制快，進一步加速了產業從發達國家外流。新一代的革命性技術變革尚在醞釀過程當中，是否出現、何時實現、在哪個領域出現都還難以預測。總之，資本主義經濟的徹底全球化，加上人類社會日益緊密的“相互連接”的屬性，導致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前者產業“空心化”問題嚴重;大量西語裔移民涌入美國，占據低薪工作崗位;國際及本土恐怖主義襲擊成本低廉、防不勝防。這些問題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過去的“中心國家”沒有經歷過的。

面對這些問題，對美國人來說，目前可以指望的就是制度變革了。畢竟，從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保守主義革命帶動美國政治光譜向右移動之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沒有出現過系統性的制度變革。這是理解2008年與2016年兩次大選的關鍵。2008年美國大選，面對“兩場戰爭”和“一場危機”的美國選民，選擇了當時的“圈外人”奧巴馬。從這一點看，當年的奧巴馬本質上與今天的桑德斯、特朗普有著某種“神似”。只不過當時人們沒有將奧巴馬叫做“反建制派”而已。只當過一屆聯邦參議員的奧巴馬以“變革”為旗號，誓言改變華爾街與華盛頓的政治與金融生態，實際上許諾的就是一場制度變革。不過，8年過去了，美國社會面臨的問題似乎仍然復雜難解。美國部分選民變得更不耐心，開始呼喚比奧巴馬更加“體制外”的政治人物，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的特朗普、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就這樣應運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