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我們”的構建，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

提出“我們”的治理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包括城市價值觀、主體價值觀和行動價值觀三個層面。城市價值觀是回答“治理目標”的問題。杭州在實踐中倡導“共建共享”，即“共建美麗杭州，共享美好生活”，讓市民共同參與城市建設、城市治理，堅持發展成果讓所有市民共享，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我們更好的生活”，這正是“我們”價值理念在城市價值中的體現。

主體價值觀是回答“誰來治理”的問題。“我們”是一種體現著平等和尊重的主體價值觀，主張吸納社會多元主體，傾聽多方聲音，讓更多社會力量從“旁觀者”“批判者”轉為“建設者”，讓“他們”成為“我們”，形成價值趨同、目標一致的共同體。在共同體內通過溝通協商、契約信用的方式，使不同界別和不同利益群體形成價值共識，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行動價值觀是回答“如何治理”的問題。杭州在社會治理創新的過程中，提出了“以人為本”“四問四權”“多界聯動”“民主促民生”等理念，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行動指引。以具體的民主促民生的工作機制，使城市發展惠及更多的市民。

培育新型治理主體

社會復合主體是杭州落實“我們”治理價值觀最重要的載體之一。通過廣泛構建社會復合主體，形成黨委領導下的“我們”社會共治模式。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黨政引導下，由社會各個界別的組織（機構）與人員，通過主動關聯、跨界合作而形成的結構復合、網狀連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社會主體，本質上是一種城市治理的公共參與平臺。傳統社會組織大多是同類社會成員的聯合，可稱為“同質聯合體”；而社會復合主體則是不同界別社會成員的聯動，可稱為“異質聯合體”或“跨界聯合體”。它們往往由政界、學界、業界、傳媒界等機構與人員自愿參與，人員交叉兼職，角色身份多樣。社會復合主體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四個方面：價值共識、協商協調、契約信用和目標驅動。多年來，杭州先后培育了市校合作復合主體、社會公共項目復合主體、行業治理復合主體、社區治理復合主體等，有效地整合了各種社會資源，統籌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現了較好的治理效果。

探索復合聯動的運行機制

社會復合主體的有效運行，必須要形成復合聯動的運行方式。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城市品牌網群。網群的架構，呈現出“我們”的典型特征，具有“線面塊”的復合型網絡狀架構。“線”在網群工作和項目中發揮牽頭組織作用，提供專業化服務，并參與各個領域的特定工作，人員組成以專家為主；“面”是為網群項目提供機制性、集成性、規范化的基礎承載，以發起單位為主；“塊”是網群日常工作和項目工作的實施、運行、具體操作的部門和單位。

依托這種復合架構，網群先后策劃提出了“城市人文精神”“和諧創業”等發展模式，“生活品質之城”“城市品牌”“杭州城市標志”“社會復合主體”“政府服務創新”“我們的價值”等發展理念。其被城市決策者采納，并轉化為黨委政府的重大決策。這些復合體雖然組成的成分不同，發揮作用的領域不同，但都以黨政界為重要引導力量，社會各界參與方為平行主體，在行業發展和公共服務中發揮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關于“我們”的思考

堅持和改進黨的領導，是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核心

現代城市治理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商和互動，這并不意味著弱化黨和政府在解決公共問題中的領導作用。事實上，杭州在探索中形成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體制，充分強調了黨的領導作用。幾乎所有城市治理案例中都有黨政部門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政府是社會公共問題的直接責任方，是參與治理的各方主體的組織者、協調者、推進者。在不同的治理問題中，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可能有所不同，可能積極奔走，也可能退居幕后，可能無處不在，也可能隱身遁形，但是在所有的社會治理中，政府從不能缺位。即使在社會組織發揮主導作用的情況下，政府仍然需要承擔監督、標準化、宏觀政策制定等重要任務。因此，加強黨的領導和轉變政府職能是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核心。

提升法治水平，是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保障

現代城市治理注重城市治理的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在城市治理的實踐中，無論是社會參與、民主監督，還是信息公開、民主決策，都需要有制度化保障，確保治理行為的持續性、治理過程的合法性、治理結果的有效性。這些年來，杭州在基層也探索出了很多成功案例和經驗，如民主促民生互動平臺、市政府開放式決策、綜合性社會組織等形式，以及“湖濱晴雨”“廠群對話”“紅樓問計”等案例。如果不及時加以總結、提煉、推廣并上升到制度層面，就很可能出現基層創新隨意化、階段化的現象，個別地方甚至可能產生“人走政息”的局面，導致好的經驗做法無法繼續。這不僅會挫傷基層創新實踐的積極性，也會影響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因此，提升城市治理的規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水平，是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保障。

聯動主流人群，是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動力

現代城市治理要善于發揮城市主流人群對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引領和建設性作用。杭州建設社會復合主體的本質，就是在黨委綜合部門領導和協調下的社會主流人群的主動參與。每一個時代，都需要一個理想主義的階層，也就是所謂的“擔道者”。傳統文化的擔道者是士人，士人在今天已不復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但中國文化中仍有一種強烈的士人關懷，這就是黨政和社會各界中的“文化人”。杭州的黨政界、學術界、媒體界、企業界等之所以會主動關聯，是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傳統文化中胸懷天下、積極入世的士人情懷，都有一種建設性、合作性的良好心態。這種情懷、心態和激情，通過黨委綜合部門的巧妙引導和有效的聯動機制，被引入到當代的杭州城市治理之中，進入社區、行業、街區、媒體等各個領域，轉化為“讓我們生活得更好”的價值認同和目標追求。

（作者系杭州市發展研究中心政治文明建設研究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