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問題

就《資治通鑒》記載所言，子思首先談到用人的問題。子思向衛侯推薦說，茍變是一個優秀的將領，其才能足堪帶領戰車500乘。春秋戰國的戰車一乘，最多可以帶兵70余人。能夠指揮500輛戰車、數萬大軍的，必然是大將。可是，衛侯連忙解釋說，茍變誠然有軍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經在征收賦稅的時候，白吃了人家兩顆雞蛋，所以廢而不用。子思對此大不以為然，說了一段很有名的話，大意是：優秀的領導用人，猶如巧匠處理手中的木材一樣。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子思的話道出了兩點道理。第一，選拔人才要取其長，容其短。唐太宗就說過，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備。第二，現在是非常時期，大爭之世急需人才，更應該有包容心。茍變雖然吃了民家兩個雞蛋，畢竟是不可多得的將才，應該用其長才。唐人趙蕤《反經》（又稱《長短經》）里說：“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垢”和“疾”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君主應該能夠包容，特別是在創業時期，急需人才之際，應該用“最大公約數”來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沒有“含垢藏疾”，一味求全責備，何來共圖大業的“統一戰線”？

衛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說“謹受教矣！”客氣地接受子思的教誨。子思是社會名人，《中庸》一書即出自其手，衛侯不得不顧慮其社會影響，聽取其言論。可是衛國君臣之間的關系卻不是這么回事。“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衛侯決策錯誤，可是其下屬群臣卻異口同聲地附和稱贊。子思對一個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說：“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何以這么嚴重？子思接著談了他對君臣關系的看法。

決策問題

子思認為，領導人在決策時，自以為是，就聽不到也聽不進大家的意見。即使領導的意見正確，也應該集思廣益，何況決策失誤呢？群臣竟然茍同取媚，任由錯誤發展。領導者不問是非，就喜歡別人順著自己說話，這是多么昏暗！臣下不管對錯，只是阿諛取容，這是多么諂媚！主上昏暗，臣下諂媚，卻高居于百姓之上，民眾能擁護么？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間只有相互坦誠，才能眾志成城，治理好國家。于是，子思直截了當地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侯說：“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子思講出了他的理由：國君有錯誤，卻自以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來；卿大夫有錯誤，卻自以為是，庶眾不敢指出來。這就失去了糾錯機制。上面感覺良好，自以為賢，下面的人同聲附和，一片贊揚聲。豈非自欺欺人！給領導戴高帽子的，就有好處；給領導提意見的，就有禍害。這樣下去，正確的決策何從而來！《詩經》曰：“具曰予圣，誰知烏之雌雄？”（君臣都說自己是圣人，無法辨論是非，猶如誰都分不清烏鴉的雌雄呀。）這話說的不就是你們君臣現在的樣子么！

和而不同

子思對衛侯的兩條忠告，道出了領導力修煉的核心內容：出主意（決策）、用干部（用人）。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記錄魯穆公問子思：“何如耳可謂忠臣？”（原文多假借字：“可女而可胃忠臣?”）子思回答：“恒稱其君之亞（惡）者，可謂忠臣矣。”魯公“不悅，揖而退之。”能夠講真話，指出國君過失的，就是忠臣。傳承子思學說的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曾與齊宣王有一段問答：“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敢于指出國君重大過錯，是貴戚重臣的本份。假如多次指正，國君仍不改正，就應該換掉他。這是何等大膽的言論！敢于向領導提意見，彌補國君決策中的失誤，不是給領導拆臺，而是補臺，即所謂“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進諫納諫，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內在必須環節。約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從操作層面，談到進諫納諫的現實意義。

《荀子•臣道》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這里首先給“臣”的角色作了一個定性的分析：從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順從，從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諂媚；違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誠，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奪。不顧及君主之榮辱，不顧及國家之得失，只是茍合取容，以保祿位，豢養結交黨羽，這種人就是國賊。這里首先是從國君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從表面的依違態度，來定性國君與臣屬的關系。

荀子進而又說：“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君主決策行事錯誤，將危及國家政權。大臣們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見，被采納則罷，不被采納則走人，這是勸諫；意見被采納就罷，不被采納不惜以身相殉，這是死諍；若能聯合眾人，率領群臣百官強制性糾正君主之錯，君主雖然不情愿，卻不能不聽從，從而消除了國之大患，清除了國之大害，使君主尊貴、國家安定，這叫輔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絕執行君主錯誤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權，糾正君之錯事，使國家轉危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恥辱，成就國家的重大利益，這叫做匡正。因此，能勸諫、死諍、輔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國君之寶。英明的君主會尊敬優待他們，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卻視之為寇仇。

荀子的這番“臣道”，把臣屬在糾正君主錯誤方面的職責講得淋漓盡致，有助于我們理解子思對衛侯的忠告。與西方的權力制約不同，中國古代強調權力協商。和而不同，進諫納諫，本質上是要求執政者，在重大決策問題上要與自己的管理團隊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協商，一把手權責第一，但不要搞一言堂。盡管道理言之鑿鑿，可是，在現實政治操作層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機制化的約束，全憑領導者的道德自覺，勢必出現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現象。像唐太宗與魏徵那樣的合作，在歷史上不過是鳳毛麟角！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認識到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