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很多時候，一個地方或者一座城市與一位作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赫拉巴爾和他的捷克小城，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而你在《臉之書》中寫了那么多臺北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也有不少對這個城市的描述，你怎么看待你和臺北的關系？

駱以軍：對我來講，臺北很像是在陰陽界、換日線。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的左眼看著過去右眼看著未來。左眼看的和朱天心、本雅明他們比較類似，我在永和長大，那里不是大城市，小時候沒有那么多高樓大廈，大家擠公車。那里有日本留下的規劃得不怎么好的小巷弄、小棟房，擠在一起像迷宮像十二指腸，發生火災時消防車都進不去。我從三十八九歲住到臺北市區，租房子，家很小，書房亂得完全沒有風水，沒辦法寫稿。十年來我寫稿都是打游擊戰，背個書包，里面裝著紙和筆，我有能力專心地進入寫作狀態，旁邊再吵，我都能寫。

我重翻《臉之書》，會覺得里面的很多篇都像是在做很純粹的小說的發動，它像我自己的一個練功譜。如果有晚輩看到這本書，里面有很多個兩千字三千字，已經是一部短篇小說的發動，可是我不把它發動完，點到為止。

讀書報：《臉之書》里那篇《丟棄難》讓我印象深刻，文章中記錄的那位前輩作家，向你講述他到各地活動時對如何處置收到的很多作者贈書深感為難，特別是你在文章中那個關于來自大街小巷彼此無關的書嘩啦啦飛進一個異地人的旅館房間的意象。面對互聯網上海量的文字，面對誠品書店里滿坑滿谷的新書，作為作家，你是否有過寫作上的幻滅感？

駱以軍：那篇里那位前輩作家就是寫張大春啊，他特別逗。臺灣印刻出版公司的老板初安民有一次跟我講，他決不讓作者去看他存書的倉庫。那些作者以為他們的作品都放在大書店里，實際上大批的書堆在倉庫，真實的結局是被壓成紙漿。我光聽到就覺得死也不要去看，那會讓我瞬間崩潰，再也不想寫了。大約十五年前，我去敦南誠品，那時我已經出了三本書。去誠品翻翻，不止是我剛出了兩個禮拜的一本書那里沒有，整個誠品的書架上也沒有我任何一本書，可是我已經為此寫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