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其芳所長的引導下，他參與了文學研究所很多重大學科建設和學術活動。在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時候，鄧紹基先生在回憶文章《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中談到，鄭振鐸、何其芳在籌建文學所時確立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系統的中外文學理論建設，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第三是編選具有大型文獻功能的《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第四是編選一套歷代詩歌選本，并且要由著名學者來選編。今天來看，建所之初所確定的這四個方面的業務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鄧紹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論建設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議下，由葉水夫牽頭，編輯出版兩輯《蘇聯文藝理論譯叢》。1961年，在何其芳領導下，制定了三套名著叢書的編選計劃，包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學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世界各國的美學及文藝學理論著作，為我國文藝理論界提供參考資料。正是在前輩的感召下，鄧紹基先生特別重視理論，撰寫了《建國以來關于繼承文學遺產的一些問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提高古代文學研究水平》、《毛澤東與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論文，體現了他對古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文學研究的戰略性思考，至今讀來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如文學史論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幾部古代文學史外，還有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等。如前所述，鄧紹基先生重視基本文獻，又有理論修養，他的思考就比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實的業績。

如大型文獻匯編方面，《古本戲曲叢刊》到鄭振鐸1958年不幸遇難前，已出版四輯共400多種作品。其余各輯，我們正在組織力量重新編纂。《古本小說叢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業已陸續出版。其中《古本戲曲叢刊》的編纂意義，鄧紹基先生在《〈古本戲曲叢刊〉的文獻價值》一文有詳細的介紹，這是他親自參與這項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歷代選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王伯祥先生的《史記選》，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學者主持下編選的《唐詩選》等文學讀本先后問世，印行數十萬冊，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鄧紹基先生受此影響，也獨立編選《金元詩選》，主編《元詩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義。

在中國學術史上，向來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分別，多數學者追求為己之學，視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鄧先生的性情資質與學術理想，他完全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園地，精耕細作，成為某一領域的第一流專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著走，不得不騰出大把時間用于學術組織與行政協調，時常會有“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焦慮不安，也暗羨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悠閑自在。盡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因為個人的興趣而耽擱工作。這一點，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們從回憶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領導崗位后，沒有時間從事創作，頗感不安，多次說到，“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寫”。他還對那種無休無止的會議，深感厭煩。但是，他受黨教育多年，只能服從工作的調遣。鄧紹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說過，行政工作可能會耽誤業務學習，但是從大局考慮，從長遠考慮，這種犧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選擇。文學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鄧紹基先生那樣的“雙肩挑”干部，代代傳承，默默奉獻，克盡厥職，照亮他人。在當今這樣一個特別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他們的為人、為學風范，越發顯得珍貴，越發叫人感念。

今天，我們紀念鄧紹基先生，不僅僅是紀念他個人，也讓我們有機會回顧老一代學者為文學所發展建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在紀念文學所成立六十周年時撰寫的《追尋文學所精神》一文中曾寫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鉆仰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這種工作作風的核心所在。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六十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鄧紹基先生可以說是繼承這種傳統精神的一個典范，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