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綜合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爆發于2008年的二戰后最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第六個年頭，雖然有局部企穩跡象，但整體復蘇還遙遙無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次大危機的爆發地和主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越來越顯示出整體性、綜合性。最初分別被稱為次貸危機、歐債危機，而后被稱為金融危機的危機絕不僅僅體現在次貸、歐債、金融方面，而是表現在整體經濟層面，甚至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經濟層面的衰退與蕭條，社會層面的失業、貧富分化與社會動蕩，政治層面的政黨惡斗與政治僵局，文化層面的反資本主義浪潮等，都深刻呈現了這次大危機的嚴重性與綜合性。這次有與以往相比更廣泛、更深重的危機爆發的原因，觀察家各有判斷，筆者認為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1.周期性因素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很強的周期性，每5—7年就有一個小的周期，每50—70年就有一個大周期。小周期危機通常范圍有限、烈度有限，大周期危機通常是綜合性危機，范圍廣、烈度大、延續世界長。歷史上曾經發生兩次綜合性大危機：一次是1873年-1893年，另一次是1929年-1941年。2008年開始的新的危機從性質上類似上述兩次大危機，盡管人們已經學會通過政府干預緩解危機的烈度，但是危機因而可能會蔓延更長時間，未來十年都有可能走不出總體蕭條的陰影。

2.制度性因素

二戰以后，由于人們學會了并且越來越嫻熟地運用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相對較輕，因此有些人據此否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和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然而根植于生產方式和經濟規律的經濟周期不會因為政府干預而完全消失，而且政府干預越來越無能為力，因為政府越來越被自己賴以存在的制度給綁住手腳。制度問題中最核心的就是按照一人一票決定政治控制權的大眾民主與按照資本量決定經濟控制權的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大眾民主使得高工資、高福利成為剛性制度，哪怕右派政黨執政也不能對之進行實質性調整。政府可以選擇的反危機政策手段局限于減稅、增發貨幣等，增發貨幣通常會加重危機，而減稅的同時不能降低政府開支就只能借債，結果導致債務越積越多(見表二)，歐債危機和美國財政危機就由此而來。陷于歐債危機的國家試圖降低社會福利來縮減開支，結果導致大眾民主的強烈抵制，引發政治危機。這種危機在全球化條件下更加嚴重，因為全球化導致政府不敢采取增稅、國有化等手段進行干預，那樣會引發更嚴重的資本流出，加速掏空經濟基礎。可以說制度性危機也是一種高成本危機。

3.結構性因素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1世紀初爆發綜合性大危機有其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主要是：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社會活力衰減；老齡化不斷加深導致社會成本直線上升，歐洲已于2000年變為成熟型社會，即60歲以上老年人多于15歲以下的青少年。根據歐盟老齡化工作小組的統計數據，希臘作為這次歐債危機的源頭，其老年人占總人口比率是全歐洲最高的，人口老齡化負擔達到GDP的15.9%。⑤家庭制度動搖導致青少年教育惡化，英國50%的孩子是非婚生的，美國1/4的孩子成長于單親家庭。這些典型的后現代現象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競爭力相對下降的長期趨勢。上述結構性因素不僅一時無解，而且還將長期持續。為了緩解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問題，相當多發達國家依靠引進外國移民來促進經濟發展，但是移民數量的增長以及移民家庭的高生育率將會引發這些國家民族結構的深刻變化，由此又產生嚴重的文化危機。

上述三種因素疊加，導致本次危機具有周期性、制度性和結構性的鮮明特征，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有效的反危機辦法，因為經濟周期本身是經濟規律的體現，制度剛性看不到大幅度軟化的可能，結構性因素將長期存在甚至愈加嚴重，2008年之后，發達國家政府既采取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也采取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政策，僅僅是制止了出現大崩潰的局面，但是無力改變危機本身。某種意義上，歐債危機和美國財政危機是危機的升級版，次貸危機可能引發企業破產，前者則可能引發政府或者國家破產。

三、逆全球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危機的策略

全球化引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自身陷入嚴重的危機且無法擺脫，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的崛起導致其統治地位動搖。于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逆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化出現“退一步”的趨勢。

1.貿易保護主義死灰復燃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雖然各國政府宣稱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但政策操作中卻出現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如今的貿易保護主義被稱為新貿易保護主義，其主要特點是：第一，主要保護手段由關稅轉到非關稅措施，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市場準入壁壘、認證認可壁壘等。這些措施靈活、隱蔽、限制性強，世界貿易總額一半以上受到各種非關稅限制。第二，保護政策對產品的針對性越來越強，通常選擇他國最具競爭力的產品類型進行限制。第三，保護政策越來越針對具體的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這樣有強勁競爭力的國家。

據WTO統計，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34起，反補貼調查23起。2009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達230到250起，同比增長達11%—20%；新發起反補貼調查達41起，同比增長193%。“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的研究報告指出，以鄰為壑的政策在2009年達到頂峰后，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保護主義并未回穩至一個較低水平。2010年和2011年，包括關稅上調、出口限制及不公正的監管調整在內的保護主義措施大幅增多，增幅遠遠超過此前預期。雖然2008年二十國集團(G20)作出了維護自由貿易的承諾，但其成員國總體上卻要對約80%的保護主義行為負有責任，G20貿易總額中受影響的貿易額所占比重至少為10%。⑥中國是貿易保護最大的受害國，全球40%的貿易保護針對中國。2001年11月發起的多哈回合談判本來就磕磕絆絆，結果在經濟危機爆發的2008年戛然而止，此后更是難以重啟。

歷史上，貿易保護主義給國際社會帶來的惡果令人記憶猶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美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兩萬余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全球貿易大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全球貿易額從1929年的360億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20億美元。美國本土出口額則從1929年的約52億美元銳減到12億美元。世界經濟因而陷入更深的深淵。

2.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再工業化

去工業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生產能力，主要是制造業產出和就業比重降低的過程。全球化浪潮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存在去工業化態勢。1980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1.1%降低到11.7%，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從21.6%降低到8.9%。歐盟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從1996年到2007年，工業占歐盟GDP的比重從21%降至18%，工業部門吸收的就業人數從20.9%降至17.9%。⑦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很多人將金融危機的根源歸于“去工業化”，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推行“再工業化”戰略。

再工業化是指重新重視和發展工業，包括改造提升現有工業和發展新工業的過程。⑧再工業化發達國家基于工業在各產業中的地位不斷降低、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相對下降、大量工業性投資移師海外而國內投資相對不足的狀況提出的一種“回歸”戰略，即重回實體經濟，使工業投資在國內集中，避免出現產業結構空洞化。

2012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強調，為了讓美國經濟“基業長青”，美國需要重振制造業，并表示將調整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家把制造業工作崗位重新帶回美國。日本面對自1980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提出，從長遠來看產業轉移造成的制造業空心化是日本出現貿易赤字的趨勢性因素。因此，日本政府必將出臺措施，著力扭轉制造業流失局面。同年12月6日，蘋果公司CEO庫克宣布要把蘋果公司的部分生產線拿回到美國。另外，包括通用電器、克萊斯勒、惠普、耐克等著名品牌，也相繼加入回流潮，紛紛把部分生產線轉移回美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去工業化是全球化合乎邏輯的自然結果，但是卻威脅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出手進行逆向操作，其結果必然是全球對外投資的萎縮，全球對外投資凈值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達到高點(4.59%)后開始快速跌落。

3.主要國家間文化與政治出現惡化勢頭

面對危機，各國的右翼勢力都會不同程度抬頭，這是歷史規律。但是本次危機中右翼勢力已經不僅是輿論喧囂，而是深刻影響了各國的國家戰略與主流文化。

國家戰略層面，冷戰后全球合作占主流的態勢正在被削弱，新的針對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的冷戰思維抬頭，通過冷戰遏制新興大國的崛起、確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既有統治地位的思維越來越滲透到決策中。美國決心在亞太實現“再平衡”，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主動發難，都包藏將中國拖進冷戰框架的大陰謀。美國曾經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勝利者和最大獲益者，深諳通過戰爭打垮對手或者潛在對手的門徑。

全球化的大方向本來是走向世界大同，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扭轉頹勢而推行的逆全球化正在發生文化效應，蓋洛普等多家外國調查機構和一些國內學術單位的調查顯示，主要大國民眾之間的好感度在危機蔓延后開始轉折性下降，特別是中日、中美、中韓之間。

歷史總是曲折前進，進兩步退一步，現在就處于退一步的歷史階段。承認這個客觀現實，是我們正確應對的前提。

四、和平發展：中國應對逆全球化的戰略思考

逆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應對當前大危機的總戰略，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態勢分析，大危機形成的蕭條期可能要蔓延一二十年(上一輪的全球經濟高潮與信息技術革命高度相關，但未來一二十年難以出現一類可以媲美信息技術的科技革命全面推動全球經濟高漲)，因而逆全球化的戰略可能會延續一二十年，并且會因為逆全球化戰略而延長蕭條期達二三十年。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逆全球化存在兩種可能的發展方向：一種是孤立主義或者說貿易保護主義的，著眼于經濟層面的收縮防守。在全球分工合作體系已經高度緊密的今天，這種逆全球化基本是溫和、可控的。比如，美國的再工業化只可能搶占高端制造業的陣地，不可能重建完整的制造業體系進而和發展中國家爭奪中低端工業品市場。另一種方向是擴張主義的或者說冷戰式的，著眼于圍堵、封鎖最具競爭力的新興大國，通過經濟制裁、軍備競賽等方式壓垮對方；同時，通過投資軍事工業拉動本國經濟發展、推進本國高科技研發，并通過冷戰強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固有聯盟。

中國應對逆全球化的總體戰略應該是：第一，堅決避免激烈的逆全球化，也就是說要堅決防止逆全球化演變為針對中國的新冷戰；第二，努力緩解溫和的逆全球化對中國的負面影響，也就是積極理性防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消極影響。

具體來說，應該從下面六個方面建構應對戰略。

1.將擴大內需放在首位

要徹底改變依賴外資、外需推動發展的發展模式，將擴大內需作為國家最高經濟戰略予以推動，夯實立足國內市場實現發展的經濟基礎，以應對逆全球化導致的外需萎縮、外資萎縮問題。

2.全力以赴改革攻堅

中國30多年形成的發展方式對全球化有高度的依賴，如今對中國而言不僅全球化紅利，而且勞動力紅利、環境紅利和土地紅利均已告罄，惟有改革紅利可以大加利用。應對逆全球化，根本上是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綜合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發展方式的轉變不會自動實現。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最大的障礙還是體制，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方式天然是粗放的、不可持續的，必須站在中國夢圓還是中國夢碎的高度看待改革問題，通過改革使中國經濟走上企業主導、科技支撐、內需拉動的康莊大道。

3.未雨綢繆確保能源安全

當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和能源進口大國之后，能源安全就成為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成為中國最大的軟肋。為此，首先要學習日本，全力推進節能降耗，爭取早日趕上日本的節能水平；其次要學習美國，對新能源技術進行戰略性投入，搶占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這樣就能將能源安全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當然，通過各種手段確保海陸兩線的石油運輸通道安全乃是戰略底線。

4.真心實意維護和平

要將促進國際和平特別是亞太和平作為最高國際戰略，全力避免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發生熱戰或者冷戰，如果失去和平、合作的國際環境，中國將出現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現代化會半途而廢，中國夢會再度蹉跎。首先要避免領土問題的蝴蝶效應引發與美國的軍事對抗，從而為美國右翼提供成功推行冷戰政策的社會土壤。同理，要避免臺灣問題演變為武力解決。第三要避免國內非理性民族主義成為大氣候，從而出現中東那種社會性、文化性反美現象。總之，第二大國要挑戰首要大國，特別是首要大國并不孤立時，失敗是必然的，500年來世界歷史已反復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