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隱藏的共識
規范憲法學、政治憲法學和憲法社會學、特別是規范憲法學與后二者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方法對立。規范憲法學堅守價值與事實二元分離的方法論，以人的尊嚴為核心價值 [52]，致力于維護憲法和憲法學對政治實力的獨立性。政治憲法學和憲法社會學基本上無視二元方法論，在特定的主權結構中，人權被矮化，無法擺脫任人擺布的命運。可以說，無論是方法還是立場，規范憲法學、政治憲法學、憲法社會學間有直接和明顯的對峙。這些是當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但對這些焦點過熱地關注夸大了三者的區別與對立，導致三者間的某些共性和共識被忽略，如政治憲法學和規范憲法學都承認中國并非憲政國家，都對制憲權功能的關注和認同、憲法社會學對憲法典和形式法治的承認，等等。有鑒于此，有研究將三者融合，提出中國憲法實施的三個面向，試圖將規范憲法學、政治憲法學和憲法社會學融為一爐，為中國憲法實施鋪就一條政治、社會與法律并舉的道路，并倡導三種理論互相借鑒、相互矯正 [53]。這一解讀將三種理論置于中國憲法實施的語境之中，揭示了三者的共同面向——中國憲法，因而區別于其他一些凸現差異和對立的評論，隱含著一種共識性的解讀。
無論智識資源有何區別，三種理論均旨在回應中國的憲法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權力專斷、踐踏尊嚴曾是普遍的現象，現在亦未絕跡，中國的憲法問題仍是如何給公權力套上枷鎖。但其特殊性在于，在中國，執政黨的名號為憲法所固定，執政黨領導全體中國人民建設國家。鑒于歷史上執政黨亦曾因權力高度集中而發動“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文化大革命” [54]，中國憲政建設的關鍵本質上是如何實現憲法對執政黨及其領導的國家機關的至上地位。無論規范憲法學、政治憲法學和憲法社會學是否直接涉及執政黨的權力及地位問題，均是以此不言自明的問題作為前提，并直接或間接作出回應。三種憲法理論均是從反思中國憲法學研究入手，以調查病癥、確定病因和開具藥方的方式建立相關理論，均宣稱自己是中國憲法學革新之路。因此，即便規范憲法學的相關成果通篇未提及執政黨，其理論指向仍是如何通過人權規范的合理解釋實現對中國政黨的法律規范。政治憲法學和憲法社會學的理論則直接以執政黨為研究對象。相較于規范憲法學的隱晦和迂回，這二者的立場更鮮明，主張更明確，論斷更具本土氣息。總之，三種理論分享一個共同的歷史情景，本文稱之為“中國憲法學的政黨語境”，這亦是隱藏于三種理論背后的基本共識。規范憲法學的特點是在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對峙的構架下，謀求以“人權神”的指引，實現對公權力和政治實力的法律規制；政治憲法學則通過構筑政治體與憲法典的降序權威格局、締造“民主神”，善良地期待兩種權威和諧共處共進，實現規范憲法的目標；憲法社會學則建立了文本規范與不成文規范并立的憲法淵源結構，謀求通過二者的互動達至實效憲法的結局。三者均建立了二元的憲法理論結構——國家權力VS公民權利、政治決斷權（絕對憲法）VS憲定權（憲法律、相對憲法）、成文憲法VS不成文憲法。在這種二元對峙的理論結構中，政黨與憲法的關系獲得不同的理論安排，理論景觀各異。
規范憲法學建立了“黨在憲法下”的理論模式，其要核是“人權至上”與“政黨自限”，根本目標是實現憲法對于政黨的權威地位。規范憲法學以近代憲法典的內容結構為樣本，高舉人權價值，設定人權規范的核心地位，以限制國家權力為職志 [55]。歐美憲法多先于政黨產生，政黨臣服于憲法之下，通過選舉進入國家機關，多數國家未在憲法中設定條文規范政黨 [56]，仍形成政黨法治的美景。規范憲法學以這些經典憲法和憲政模范國家為樣本，理論上自然未顧及、事實上也無須關注政黨——既然政黨憑借國家機關而實現其意志，政黨為體，國家機關為衣，確定衣服的尺寸，造就憲政的“鐵衣”，政黨自然居于憲法之下。因此，在憲法學研究中，政黨不會是相關的研究對象。規范主義憲法學宣稱，“憲法學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在憲法學的內部解決，但是憲法問題未必都能在憲法學內部解決” [57]。大概在其視野之內，中國政黨問題非憲法學所能解決，因此選擇集體性沉默來消解政黨與規范憲法間的緊張關系。然則，理論上對政黨問題的漠視，無法替代實踐中政黨對憲法權威的侵蝕。不直接回應現實，理論便會“像水面上漂浮著的一層油，很難溶合到中國問題的活水中去” [58]。若一味對中國政黨問題保持沉默，規范憲法學亦可能被指責存在“油水”問題 [59]。
政治憲法學建立了“黨在憲法上”的理論模式，其核心是政黨代表、政黨主權和政黨決斷，承認政黨超越憲法的地位及其政治決斷權。這種理論認定憲法典的正當性源于政黨的決斷大權，政黨時刻注視著憲法典，雙重權威及其“差序格局” [60]是其要點。憲法典是在父輩監視下行事的子輩，政黨登場，憲法死亡。政治憲法學認定規范憲法學具有強烈的“彼岸”取向，遂聚焦當下，以現行憲法“序言”作為分析的重點，將“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現代化建設”、“基本權利保障”列為中國憲法的五條核心規范。引發激烈爭議的是，在政治憲法學中，為規范憲法學所膜拜的“人權神”成為可有可無的尾巴，而規范憲法學極力隱去的主體——政黨——卻執掌主權，居于首位。這是一種視政黨為憲政引擎的“黨在憲法上”的現代化理論，遵循的是存在即合理的事實論邏輯。質言之，政治憲法學認為，政黨的現代化決斷是中國走向規范憲法時代的關鍵，而憲法學的使命在于揭示這一點。“黨在憲法上”的路徑，實際上將未來交給一個不可掌控的外在力量 [61]，憲法的命運因此蒙上厚厚的陰影。
如果說政治憲法學將“黨”和“國”加以區別的話，憲法社會學則建立了“黨即憲法”的同一性理論。某一主體持續地以同一行為模式行事，主觀上可能存在“應當如此”的價值判斷，但憲法社會學將此種“可能”等同于“必然”。根據這一主張，執政黨以重復性政治行為和黨規黨法表達的意志被視為憲法，與憲法典一道，成為憲法的主要淵源，憲法典由此喪失至上的位階。執政黨獨占主權是這一推斷產生的客觀基礎。我國憲法完全按照執政黨的指示產生并予以修訂，其實質內容表達了執政黨的意志。既然憲法典是執政黨的語言，執政黨的政治行為和黨規黨法亦是其意志的表達，緣何二者在中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猶如天地之隔？于是，憲法社會學對此種“文本癖”和“形式癖”提出嚴厲的批評，并草就幾條不成文憲法規范。“憲法是統治者意志的集中體現”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憲法社會學的實質憲法觀。將憲法規范的淵源從經由特定程序而產生的法律文本擴展到制憲權主體的其他行為模式，本質上是將制憲權主體——執政黨——等同于憲法，乃典型的“黨即憲法”的觀點，延續的是“朕即國家”的歷史譜序。另外，憲法社會學亦必然面臨這樣的追問：在當下中國，作為執政黨意志之體現的憲法典未能具有至上的實效力，憲法社會學所冀望的不成文憲法，何以能避免同樣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