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中國”: 從學術命題到政治命題

在我國，“法治中國”首先是作為學術概念而提出來的。據筆者了解，至少從2004年以后一些學者的論述中出現了“法治中國”的概念，如2004年陳云良發表《法治中國，可以期待》的論文，{1}在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尋找法治中國的路徑”、“法治中國是修復社會信任之本”等表述。從2005年以后檢察日報等媒體策劃了 “法治中國: 中國法治在線”、“法治中國，中國法治時空”等欄目。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 “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自此以后，法治中國成為主流的政治命題，并在學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從此，“法治中國”、“平安中國”與“美麗中國”建設的三位一體，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執政的新表述、新理念。

目前提出的“美麗中國”、“平安中國”等命題，針對的是特定領域和問題，如“美麗中國”主要針對環境保護，“平安中國”主要針對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而“法治中國”針對中國的法治建設，其意義主要表現在：

首先，“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有助于向國際社會表明作為共同體的 “中國”實行依法治國的自信，同時傳遞一種信息，即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法治對話與交流的勇氣與理念。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任后國際社會對未來中國法治發展走向有不同的評價。所以，“法治中國”對中國融入人類法治發展進程，擴大法治的話語權具有積極的意義。

其次，“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具有綜合性、歷史性與動態性。用中國概念來表述法治時，必然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等地區，是中國概念的完整表述 [1]，也是國家統一體的現實和未來法治凝聚力的表明。盡管臺灣和大陸尚未統一，但一個中國范圍內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價值，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載體。未來的國家統一和基本法實施中，法治是最大的公約數，包含著國家統一與穩定的價值共識。

再次，“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旨在維護法治的“國家”權威。法治作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具有統一性，不能把法治的規范體系與制度體系層層分解為“法治的政績工程”，也不能把法治庸俗化與工具化。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只能以“中國”的名義實施，實施主體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分解為地方化的 “政治”，否則不利于維護“法治中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按照 “法治中國”的命題，我們需要反思近幾年 “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門化”、“法治工具化”、“法治人治化”所造成的弊端，如各地方熱衷于推行的“法治某某省”、“法治某某市”、“某某省精神”等提法和做法是否符合法治的核心價值? 也許有些地方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客觀上對 “中國”的法治帶來了太多的負面影響，國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著國家法治精神的命脈。在這種背景下，提出“法治中國”政治命題，對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具有積極意義。

二、法治國家: 從政治命題到憲法命題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國家”一詞先由學術界提出，然后轉化為政治命題，寫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并通過 1999 年的修憲成為具有效力的憲法規范。那么，“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是什么關系? “法治中國”中的“中國”是否能直接轉化為“國家”?為了搞清楚兩者的關系，我們需要分析憲法文本上的 “國家”和 “法治國家”的規范意義。

1．法治國家中的“國家”內涵

以我國現行憲法的有效文本統計，包括目錄、章節標題、正文，“國家”一詞共出現了151次。根據其在憲法文本中的使用場景，國家一詞的內涵是不同的。大體上分為三種含義：一是在統一的政治共同體意義上的“國家”。“國家”一詞最常用的用法就是表示整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具體又可以分為主權意義上(對外)的國家和主權權力意義上(對內)的國家兩種；二是在與社會相對意義上的“國家”。“國家”與社會相對應，常常使用的表達方式諸如有“國家和社會”等；三是與地方相對的意義上的“國家”。

在上述三種國家含義中，“法治國家”中的“國家”主要是在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上使用，是包括社會在內的綜合概念，不是簡單指國家機構。過去學術界過分強調作為“國家機關”意義上的“國家”，忽略了作為“共同體”意義上的國家，客觀上淡化了國家的意義，導致法治國家“精神”的斷裂。在現代社會中，共同體為追求幸福生活所達成的合意就是憲法，也就是通過最高規范來凝聚社會共識，為社會與國家的協調發展提供基礎。法治國家所倡導的共同體不是某一具體領域的共同體，是一種涵蓋不同領域共同體形式的綜合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