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國銀行的案例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們應該討論一下國有企業轉變為國營（盈利）公司在微觀層面上、即在企業內部到底意味著什么樣的變化？這是一般的經濟學家們不會關注的問題，因為他們注意的主要是理論“規律”和宏觀數據。而我們這里要問的是，在公司的微觀運作層面，市場化行為是否真的像科爾奈說的那樣不可能和國家所有與國家經營相結合？是否唯有私有化才可能破除官僚行為？如此的問題亟需一位具有洞見能力的經濟人類學家來系統深入研究。
在那之前，我們要感謝新近發表的中國銀行（中行）董事長（和黨委書記）肖鋼（2011）關于自己近年來領導中行改革的比較細致的回顧和論述，我們可以據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中行是一個好的案例，因為它是個比較高度官僚化的單位，也是較晚被執行市場化改革的單位。而且，肖鋼的追述不是抽象的理論性探索，而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實踐回顧。
首先，此書說明的是，國有企業公司化的關鍵并不簡單是、甚或不主要是產權的
改革，而更主要是該單位人員價值觀的改革。肖稱之為從“官本位”的態度/文化轉化為“民本位”。要體會肖鋼所表達的道理，我們只需稍微回憶之前國內銀行職員的官僚態度——在等待了一個多小時之后，“顧客”所面對的是一個說話像官員對小民發話的辦事員。新的理念是要破除如此的“文化”而建立一個為顧客（“民本位”）服務的態度。
肖鋼的論述會使我們聯想到科爾奈理論的某些部分。舊的運作“文化”源自中行的官僚人事制度，其領導職員擁有官僚職位，諸如處長、副處長、科長、副科長，是龐大的官僚等級體制中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補充說，如此的“共產黨”管理人員所繼承的是傳統的官僚文化——人們要經過長年的苦讀和考試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官員，因此很自然地會把自己的官職當作某種報償，并自然地期待一定的特權和報酬。從而導致肖鋼所描述的現象：“員工對企業的‘索取’和‘依賴’思想，大于對企業的‘貢獻’和‘發展’思想。”（第31頁及其后）
同時，“官本位”的企業文化意味的是非常稀少的晉升機會。唯一的途徑是官職的提升——唯有升官才能獲得更高的報酬、更大的權力、更高的榮譽。在肖鋼的描述中，這個制度等于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第41~42頁）。這里我們可以再加補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系更僵化了如此的官僚制度，在繁瑣的等級中，從中央往下每一層對下一層進行緊密的控制。升官意味著要獲得上一層官員的認可，因此而促使層層官員的普遍媚上和任人唯親。
正如肖鋼所說，類似單位的改革關鍵在于其運作文化。他特別強調需要重視專業技能（第5章），為此，中行努力建立了憑專業技能晉升的途徑，使其薪酬相應于專業知識、技術和表現，使其和管理人員能夠達到同等甚或更高的薪酬。同時，盡可能促使審核制度專業化，對人員的顧客服務或新業務開發表現進行“科學的”評估。在肖看來，不能像高校審核制度那樣只走形式。
肖鋼提到幾個其它的次級措施。一是盡可能引進青年人才。另一個是在中行內部創辦專業培訓班，借以提高現有人員的專業水平。再則是聘雇外國顧問公司來協助改造銀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英國的一家翰維特公司（Hewitt Associates），到2011年已經持續八年，對中行的改革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第34頁）。最后是從國外以數百萬元人民幣的（按照中國水準來說）高薪聘請總行的信貸風險總監。這里，肖特地提到一位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美國專家Lonnie Dounn（中文名字叫董樂明）。顯然，這是為了更好地避免重犯過去（因關系或政策而導致的）眾多壞債的失誤。
和以上的一系列措施相比，央行資產的私有化顯然并不那么關鍵。這里肖鋼的敘述直接挑戰科爾奈的理論。央行固然引進了四家外資伙伴，即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瑞士銀行（Swiss Bank）、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Singapore），但四家的股份加起來總共才16.85% , 而作為中行法人的中國匯金公司所持股權則仍然占到83.15%。顯然，引進外資的目的并不是要終止國有產權，而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在香港上市（2006年）——一個具有知名國際機構投資的公司對可能的投資者來說，要比中國國家獨資公司更有吸引力。對四個外來投資銀行/公司來說，其目的其實主要是上市的利潤，而不是為了成為中行真正的伙伴。事實上，中行和這四家銀行/投資公司的協議中包括中行無條件保證三年之內每年年終每股凈資產值不會低于2004年年終簽約時候的資產值，并且，如果在這個固定期間上市失敗，這些外來機構可以撤回其所投資本。（第75~77頁）
從一個“國有企業”轉化為一個上市公司（雖然仍然是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意味著一系列的變化。之后中行的管理層必須以公司的股票市價為重，因此也必須關注利潤和效率。同時，股市的法則規定公司在關鍵信息方面必須要做到一定的透明度。由此，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投資者的“監督”。私人投資者通過市場而掌握到一定的影響力，哪怕只是非常有限的權力。綜合起來，正如肖鋼所說，這些是改變中行內部“文化”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行在其它方面仍然維持了中國國家單位的一系列特征。在其28萬職工中，足足有10萬黨員，共分6千多個小組、支部。（第95頁）銀行內部具有完全的黨組織，包括其最高權力機關的黨委，以及宣傳、紀律、組織等各部門（第75頁）。作為黨委書記和董事長，肖鋼無疑是全行的“第一把手”。
顯然，這家國有公司的支配權是由共產黨的國家組織所掌握的。銀行的董事會固然包含外國投資機構的代表，但控股的中央匯金公司有權委任六名董事。同時，董事會只有權力委任全行行長和副行長，無權委任十分關鍵的25個組成部門的領導人員。國家政策和銀行利益間如果出現矛盾，作為董事長和黨委書記，肖鋼占據協調和斡旋其間的關鍵位置。
在科爾奈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眼里，這一切肯定是過分的國家控制和干預，何況從產權角度考慮，中行仍然處于不可接受的企業基本國有的狀態。但是，雖然如此，中行在肖鋼的領導下，其實績效磊磊。在2004到2009的五年間，其資產值翻了一番，凈利潤則增加了三倍（第28頁）。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保守”（即具有相對高比例的資金儲備而且完全不涉足金融衍生產品）的中行來說實際上是好機遇。在世界眾多銀行虧本的現實中，中國的銀行大多仍然賺錢，因此占到全球銀行所得利潤的高比例。在金融海嘯之前的2007年，中國銀行業的（稅前）利潤才是全球1000大銀行的4.6%，到2008年這個比例上升到10%，2009年更高達74%，2010年仍然居高于26% （第23頁，表1-2）。憑借如此的績效，中行以及中國的銀行業可以說已經穩穩站定于全球經濟中。[3]
這樣，肖鋼的著作為我們說明，國有企業的改革并不簡單是私有對國有、私營對國營的二元對立問題，而更重要地關乎“企業”人員在市場化經濟中的目的、價值觀和工作倫理。這些才是國有的中國銀行改革“轉型”為國有盈利公司的真正關鍵要點。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參與和支配看來和一個要在國內外競爭的盈利公司并不相互排除。和新自由主義的預期不同，中國的國營公司似乎完全有能力成為資本主義游戲的贏家。
當前最需要的可能是進一步明確類似單位的使命。如果銀行的利潤只被少數權貴（例如銀行經理和國家股權公司的關鍵人員）或公司本身所占有，改變單位運作文化而為公共服務只可能是空談。真正的考驗是銀行的利潤是否真為人民的利益所用。
7．社會不公
新自由主義學術的最嚴重的失誤是其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方面。在當今中國的城市中，確實已經興起了一個足可比擬西方和日本“中產階級”收入水平的階層。他們擁有西式的公寓型“房子”，開的是昂貴的（常是進口的）轎車，并出入于價格上連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分子都覺得太貴的百貨商店。
這個精英階層的絕對數固然足可使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潛力感到興奮。具體多少人主要看對“中產階級”如何定義。國家統計局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采用的定義是，家庭年收入6萬到50萬元人民幣（即當時的約7500美元到62500美元——按照美國的收入水平來說，其實才處于中下層），憑那個定義，中國的中產階級只占到其全人口的5.04%。 200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6.15% (《國家統計局稱 . . . . . . 》2007； 亦見黃宗智2010a: 198) 。 今天，我們 如果用5%的數字，那就意味這個所謂“中產階級”的總人數是7千萬人左右，用10%的數字，就是1.35億人，15%的話則超過2億人。對全球化的跨國公司來說，正是根據中國“中產階級”行將快速增長到類似美國中產階級所占比例的想象，認為中國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商品市場。
但是，應該明確，這個被誤稱為“中產階級”的中國新興階層實際上只占到全國人口的較小比例，并且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如此。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只需要提醒自己，2010年全國就業人員中，共有1.53億城鎮（城關鎮以上的城鎮）農民工、1.56億（城關鎮以下的）鄉鎮企業的農民和非農民職工、0.5億的下崗工人、2.60億的務農農民、0.23億從事鄉村“服務業”的“個體戶”，以及0.30億的鄉村“私營企業”職工。顯而易見，低收入人群的總數是6.72億，占到全國總從業人員中的絕大多數——86%。
新自由主義學者一般拒絕承認以上的事實，試圖借用一些源自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模式來爭論這些低收入人群只占少數甚或并不存在。譬如，新自由主義學者借用劉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經濟模式的預測 —— 即現代經濟部門和具有“勞動力無限供應”并因此工資遠低于現代部門的傳統經濟部門，伴隨經濟發展，將會進入一個“轉折點”而整合為單一的勞動市場 —— 來論證中國已經進入了那樣的拐點（蔡昉2007；亦見黃宗智2009a: 57）。其目的是要我們想象一個已經整合于城市“中產階級”水平的勞動力市場。另一個同樣影響很大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們的論點是，中國社會已經形成類似于美國的中間寬闊的“橄欖型”而不是“金字塔型”結構。（陸學藝2002， 2003， 2007；亦見黃宗智2009a: 58）。與“拐點”“理論”同樣，它是要我們想象一個和美國相同的、占到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這些學者都非常認真地堅持這樣的論點，基本無視中國86%的勞動力是在二等的非正規經濟中工作和生活的現實。
后者正是中國發展經驗最令人擔憂的一面。正是如此幅度的非正規經濟使得中國，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可能行將成為第一），但同時（根據世界銀行的測量）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以人數來計算，全國13.5億人中有足足11.6億是在非正規經濟中生活和工作的。而且，總人口中有15.9%，亦即2.15億人處于世界銀行采用的日用1.25元美元（約8元人民幣）的貧困線以下。（World Bank 2008; 亦見黃宗智2010a：13~14）
社會不公是中國發展經驗不可持續的關鍵原因。大多數人民的相對貧窮是遏制內需和迫使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的理由。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和緊迫是因為中國革命傳統的核心理念是社會公平，其自我定義是為勞動人民謀求幸福。在近三十年的改革經濟實踐之中，這個革命傳統在實踐層面上固然不具有太多實在的意義，但在話語層面上則一直被中國共產黨繼續沿用（雖然嚴禁談階級斗爭），而且久不久特別強調社會公平（例如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社會公平理念雖然和社會實際相去很遠，但作為一個理念，它仍然被民眾廣泛認可，而其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共產黨本身在話語（修辭）層面上對其一再強調。
不可持續不僅是個社會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這是因為中國迄今主要依賴的是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通過其廉價勞動力而為世界各地提供廉價商品。但是，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人們已經幾乎都認識到，如果中國要維持其高速的發展，必須更多地依賴國內的需求和消費。而要擴大內需，必須提高其非正規經濟中的工農收入和消費——因為他們占據人口的絕大多數并且是把收入最大比例用于消費的人群。
至于環境污染問題，地方政府的積極招商引資不僅導致了對國家勞動法規的無視，也導致了對國家環境法規的無視。(Economy 2004; 張玉林 2007, 2009; 亦見 黃宗智 2009b: 81) 無論中央的用意和修辭如何，地方政府在運作中的實踐乃是中國今天環境污染危機的一個關鍵原因。這方面顯然同樣不可持續。
8．重慶的實驗
有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本文所隱含的關于社會公正的倡議只是沒有實際根據的憑空臆想。為此，我們下面要轉入關于重慶市（人口3.3千萬；在冊農民2.3千萬）最近幾年實驗的簡短討論。那里，地方政府依賴的正是國營公司的特長來推動快速的GDP增長，五年（2007~2011）平均年增長率16%（見屈宏斌2012的詳細研究），同時，也借助于國營公司的利潤而做到特別出色的社會（公平）發展。在重慶，國營公司的利潤被稱作稅收（第一財政）和（城市建設）土地“出讓”（給開發商）收入（第二財政）之外的“第三財政”。（黃宗智2011b)。
首先，第三財政的收入被用于為在城市打工的“二等公民”農民工提供與市民相等的福利。改變戶籍的農民可以在五年期間保留其土地權益（下面還要討論）。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年的系統的研究報告說明，此項工程在2010年8月啟動，到2012年3月，才一年半的時間里便已經為322萬農民工改變了戶籍，提前完成了原來計劃要三年時間的工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 亦見黃宗智2011b）。這個數目基本包括所有在主城區工作五年以上以及在其它各區城鎮工作三年以上的農民工。轉為市民身份意味著他們現在享有和城鎮居民同等的醫療、退休、教育等福利。
正如市長黃奇帆所說，之前的重慶福利制度含有兩個不同等級。其間的差別鮮明地體現于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賠償費：一個城市居民是20到30萬元，而一個農民則只有8萬到10萬元。至于普通的福利，按照重慶市的規定，在主城區的單位要為其市民職工的退休福利支付其工資的20%，但為農民工則只需要支付12%；要為其市民職工的醫療保險支付1400元/年，而為農民工則只支付480元。（上文指出，近三年的醫改把95%的農民納入基本低等醫療保險，但絕對沒有能夠做到城鄉同等的醫療保險和服務。）要整合為同一標準，光是這兩項福利市政府便需要在15年期間為農民工每人支出約2萬元。此外，對許多農民工來說，更關鍵的是教育費：城市居民基本免費，但一個農民工家庭如果要讓其子女在城市上學，必須支付數千元/年或更高的“擇校費”。（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只在戶籍所在地生效。）要為農民工提供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衛生和住處等服務，還需要大約1萬元/人（黃奇帆2010）。
另一項為農民工（以及新生代大學生和城市低收入群體）建造廉價公租房的工程同樣感人。市政府正在建筑4千萬平方米的公租房，計劃人均約15~20平方米，租價每月約10元一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家三口一套的50~60平方米的兩室一廳房子月租價約500~600元（遠遠低于一個北京年輕講師為一個一室一廳所必須支付的起碼3000元/月的租金）。這樣，可以為200~300萬人提供住房。按照規定租戶可以在五年之后購買其所住的房子，但不能在市場上盈利出售，只能反售給市房管部門。（黃宗智2011b: 17及其后）截至2011年底，已有8.2萬套主城區房子以及3萬套散布其它各區城市的房子，經過公開和透明的搖號配租程序，被分配給總共30多萬人。（“重慶公租房. . . . . .”，2011）在主城區，新蓋的公租房被分布于21個不同的商品房大組團，這樣，避免形成公租房貧民區，讓公租房和一般商品房享有同等的社區公共設備和服務。（黃宗智2011b:17）
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所儲備的土地的市場增值以及國營公司的利潤。2012年始，重慶的國營公司須要為公共利益上繳其利潤的30%給市政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而重慶市政府則從2008年開始每年把其總支出的50%以上用于類似上述的民生工程（“國企托底 . . . . . .”2010；黃宗智2011b: 17 ）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來說，這樣的國家福利開銷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可持續的政策是相同的。但重慶的戰略不是像革命經濟時代那樣的為公平而公平，而是借助社會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顯然，把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居民，并大幅度提高其生活水平，定然會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
此外應該明確，把國有公司的利潤用于民生絕對不是什么“不公平”的措施，因為國企自始便是“全民所有”。把國營公司的利潤用于提高為中國經濟發展付出最多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少數權貴的私利，乃是再公平不過的事情。這里隱含的設想是把國營公司建設為真正意義的“公共公司”。這樣的舉措可以有不同的理論根據：譬如，以城市來扶助農村，或以富裕來扶助貧窮，有點像發達國家為（其前殖民地）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那樣。但我認為更強有力的論據是促使“全民所有”單位為全民公益做出貢獻。
在如此發展戰略下的重慶，其經濟狀況顯然相當健康。這個事實的最好見證也許是重慶的房地產業和市場，十分不同于中國其它大城市。重慶市政府對住房這個中國頭號民生問題采用的是分三個層次的做法，一是占據30%比例的廉價公租房（相對于其它地方的才3%~5%），二是60%的商品房，三是10%要交納特別物業稅的高檔奢侈房。此外，政府一直嚴格控制房產地價，規定不能超過樓盤價格的1/3。結果是，截至2011年底，政府仍然把市區新蓋房子均價控制在2010年的6000~7000元/平米。這是一個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支撐得起的價格（相對于北京和上海等地市區的起碼30000元）。（黃宗智2011 b: 18；2011c; 亦見“重慶市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均價 . . . . . . ” 2012年12月31日）這樣的情況顯示的不是“房地產泡沫”而是一個可持續的、結合私營和國營公司的房地產業和市場。
此外，重慶的國營公司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公司，諸如高速公路建設、能源提供、城市交通、水務、公租房建設等。整體來說，這些國營公司并沒有妨礙私營公司的引進和發展，其實一定程度上為其提供了必須條件。事實是，2001年到2009年重慶非國營企業在GDP中所占比例從40%上升到了60%（王紹光2011：圖5；亦見黃宗智2011b:22）。這是和全國基本平行的發展趨勢（胡鞍鋼2012）。
重慶市的例子證明，用國營公司的利潤來促進公平發展是條可行的道路。也就是說，超越西方現代經濟思想的私與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而采用一個在中國實際情況下比較實用的做法，即把在官僚經營和再分配政策下不堪重負的國有企業轉化為生氣蓬勃的市場化國營盈利公司，但不是為盈利而盈利（或為管理層、地方政府或公司本身而盈利），而是為了公共利益而盈利。而整個經濟體系則是個國營與私營公司的混合體。
在經營公司以外，政府在其它方面的積極舉措也是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的關鍵。一個特別能說明問題的是渝新歐鐵路運輸。它創建的目的是把位于內地的重慶建立為一個“口岸”，打通它與龐大的歐洲市場的連接。首先是與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而后是與波蘭、白俄羅斯和德國達成協議，讓貨物在重慶一次性過關，然后通過上列國家直達德國的杜伊斯堡（Duisburg）。全程共需14天，[4] 要比通過上海或深圳而后海運到歐洲快20來天。2011年5月，距原來和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簽訂協議還不到一年，黃奇帆報告說鐵路已經開通。到了2012年4月，已經每周通行兩個班次，預計年終將會達到一周三個班次。同時，成立渝新歐物流公司，由重慶市控股，哈、俄、德等參股。目前，每40英尺的集裝箱運價不過8900美元，預期可以進一步減低。（“渝新歐鐵路”，2012；“渝新歐物流公司”，2012；黃宗智2011b：8）
正是那樣的物流條件的預期，促使重慶能在與其它地方政府競爭之下，吸引到惠普（Hewlett Packard）、富士康（Foxconn）、宏基(Acer)、廣達(Quanta)、英業達（Inventec）等公司，借以創建其新的信息產業園區。2012年4月，僅僅在和惠普與富士康在2009年8月簽訂協議的兩年半之后，重慶已經達到年生產不止5千萬臺筆記本電腦的地步，預期在2014年可能達到1億臺/年，相當于原來預測的全世界3億臺總銷售量的1/3。那樣的話，重慶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地。（“重慶今年擬生產 . . . . . .”，2012；黃宗智2011c: 7）
毋庸說，這樣和歐洲的物流連接對其它產業也起了關鍵作用，例如天然氣和MDI（是生產被廣泛用于冷熱保溫的聚氨酯polyurethane的主要原料）生產，由德國的化工產業巨頭巴斯夫BASF公司的350億元投資帶頭；以及汽車產業，主要是長安汽車公司和其伙伴美國福特Ford公司。顯然，一個私營企業，甚或一個國營公司都不可能推動如此的投資和發展。只有政府（中央和地方）才有這樣的能力（更詳細的討論見黃宗智2011b: 7~9）。
可以見得，重慶的發展戰略明智地借助/利用跨國公司，依賴它們來推動產業的“集聚效應”。同時，它廣泛使用“土地財政”，在這點上和中國其它地方基本相似（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11b: 9~10）。另外，和其它地方一樣，它必須和私營企業、其它地方政府以及國外的企業競爭。
它和中國其它地方的不同是它特別突出社會公正，而且不僅是為公正而公正，而是借以推動經濟發展。這個發展戰略非常清晰地顯示于重慶政府處理土地的方法。土地收入在全國各處都是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但重慶沒有讓土地的市場增值（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三階段的過程：從原來的征地到具備基礎建設的“熟”地，到最終蓋好樓盤的地）完全歸屬于開發商和政府機關，而是把其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公平。最好的例子是廉價公租房——這里，政府的“投資”主要是其所儲備的土地及其增值，而后用樓盤的租金（包括出租給商店的租金）來支付貸款利息，本金則用樓盤出售收入來支付。其經濟戰略，正如（已被免職的）黨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所說，是借助社會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借助提高社會低收入人員的生活水平來擴大內需。他們的目標不僅是GDP發展，也是公平意義上的社會發展，其衡量標準則是世界銀行所用的基尼系數和城鄉收入差別。（黃宗智2011b:16~19)
此外，市政府大力推動“微型”私營企業的發展，借以擴大就業。一個自身投資10萬元、解決7個人就業的私營企業，可以獲得政府5萬元的資助，另加15萬元的貸款，由此形成30萬元的啟動資本。這項工程的計劃是到2015年發展總共15萬家如此的微型企業，預期為100萬人提供就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2011年年底，此項工程已經促成5萬個這樣的新興企業，職工共35萬多人（崔之元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