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態的歷史根源
在現代歐洲，政府和教會的關系在比利牛斯山脈的兩邊、在阿爾卑斯山脈的南北以及在萊茵河的東西都各有不同。國家權力在世界觀上保持中立，在不同的歐洲國家呈現出了各不相同的法律形態。然而，宗教在公民社會當中各處都采取了一種相似的非政治的立場。即使我們想從不同的角度對信仰的社會私人化表示遺憾，這種社會私人化對政治文化也還具有一種值得發揚的結果。在我們這個地區，很難設想有個總統，他以公開的祈禱開始每天的公務，并把自己的重大政治決策與神圣使命聯系在一起。
公民社會從一種絕對主義政體當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并不是在歐洲的任何地方都與現代管理國家的普及和民主轉型聯系在一起。不過，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光芒照遍了全歐洲，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政治在這里獲得了兩種積極的形態：既作為保衛自由的一種手段，同時又作為一種組織力量。反之，資本主義在推廣過程中則充滿了尖銳的階級矛盾。這種歷史記憶阻礙了對市場的公正評價。對政治和市場的不同評價，可以加強歐洲人對國家的建構力量的信任，而且他們還期望國家能修正“市場的失靈”。
起源于法國大革命的政黨制度不斷被復制。但是，政黨制度僅僅在歐洲有助于意識形態的競爭，這種競爭使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病理學后果在政治范圍內不斷受到估價。這就促使公民對進步的悖論保持敏感。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爭論的焦點是如何權衡以下兩個方面：究竟是由于需要受到保護的傳統生活方式的瓦解所帶來的損失高于一種充滿幻想的進步所帶來的收益呢，還是創造性的破壞進程給明天帶來希望的得益高于現代化失敗所造成的痛苦呢?
在歐洲，階級劃分長期以來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當事人都把這當作一種歷史命運，認為只有通過集體行動才能擺脫這種命運的束縛。因此，在工人運動與基督教—社會運動傳統中，一種強調團結、追求平等、“更加主張社會公正”的斗爭倫理戰勝了以成就論公正的個人主義倫理——這種倫理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極度的社會不均。
當代歐洲的典型經驗是二十世紀的極權統治和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納粹政權同時也把被占領的國家納入其中。對過去展開自我批評，讓我們回想起了政治的道德基礎。對侵犯個人人格和身心完整保持高度的敏感，則具體表現為，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已經把放棄死刑列為加入歐盟的必要條件。一段好戰的歷史曾經把所有歐洲國家都卷入血腥的沖突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國家從針鋒相對的軍事動員和思想動員當中得出教訓：必須要發展一種新型的跨國合作形式。歐盟的成功歷史加強了歐洲人的如下信念：要想使國家的暴力機關在運行過程中有所節制，在全球層面上同樣也要求互相對主權的活動范圍加以限制。
每個歐洲大國都經歷過帝國權力的頂峰，我們當下處境中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從帝國滅亡的經歷中領悟些什么。這樣一種“走下坡路的歷史”在很多情況下是與殖民帝國的滅亡聯系在一起的。帝國統治和殖民歷史一去不復返，歐洲的政權也就得到了一個機會，與自己保持一種反思的距離。這樣他們就能學會從戰敗者的視角來認識他們作為勝利者的可疑角色，而戰勝者是要對一種沒有根基的被動現代化承擔責任的。這可能會有利于拋棄歐洲中心論，加快實現康德對世界內政的美好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