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被民眾投訴的地方官吏一邊看，官官相護更是萬年不易的傳統。由于派專使出京查辦成本太高等緣故，歷代中央政權對于各地民眾的越級上訪上訴，絕大多數只能發還各地自行處理，所以很難走出層層批轉、官官相護、讓老百姓繞來繞去繞不出頭的怪圈。

古代政府的截訪招數

截訪之事至晚北宋已有，清代的地方官最聰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陳告者關起來

換一個角度看，等到中央受理民眾投訴后層層批轉下來，再求徇顧私情互為庇護，總嫌被動了一點，所以有些官吏應對民眾赴京尚有更主動的措施，就是對上訪者實行圍追堵截，使之無法達到目的，簡稱截訪。

截訪之事至晚北宋已有，熙寧變法時期，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務的中央特派員(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在王安石支持下，大興引水淤田工程。原武、雍丘等縣的老百姓因為淤田淹毀了許多農田、房舍和墳墓，傷害秋稼，又無門投訴，便結成上訪團去京師告狀。程昉聽說后，急忙命令這些縣邑的領導趕緊把赴京上訪團全部追回來，要處罰他們。上訪團怕杖責，忙撒謊說我們去京城是要感謝政府引水淤田。結果是程昉的人替代上訪團寫了感謝信，再派兩個吏員代表大家去京師登聞鼓院投遞。當時王安石開心得不得了，誰要是再指責程昉在河北瞎胡搞，他就能理直氣壯地為之辯護了。以后，隨著各方彈章交劾，淤田清水損害民田的真相終于為中央所知，發文件給當地農民免去一種稅負作為補償(《宋史》卷九十五)，但是追截民眾上訪的官吏好像都沒有被追究。

清代的地方官最聰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陳告者關起來。蓋基層百姓上訪，一般多因州縣官吏違法聚斂、科派勒折、漕糧浮收、侵蝕賑銀等嚴重危害群眾經濟利益的劣政引起，但是以絕大多數鄉野小農的經濟能力、文化水準和社會閱歷，千里迢迢赴京告狀談何容易?所以史料中所見清代農民越級上訪，多是大家出錢湊盤纏，推舉幾個有點筆墨、見過世面的人，由他們帶上眾人署名畫押的申狀赴京投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認可人民上訴上訪權利的同時，又有不許刁民“假地方公事聚眾聯謀、約會抗糧、聚錢構訟”，以及“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扛幫赴京”等罪名和刑罰，簡直就像是為赴京投訴的準備過程度身定做似的，結果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訪的殺手锏，事實就是許多受眾人“湊給盤費錢文赴京控告”的出頭人物還沒走進京門，就被州縣當作聚眾約會、斂錢構訟的“刁民”，申府申省，“嚴飭勒限嚴拿，不使稍有漏網”了。

話分兩頭，刁民確實有，比如北宋募民告官違法隱欺，不免被刁民鉆空子，“或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最后只好停止有獎募告。再如朱元璋創建的鼓勵老百姓將害民官吏直接揪送京師的規定，大概在實踐中也有不少在當局看來是副作用的現象，所以到明仁宗繼位后就改口了。講透了這就是皇權與官僚的博弈，皇權不僅需要通過下情上達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眾來加強對官僚的監督與控制，但同時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機糾眾滋事，挾制官府，擾亂統治秩序。這個制衡把握起來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頭多壓一點那一頭就會翹起來，這就叫體制性尷尬吧。

(作者為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審)

責編/馬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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