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即去世，當時天下未安，成王年幼，不能親政。周公受命于危難之際，攝政當國，“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歸政成王”(《尚書大傳》)。周公平定天下之后，乃歸政于成王，自己退隱，為防止人去政息，周公制定了體現道德理性原則的禮樂制度，史稱“制禮作樂”。

殷周鼎革之際，周公用理性的方式完成政權更迭，制定了以禮樂為綱紀的典章法則，使道德成為治國理民的強大基石，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抉擇。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鑒于紂王失德亡國的教訓，周人“深知夫一姓之福祚與萬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萬姓之福祚與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與‘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殷周制度論》)真是不刊之論!

周公之后，經過孔子、孟子的推闡與弘揚，以道德立身、立國，主張“為政以德”(《論語·為政》)，相信道德的力量，恪守正義的信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這一思想原則成為中國人的文化信仰，造就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

禮樂文明是周代社會的綱紀

周公制禮作樂，深入人心，影響極為深遠。春秋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但是，讀《左傳》可知，政治精英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周公制作的“先君之禮”與“古之制”，他們將禮視為與“天經”、“地義”等同的概念，是經邦治國、安身立命的大經大法，如：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文公十五年》)

禮以順時。(《左傳·成公十六年》)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

禮，國之干也。(《左傳·僖公十一年》)

禮，政之輿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禮，王之大經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禮，身之干也。(《左傳·成公十三年》)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

道德為萬事之本，仁義為群行之大。禮是依道德理性要求制定之法則，其價值在于將原本屬于抽象范疇與概念的道德理性，轉換為視而可識、觸之可及的社會現實，使社會綱紀真正樹立。禮，即理;非禮，即非理。兩者為表里，幾乎通用不別。

孔子與其后的七十子之徒將禮與人格的確立相聯系，禮被視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標志，是修身厚德的基礎。道德仁義再好，不借由禮的踐行，則終究為虛言浮詞。自孔子提出“鳥獸不可與同群”，孔門弟子相繼闡發，以禮為區別人與禽獸的標志，如：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知自別于禽獸。(《禮記·曲禮》)

孟子把“仁義禮智”四端作為人性本善的理由，禮居其一，無禮者謂之非人。詩禮傳家，以禮為修身之寶，成為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理念，世世傳承。

讀歷代史書，以禮為治國綱紀的思想可謂貫穿始終。歐陽修《新唐書》的《禮志》，比較“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之治的得失，斷然將禮治作為最重要的判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卷第一句話就是“天子之職，莫重于禮”，全書以禮為準繩，評論為政得失。其后的顧炎武，曾國藩，梁啟超等也無不如此。

錢穆說：“梁任公以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相對，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中國知識分子》)錢先生論禮之說極多，限于篇幅，不再贅引。

　禮貫穿于中國文化的五個層面

中國文化中的“禮”，并非僅指禮貌、禮節，或者儀式、禮儀，它的內容涵蓋一切，在西方語言中沒有對等的詞匯可以翻譯，與西方人所說的“文化”相當。這是中國之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特殊現象現象。大較而言，“禮”自上至下包括五大方面：

政治理想。大凡一位政治家，或者一個政黨，為給社會指明終極的發展目標，都會描繪理想社會的藍圖，柏拉圖的《理想國》即其例。這類文獻在西方學術體系中屬于政治學范疇。中國不然，在中國它屬于“禮”的范疇。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其最高表述乃是《禮記·禮運》篇。孔子闡述的大同世界的學說，直到近代依然不衰，成為鼓舞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地為之奮斗的偉大目標。孫中山生平題詞最多的，乃是“天下為公”四字，但凡有孫中山故居、遺跡之處，幾乎都可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