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過去十年來，隨著媒介的大發展，整個社會走向媒體化，網絡輿論受到關注，田野里的群眾工作被忽視。與此同時，出現了社會階層分化、各階層之間話語權失衡，黨組織對于全體黨員和整個社會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凝聚力不斷被削弱。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尊重基層人民群眾實踐、認識、利益、權利及價值的主體地位，勇于走出互聯網，帶頭到群眾中去、聽取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的呼聲，打破資本集團和政黨化媒體在網絡輿論上的話語霸權，提高政府聽取基層群眾改革意見的比重。

關鍵詞 群眾路線 政黨媒體化 媒體政黨化 村頭問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決定，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全黨自上而下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決定指出，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目的是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切實改進工作作風，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這是在國家出現“政黨媒體化”和“媒體政黨化”的關鍵時刻，黨為了防止自身在政治上的衰退，做出的一項異常清醒的政治決定。

過去十年來，隨著整個社會走向媒體化，一方面出現了社會階層分化、各階層之間話語權失衡和汪暉提出的“代表性斷裂”問題;另一方面，媒體化社會不斷削弱黨組織對于全體黨員和整個社會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凝聚力，黨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綱領在群眾中的感召力下降;再一方面，由于各級政府某種程度上更多地關注網絡輿論，過多地被利益集團利用網絡輿論設置的議程牽制，比如大搞“微博問政”和與網民對話，陷入了媒體集團設置的政治議程圈套，忽略了田野里的群眾工作，出現了“政黨媒體化”現象，國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出現真空，黨在政治上有衰退的跡象。而與此同時，本來作為政黨與群眾聯系紐帶的媒體演變成了新的政治參與者、議程設置者、政治動員者和政治活動組織者，出現了“媒體政黨化”的現象。

　話語權分配嚴重失衡

當前，中國社會不僅被貧富、城鄉和區域三種差距分割，更被話語權分配失衡深層次分割——被資本網絡媒體集團主導的新主流意識形態和廣大中間階層、底層社會民眾憤怒的吼聲兩種不同的話語撕裂了。社會各個集團和階層都在爭奪改革的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改革話語權的爭斗正在深層次地割裂中國社會，出現了派別性質對立的兩個輿論陣營。兩大陣營在各自控制的微博和網絡平臺上以“一邊倒”的、“黨同伐異”的和“大批判”的方式呈現出來，已經近似于一種黨派性的“政治狂熱”。

首先，廣大的中下層社會在資本控制的強大新主流媒體上沒有話語權，沒有能力設置本階層的改革議程。代表中下層的平民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更是被有組織的“水軍”封殺和屏蔽。在意識形態領域，雖然憲法和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但是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在整個輿論資源中占據了微不足道的比例，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現實中更被資本集團主控的媒體制造的輿論邊緣化。

其次，資本集團控制的媒體沿襲了解體前蘇聯的辦法，利用歷史虛無主義手段虛化執政黨的歷史，動搖執政黨的主流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選擇的發展道路，進而動搖執政黨的合法性。

再者，雖然代表中下層社會的思想、觀點、意見領袖不占有任何主流網絡媒體，自己的媒體平臺稀缺，但是，過去一年多來，他們在網絡輿論中一步步地從被動走向主動，在一些網絡平臺被資本控制的情況下，中間階層和中下層網民及其意見領袖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例如，當某些代表中外資本集團的觀點、文字、圖片或新聞出現在微博上，下面的評論主要是中下層群眾的不同聲音占上風。與此同時，資本集團的意見領袖通過表面的政治口號包裝，也聚集了大量的跟隨者。

但是，在社會各階層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的情況下，面對可能發生的輿論斗爭，相關部門試圖通過保持政治上的冷漠，用政治中立的態度來掩飾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交鋒。往往在一些存在輿論分歧的關鍵問題上，有關部門以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為借口，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進行網上的輿論封堵、銷號，甚至封網。結果，在網絡輿論里，處在中間地位的政府部門在“左”、“右”兩翼的支持率都在急劇下降，特別是幾大官方媒體的公信力愈來愈差，影響力下滑。

面對社會矛盾日益激烈的狀況，政府有關部門和官員必須意識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穩定依賴于各個階層之間的力量均衡，特別是在輿論表達上更要讓各方、尤其是讓話語權上處于劣勢的中下層群眾和他們的意見領袖能發出聲音來。在當前的意識形態環境里，更需要具有正能量的輿論領袖去弘揚國家和社會的正氣，辨別是非。網絡上最有價值的信息來自那些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正能量意見領袖，造就或摧毀這些節點，乃是社會各方政治力量爭取話語主導權的關鍵。當前資本集團使用的網絡輿論斗爭方式是通過組織網絡水軍，把打垮黨內那些正能量的意見領袖當作奪取輿論話語權的關鍵。

如果一個政黨遠離政治并主動放棄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放棄培育并呵護自己的輿論領袖，將會導致一些黨內思想領袖和黨外的政治同盟者棄黨而去，帶來黨的政治衰退。而這將導致出現汪暉所預警的“代表性斷裂”問題，①即政黨與大眾，尤其是處于中下層的大眾疏遠，難以發現工人和農民的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后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座談會上，代表黨中央旗幟鮮明地重新強調，“必須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②

目前的中間階層和中下層的思想領袖通過開展大眾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倡導，在理論上開始占據制高點，特別是中下層政治力量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崛起，沖破了資本集團操控媒體的狀況。但是由于社交媒體平臺寄生在資本集團控制的網絡公司手中，在輿論發生分歧的關鍵時刻，資本各方的代理人會積極配合利益集團，用刪帖、屏蔽和封號等手段對付中間階層和中下層社會的群眾力量，而話語權的主要資源集中在金字塔頂層的資本集團手里，中間階層和中下層群眾掌控的話語權資源常常被呈報給上面的輿情報告忽略不計。中下層社會民眾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頻道、網站和微博“大V”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或是沉默地被資本集團媒體和微博中的“大V”們代表著，或是只能在被網管嚴密監控的第二屏中艱難地發出自己的政治訴求。

當前，政府要想扭轉其在輿論上的被動格局，必須通過走群眾路線，讓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變革聲音在改革話語中占有一席之地，方能扭轉中國目前的話語權資源在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力量分配嚴重失衡的局面，消除潛在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政黨化媒體掌控強大的議程設置權

政黨一旦政治上衰退，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就會出現真空，媒體集團就會作為新的政治參與者、議程設置者和政治動員與政治活動的組織者，去行使政黨的功能，形成政黨化的媒體。

政黨化的媒體是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有著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為實現其政治理想，通過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刪什么貼、不刪什么貼，制造民意，引導輿論，營造政治氛圍，已經成了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有的媒體集團常常在政治目標上半遮半掩，大眾和網民并不清楚政黨化媒體的政治意圖，結果在一些重大的輿論事件中，民意被綁架。

政黨化的媒體有著先天優勢。他們在與其政見不同者對壘時，通過過濾民意，制造輿論，在今天這樣的媒介化社會里，會很容易地擊敗對手，實現其政治目的。而政黨通過去政治化，失去了政治動員力。政黨放棄的政治空間被媒體集團掌握。某類網絡媒體集團政黨化的具體表現是：媒體成了政治活動人士的重要武器，媒體本身一方面謀求物質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著某個社會階層或團體，有著明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并間或有街頭政治行動。例如，重大事件或突發事件發生后，政黨化媒體通過制造議題，發動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運動，通過對信息和微博有選擇地封鎖或推廣，制造了一種虛假的主流輿論。與此同時，與媒體集團政見一致的、在黨內和政府里任職的人士趕緊組織網絡輿情，呈報高層，進而影響決策。

在政黨政治衰退的同時，伴隨著媒介產業化，媒體、資本與某些權勢結成了緊密的政治同盟，取代原先由政黨承擔的政治角色。汪暉說：“在今天，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媒體權力也常常是壓抑性的機制之一。在這場斗爭中，呼之欲出的是政黨化的媒體與滋生這一媒體權力的傳統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如果說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點，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個喪失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左支右絀的權力機器。”③在政黨化的媒體里，幾乎很難有理性討論的生存空間。媒體集團和網絡公司通過持續創造新聞和社會議題，設置和左右政策性議題，已成為實際上主導輿論走向的政治力量。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展示，這些媒體集團通過挖掘隱私、制造輿情、引導輿論，不僅聚集了大量缺乏媒介素養和政治敏感的普通網民，更令黨內很多人對未來感到迷茫，紛紛在私下甚至公開場合歸邊站隊，倒向政黨化媒體。

政黨化媒體利用其市場化占有的優勢資源，大力通過媒體產業化，推動媒體娛樂化、媒體暴力化，讓沒有思想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消解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形象的包裝中，把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三個差距問題，引導到娛樂上。政黨化媒體通過學術和媒體陣地，占領啟蒙陣地，搞歷史虛無主義，重寫古代史、近代史、黨史、抗戰史、軍史、內戰史、抗美援朝史。政黨化媒體與社會的連接紐帶是那些活躍在媒體上的明星政治活動者、明星學者、明星主持人、明星記者、明星演員、微博上的“大V”。在共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下，圍繞某位媒體明星般的政治人物或社會活動家，聚集著大批的追隨者或微博粉絲。這些追隨者和微博粉絲視這些媒體名人和微博“大V”為政治領袖，維護并呵護著他們的政治領袖。這些政治領袖多是資本的代言人，精英色彩濃厚，但從廣大追隨者的言論判斷，其跟隨者更多地是來自社會底層。

在媒體政黨化后，媒體和記者變成了黨派斗爭的工具。越來越多的記者只報道持不同政見高官的丑聞，掩蓋跟自己政治觀點一致官員的丑聞。為了打擊政見不一致者，有的政黨化媒體有組織地給異見者制造罪名，設置圍攻的靶心，發動政治同盟者屬下的全部宣傳機器，聯手制造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一些門戶網站管理者甚至憑著個人的好惡，隨意加密、刪帖、封號，充當著其所屬利益集團的新聞檢察官角色。按照戴旭的分析，④政黨化媒體制造和引導輿論的做法通常為三板斧：一些“大V”以民生民主的代表者自居，設置議題，聯絡同盟者統一發力進行網絡動員;各大網站主頁力推，形成看似洶涌澎湃的網絡輿論嚇唬政府部門;然后以民意為由，要挾政府部門或被指責人的單位“撤銷、開除”;等等。媒體政黨化后，輿論不是基于常理，甚至不是從基本事實出發，沒有解決問題之欲望，而是不斷給異見者和執政者制造恐懼。給異見者編制“罪名”，圍繞“罪名”大造輿論，從微博到傳統媒體，制造黑云壓頂的恐懼。在媒體政黨化的環境中，面對各類輿論熱議的事件，越來越多的官員不表態，不顯露立場，怕樹敵，擔心前程莫測;同時，上級不保護下級。

最希望看到媒體實現政黨化的利益集團，是那些依靠媒體的力量擴大自身權勢的金融資本、商業資本、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權貴知識分子等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希望通過資本媒體的政黨化，變人民群眾的言論與出版自由為政黨化媒體所代表的政治黨派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媒體作為資本企業的言論自由與人民群眾作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中國的傳統媒體表面上被政府和商業兩只手牢牢地把控，但是在資本操控的網絡媒體環境里，無論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員，還是各界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平民百姓，要想在這樣一個網絡媒體環境里發出獨立的聲音是十分艱難的。表面上看，網民有使用幾大社交網站的自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網民在這些門戶網站和它們麾下的微博上有傳播獨立思想和獨立觀點的自由。一些社交網站的能量已經遠遠超過新華社作為“黨和國家喉舌”的傳播力，成了“超級政治性通訊社”。⑤在龐大的資本支持下，政黨化的媒體與境外資助的某些華文網站，如《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形成政治上的合作默契，聯手進行議題設置和網絡政治動員。有的網站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和技術手段制造出天量粉絲和點擊率，以影響輿論走向。

由于媒體的政黨化，媒體的新聞報道立場和選題多是政治劃線，新聞報道越來越從打壓政治異見者進行主觀選擇，不給理性的政治討論以任何空間。由于政黨化媒體無視中國社會的分層，而執政黨本身的國家化和官僚化，在政治上又多不表態，輿論上的各階層斗爭和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執政黨要勇于跳出網絡議程圈套，親耳聆聽群眾聲音

早在2001年，筆者受中央外宣辦委托，開始培訓政府發言人。十多年來，各級政府邀請我的教學團隊培訓了近20萬政府發言人。有的黨政官員錯誤地認為，只要時刻與媒體保持緊密的互動關系，在危機和突發事件中，緊跟媒體的議程，多說一些媒體愛聽的話，就不會引火燒身。結果，各級黨政官員雖然學習了一點媒體應對技巧，但一遇到危機，就陷入了資本集團主控的媒體設置的議程陷阱，忽略了在社會改革和社會變革中，黨最為重要的群眾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正是由于沒有重視群眾路線，才導致積怨日深、矛盾凸顯，一些地方時常因為城管與小販的個別爭執引起大規模的群體聚集事件。就像突尼斯暴亂前夕，無論是網上，還是網下，到處是火藥桶在尋找打火機。2011年，魏偉就新媒體環境下的黨建工作在《當代世界》撰文⑥指出：“現代媒體助推人們的思想趨于多元，對主流政黨灌輸價值觀，整合社會思想增加了難度。在此背景下，政黨為保住和擴大社會基礎，乃至尋求執政地位，不得不冒著‘犧牲自身特色的風險，迎合大眾媒體的政策口味’，按照媒體的邏輯、規律和報道基調修改黨的綱領政策。其結果是，政黨價值觀和政治綱領的感召力下降，凝聚全黨和社會共識的能力被進一步削弱。”文章進一步指出，媒體社會削弱了黨員對黨組織的依賴，黨組織傳統的運作方式受到挑戰。“許多黨員特別是年輕黨員更喜歡通過社交網站等參與政治話題的互動，對政黨傳統的組織活動方式越來越不感興趣。”如今，由黨組織舉薦的政治家，其影響力難以與經媒體包裝和宣傳的政治家相提并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黨內政治精英更加依賴媒體而不是黨組織來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過分倚重媒體作為政黨政治宣傳和動員的工具也讓一些黨付出沉重代價。”各級政府對網絡的批評過于敏感，反應過快，結果使政府的政治議程不是由黨來定，而是由互聯網上的政黨化媒體或媒體大腕決定。黨為了在媒體社會求生存、謀發展，把黨的輿論引導權、議程設置權讓位給媒體，削弱了黨的政治和社會動員功能，弱化了黨的各級組織尤其是基層組織的作用，導致黨員的歸屬感下降，社會基礎發生動搖。再加上長期以來在網絡工作上的黨政分離，黨在網絡治理上長期處于無力狀態。如果黨利用媒體加強黨建，必須立足于媒體為黨的深思熟慮的議程設置服務，而不被媒體及其背后的資本利益集團設置的議程牽著鼻子走。

與此同時，某些網管部門在網絡治理上簡單化，比如，封號、拔線、禁言、禁語，更令人堪憂的是，網管本來是為主流價值觀服務的，現在成了維護某個個人或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網絡幫手。在網絡亂象的治理中，若僅靠禁言、屏蔽或封號等手段，只會把最真實的輿情屏蔽掉。在當前被不斷刪除和嚴密監控的微博中，政府的“微博問政”其實是一種被操控議題的政黨化媒體牽制的“問政”。黨在過去十多年里，由于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開始出現了政黨官僚體制化，有越來越脫離人民的傾向，有失去人民性、進步性和政治動員力的危險。汪暉在討論媒體政治時，尖銳地指出當下問題的要害是“國家公司化、政黨國家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⑦政黨國家化是指政黨逐漸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征。與此同時，在市場化過程，伴隨政府公司化(政黨與資本的聯姻)，政治性越來越減弱或不清，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發展為執政黨的危機。執政黨必須勇于走線下的群眾路線。要盡快把“微博問政”改為“田頭問政”、“村頭問政”、“工地問政”、“車間問政”、“街頭問政”……只有擺脫政黨化媒體操控的“微博問政”，到現實生活中去聽取各個階層真實的經濟訴求和政治訴求，承認觀點和思想的多元化，直面輿論界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現實，執政黨才能創新群眾工作，找到網絡時代群眾工作和政治動員的策略。

首先，各級黨委、政府領導人必須敢于走出資本集團設置的網絡議程圈套，走進基層百姓家里、田頭、村鎮、工地、街道、廠礦企業，腳踏實地去傾聽人民的心聲，確保頂層設計不只是為少數人服務。與此同時，黨必須盡快恢復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群眾工作。在社會進入轉型期、改革步入深水區的今天，改革設計者要充分尊重基層人民群眾實踐、認識、利益、權利及價值的主體地位。其次，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人要勇于走出互聯網，帶頭到群眾中去、聽取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的呼聲，打破資本集團和政黨化媒體在網絡輿論上的話語霸權，提高政府聽取基層群眾改革意見的比重，增強公眾對改革決策公允性的信心，確保國家的各項改革政策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通過黨內民主制度的建設，黨不僅要管好黨，同時要發動群眾，監督好各級政府，把黨對政府的監督變成人民對政府監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黨有責任確保政府出臺的各項改革舉措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團的利益。最后，黨和政府還要盡快放開中下層群眾及其意見領袖在微博上的言論自由，傾聽中國社會各階層真實的經濟訴求和政治訴求。只有社會不同階層人民群眾的呼聲在媒體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表達，決策者方能準確了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和民心趨勢，不斷穩固黨的執政地位。

　注釋

1 3 7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后政黨的政治’”，《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2 習近平：“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的講話”，新華網，2013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28/c_115589215.htm。

4 5 戴旭：“謹防信息恐怖主義”，《中國國防報》，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bbbb50101akw2.html。

6 魏偉：“外國政黨運用媒體創新黨建的做法及啟示”，《當代世界》，2011年第2期。

　　Go beyond the Internet: Solutions to Discourse Power Imbalance

li Xiguang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 the last decade, the whole society has become fully engaged with the media, bring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under attention and causing off-line mass work to be ignored. Meanwhile, there have appear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iscourse power imbalance, which constantly reduces the abiliti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bring together all Party members and the whole society.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fully respect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n terms of practice, knowledge, interests, rights and values, boldly act beyond the Internet; take the lead in going to the people and listening to their views; break the Internet discourse monopoly of the media controlled by capital groups 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pinions on reform voiced by the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Keywords: Mass line, media-reliant political party, political media, soliciting people's input on government affairs through village visits

　【作者簡介】

李希光，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清華大學校務委員、網絡信息與社會管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研究方向：新聞學、公共政策與媒體、國際傳播。

主要著作：《走出媒體污名》、《轉型中的新聞學》、《軟力量與全球傳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