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代民主理論將公民參與的形式和公共輿論的質量作為衡量民主健康與否的重要指標。網絡技術的產生一度讓人們相信，在后現代和犬儒主義時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談文化，可以在虛擬空間中重新復興。但對于實際存在的網絡話語的經驗研究再一次表明，技術樂觀主義者需要調低期待度。互聯網是當代公共領域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會絕不應該放心地把它徹底交給資本和市場。社會需要持續不斷地探索在這些公共平臺中交往理性實現的路徑與方式。
關鍵詞 網絡媒體 話語實踐 公共領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要討論傳媒對于民主政治的影響，公共領域是一個核心議題。當代民主理論將公民參與的形式和公共輿論的質量作為衡量民主健康與否的重要指標。而以各種傳播媒介為載體的公共領域正是公民以話語的形式參與民主進程的場域。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的界定和歷史研究為我們在社會變遷和新媒體發展的語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現狀提供了理論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網絡媒體所孕育的話語實踐是否有助于社會與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的研究在兩個方面為本文的評估提供了邏輯起點和判斷依據。首先，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進行了規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說，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術或者存在某種公共話語形式，就可以認定一個社會具有公共領域。能夠為民主化服務的公共領域必須具備一系列特定的條件，對這些條件的考察、評析和判斷就構成了我們評價一個社會中現實存在的話語環境是否能被稱為健康的公共領域的依據。另外，哈貝馬斯在對于西歐公共領域演變的歷史研究中，得出了當下大眾社會中的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結論。因此，要判斷以網絡媒體為載體和工具的新的話語實踐是否具有公共領域的特征，我們也要從兩個層面來進入這一討論。第一層當然是將網絡媒體話語的各種元素與公共領域的規范性定義作比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領域的各種條件，并討論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術的特性、社會制度的塑造等結構性因素，還是社會心理、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能動性的因素。第二個層面是將網絡媒體與傳統的大眾傳媒相比較，看新媒介技術的加入構成了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秩序怎樣的關系，塑造了怎樣的傳播與溝通環境，是強化了還是扭轉了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趨勢。正如本文標題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實然層面當下中國的網絡媒介延續甚至強化了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結論。但是秉承哈貝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論傳統，作者也將在文末指出新媒體技術在應然層面對于建設理想公共領域、推進民主政治所能夠做出的貢獻，以及要實現新媒體的解放性潛能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條件與努力的方向。
公共領域的規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的一個較為詳細的定義如下：
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會、形成公共團體的談話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領域生成。然后，他們既不像商人和專業人士那樣處理私人事務，也不像某個合法的社會階層的成員那樣服從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限制。當公民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也就是說，對于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并影響信息接受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從這個定義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領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質。這些性質是規范性的，也就是說，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這些性質，就不能成為合格的公共領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領域應該是一個開放的論壇，所有與公共事務相關的話題都應該能夠在此得到交流和討論，它也應該是不同群體進行表達和交流不同社會經驗的場所;第二，在公共領域中進行討論的話語方式應該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對所有人適用的原則和公共禮儀，是觀點的精彩和說服力，而不是強制的力量，導致公共輿論的形成;第三，公共領域獨立于以利益為目的的市場和以權力為目的的政府，它的運作和話語方式不應該受到它們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這里不斷地、系統性地考察和評估市場與政府的運作，對政府政策進行監督和批評，行使公民的義務和權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轉。因此，“開放”、“理性”和“獨立”是公共領域的三個最基本的特征，哈貝馬斯也主要是以這三個標準來評價不同歷史時期和社會背景中的公共領域是否合格。
瑞典學者達爾格倫(Dahlgren, 2005)據此總結了考察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公共領域的三個維度：結構、代表性和交往。結構是指公共領域的制度環境，比如媒體組織、媒體所有權、管制方式、職業文化、經濟來源、運營模式等，這個層面決定了傳媒的開放性，其服務的對象，以及傳媒與政府、資本之間的權力關系;代表性是指傳媒內容的多樣性，社會中不同的組織、階層、性別、年齡、地域、行業等群體的公民是否都能夠在媒體中有表達的機會和表達的空間，媒體內容是否足夠包容，這影響到其中所產生的輿論是利益相關方充分討論的結果，還是被某些利益集團和偏狹的視角所壟斷的;交往的維度是指公民實際參與公共領域的方式，是雙向互動的，還是被動接收的，是理性辯論的，還是情緒宣泄的，是平等獨立的，還是被權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還是娛樂化的，是具有經驗和媒介素養的，還是對媒介技術與表意陷阱一無所知的，等等。三個維度既相互關聯，又有一定的獨立性，它們分別對實際存在的公共領域的質量產生影響。比如，在政府言論管控相對嚴格或者媒體壟斷比較嚴重的地方，媒體內容的多樣性和公民話語活動的質量肯定會受到影響，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較強職業倫理的媒體組織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會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公共領域的結構性偏向。因而，公共領域與其說是一個既定的狀態，不如說是一個過程，傳媒職業和公民文化對于塑造公共領域的性質總是具有一定的能動作用。
哈貝馬斯對于大眾傳媒時代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評價，也是基于對上述三個維度的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政治公共領域正常運作的兩個基本條件，議會制度和自由媒體，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議會和媒體所提供的公共討論的平臺成為各種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爭吵和博弈的舞臺。理性交流蛻變成實力的角逐和修辭策略，普遍的人性回歸成追逐私利的個體，真理之爭變成利益和權力之爭。原本獨立的公共領域浸入了市場邏輯和強權邏輯，必然塌陷到原來屬于私人領域的范疇之中，倒退回無政府和集權主義的兩級狀態。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和維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傳播技術將商品的信息傳遞到分散的民眾那里。廣告和公共關系行業就成為有私人需求的買主獲得大眾傳媒的傳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對所有人開放的公共領域，由于市場交換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須作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賣出去，成為私有財產。大眾傳媒公共領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隨著廣告成為各類主要商業媒體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盡管新聞媒體以編輯部門與廣告和營銷部門相對獨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證公共領域獨特的運作性質，廣告和公共關系行業對媒體內容的影響還是隨著市場競爭壓力的增大滲透進來。大眾傳媒本身日益成為一種產業，通過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產業市場的宏觀體系之中。傳媒所生產的產品不再是只供不牽涉利害沖突的社會交往和內心自省所用，傳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為新經濟條件下發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產業之一。市場邏輯的主導帶來了傳媒機構在內容生產、受眾觀念、管理方式等層面的一系列變化。成本核算和擴大市場的動機使得內容生產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線化，原創和靈感被分工、類型和可重復的模式所取代;科學主義的受眾調查、受眾定位以及鋪天蓋地的市場營銷使傳統制作者與受眾之間自發、淡泊和隨意的關系顯得那么不合時宜;媒體管理也越來越強調等級制度和績效考核，早期印刷媒體中的文人氣質和同仁精神，也逐漸被雇員意識所取代。隨著傳媒日益自我定位為市場中的競爭機構，傳媒作為公共領域的主體性已經非常淡漠。
在公民文化方面，隨著傳媒的市場化，對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評話語，向學院批評的專業主義和傳媒批評的商業化的兩極趨勢發展，使得“公眾分裂成沒有公開批判意識的少數專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費大眾”。(哈貝馬斯，1999;p. 200)批判意識轉化為消費觀念，批評退回到“觀賞”，討論退回到接受，輿論的實質變成了宣傳，大眾社會的公共領域呈現了哈貝馬斯所謂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說，現代傳媒的職能與其說是將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實施公開在公共輿論面前，不如說它制造了精心設計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輿論產品，供民眾選擇和購買。而這些輿論產品的真正功能是掩蓋統治和權力的實際情況，為既得利益服務。
互聯網：資本裹挾下的“公共領域”
雖然互聯網能夠帶來公共領域和民主政治的復興這類樂觀主義話語并非中國的專利，但它確實凸顯了互聯網在中國語境下被賦予的獨特期待與想象。由于中國的傳媒制度是建立在國家宣傳機構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眾傳媒的資金、組織、運營、管理、職業教育、傳播等硬件軟件基礎設施的建構都是在精英主義原則的指導下，由上至下來實施的。因此，中國的傳統媒體通常被看做是國家控制社會的工具，其公共領域的性質比較微弱。當然，傳統的媒體組織方式在對于現代化媒體的基礎設施投入，媒體資源在全社會范圍的普遍化接入，對于工人、女性、兒童、少數民族等特殊群體的媒體服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這是現代公共領域得以實現的前提。如果沒有幾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設現代公共領域的設想將是空中樓閣。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集約化的媒體投資與運營模式，導致媒體話語被壟斷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體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對于媒體的參與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的，可以忽略不計。正是在這樣的媒體語境下，互聯網給中國的公共領域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數字與網絡技術使得普通民眾能夠繞過專業機構的審查與組織，直接生產和傳播信息、觀點以及各種形式的自我表達。在中國互聯網迅猛發展的21世紀，尤其是在以BBS論壇、博客、社交媒體為代表的言論性網絡應用的空間中，多元話語的大量出現形成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強烈沖擊，反權威的論述與情緒激蕩在獲得充分釋放的網絡言論之中，紛繁雜蕪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門人弱化的網絡空間游蕩，各種亞文化與邊緣群體也得以通過網絡來進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話語的碰撞、爭論與融合。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術的幫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數都會成為新時代公共領域的積極參與者，大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理性地與其他人進行辯論，客觀地評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傾聽和參與中達成共識、形成輿論，從而推動社會政策的產生與變革，促進社會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將設想與現實畫上等號之前，我們需要對互聯網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即網絡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做一些現實的觀察。
在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包括處在市場化大潮中的中國，除了軍方和科研機構在網絡基礎設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聯網的各種民用形式迅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資本?；ヂ摼W被認為是新經濟的發動機，為資本帶來全新的市場、生產、流通與消費形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傳播與通訊技術就成為最受資本青睞的投資對象。如果我們把眼光從網絡話語表達的狹小視野中展開，整個互聯網世界的絕大部分是被即時通訊、網絡游戲、網絡商務、網絡金融等商業化應用所占據。主流互聯網企業為我們所設計的網絡應用主要集中于娛樂、消遣和商務活動的領域。互聯網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達的領域，隨著傳媒商業化程度的加深，網絡也成為娛樂產業鏈條的一個部分，奇觀文化展示、大眾化文化產品的傳播、市場營銷等領域，都從傳統大眾傳媒向網絡媒體擴張。網絡正在日益模仿商業化大眾傳媒的模式，不是鼓勵少數、民間和多元觀點與信息的表達，而是遵循“眼球經濟”的邏輯，強化專業化、商業化的內容生產(Patekis, 2000)。視頻分享網站的發展趨勢是網絡平臺精英化和資本化的典型案例。從最初模仿Youtube的業余者視頻上傳和分享模式的優酷，到現在被資本重新整合之后的優酷—土豆、樂視等以發布正版商業視頻、視頻版權交易為主要業務的視頻產業，以及積極加入競爭的由主流媒體開辦的視頻業務，充分體現了資本邏輯在網絡言論生產領域的霸權地位。“市場邏輯，與正在出現的旨在限制公民表達的廣度與形式的法律框架與政治沖動一起，降低了網絡作為有效公共傳播空間的潛在能力。”美國學者萊齊格對于西方互聯網發展趨勢的判斷，在中國語境下依然有效(Lessig, 1999, 2001)。
作為公共領域的互聯網和作為盈利工具的互聯網兩者間最本質的差異在于，前者將公民之間的溝通、個體的自我表達、公民文化的養成本身作為目的，并不追求一時一事的勝出，對于言論的多樣性和異質性保持寬容;而后者關心的是投資在短期內得到回報，因而對于言論的來源、形式和內容要以商業化的標準進行篩選、塑造和主導。不論是在網絡BBS論壇，還是在博客、微博等社交網絡中，炒作都成為網絡營銷、名人生產、推出意見領袖，擴展市場認知度的重要手段。原本可能成為草根與精英同場競技的場所，對于價值觀與話語模式更加包容的互聯網，如今越來越變成一個成本更加低廉的選秀與明星包裝的平臺。草根只是一個具有道德優勢的標簽，擺脫草根身份，進階精英集團才是許多人參與網絡話語博弈的真正目的。(吳靖，2009)正因為資本對于言論內在價值的蔑視，各種信息、觀念、表述方式都可以被機會主義地使用和倡導，又在條件改變的情況下被拋棄。當下中國網絡話語在拓展了言論空間和符號形式的同時，又毫無底線地對于暴力、色情、民粹主義、謠言、仇恨與歧視言論推波助瀾，其中固然有網民交往理性缺失的問題，但網絡資本為了迅速獲取眼球和文化資本在背后的策劃與設計是一個更加基礎的結構性原因。而在另一方面，資本也可以直接通過金錢和權力的力量來遮蔽和消滅對其商業利益不力的言論。日益商業化和職業傳媒化的互聯網，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領域方面對于傳統媒體的超越性越來越不明顯。其對話語的壟斷性可能反而由于缺少了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而更加惡劣。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與互聯網在商業模式上的相互競爭，不但導致兩者越來越相像，而且自然引發了兩者之間的合作。以擴展自身話語權力為主要目的的市場化，當然會推動媒體企業占領更多的傳播渠道。一方面，主流媒體為了彌補多元化所帶來的影響力降低，把互聯網作為獲得信息、話題、熱點等內容的重要來源，互聯網已經成為傳媒議程的主要設置者之一;另一方面，網絡媒體的話語活動也以最終進入大眾傳媒的視野、形成社會熱點為目標。大眾傳媒的網絡化與網絡的大眾傳媒化同時進行，網絡作為另類媒體和新興公共領域的前景并不樂觀。隨著傳媒領域資本集中的趨勢越來越強，全媒體的大型媒體公司正在出現，這種壟斷性的政治經濟結構對于網絡話語能夠提供的社會代表性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網絡媒體的代表性危機：公共領域的單極化
這部分將會借用幾個國內外對于網絡言論形態的經驗研究來說明網絡話語在代表性方面的局限。第一個研究來自德國，兩位學者Gerhards和Schäfer(2009)為了檢測互聯網相對于傳統媒體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領域，選取了1999年至2001年德國和美國的主流報紙與搜索引擎中排名靠前的網站對于人類基因組工程的報道與評論，對比兩種媒體話語的差異以及兩國之間的異同。文章的論述前提是，充分的研究表明，主流媒體是受到政治經濟力量的裹挾，在言論的代表性方面系統性地偏向精英集團，而互聯網的低技術與資本壁壘應該能夠帶來更多的邊緣話語和另類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更充分的討論。但是研究結果并沒有支持這一假設。文章的結論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檢驗兩種媒體中參與到相關討論的主體的多樣性程度，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參與度。在對1900篇報紙文章和144個網站進行定量分析之后，作者指出網絡上并沒有呈現出更多樣的社會參與度，特別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報紙和網絡上的言論都被少數人主導，尤其是科學家和生物公司的研究人員，網絡上的情況甚至比報紙還糟糕，極少數人壟斷了大多數話語權，而報紙反而因為專業主義的原因會去試圖尋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表達觀點。而在科學家群體之外，網絡話語的第二大主體其實是記者，他們在主流媒體之外積極尋求更多的傳播渠道。網絡話語的壟斷性要大于報紙，德國和美國都是這種情況，而且美國網絡話語被生物專家所壟斷的程度要嚴重于德國。第二個層面的探討涉及立場和框架的多樣性，結論與第一個層面相似，網絡媒體在對于人類基因組工程的評價與論述框架方面，仍舊是單一化的，其壟斷性大于報紙，而且美國網絡話語的單一性大于德國。該研究表明，網絡資本化越強的地方，網絡公共領域的單極化也越明顯，傳統媒體的職業倫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緩解話語壟斷。
第二項是國內青年學者王維佳和楊麗娟(2012)對微博中意見領袖話語代表性的研究。他們以新浪微博中對于“吳英案”的討論為例，從話語生成機制和政治傾向入手分析微博公共議題討論的傳播特征。他們選取了新浪微博中轉發量超過1000條的對于“吳英案”討論的所有原創微博82條，作為分析對象。作者首先指出這82條微博對“吳英案”的態度完全一致。質疑和反對判決結果的博文比例為100%。沒有一條博文從正面支持法院的判決，也沒有一條博文引述和回應法院判決時給出的事實依據。而且這些微博博主的社會角色和階層屬性高度一致，學者、媒體人、企業管理者以及律師。這樣的結果與國內其他對于微博發言群體的身份研究也相互印證。復旦大學“輿情與傳播研究實驗室”2013年3月發布的專題研究報告顯示，在新浪微博最具影響力的人群中，媒體人、學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導。絕大多數具有話語影響力的用戶是掌握相當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精英，草根網民、普通公眾少之又少。王維佳等在文章中指出，由于微博意見領袖群體社會階層相似，政治觀念同質化，在討論特定政治議題時，有明確而統一的政治目標，因而微博上的言論和意見具有明顯的黨派特征和宣傳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開放性。
最后要討論王洪喆和吳靖正在進行的一項“旭日陽剛”現象的文化研究。“旭日陽剛”經由網絡發布他們在一個出租屋中翻唱《春天里》的視頻被網友大量點擊推崇，到最終成為“網絡紅人”登上春晚舞臺，對于這個案例整個演變過程的定性分析幫助我們考察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文化產業鏈條上的組合效應，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話語權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分配與遮蔽。“旭日陽剛”最初以“農民工”的身份翻唱搖滾樂，中產階級歌手的懷舊歌詞被網民挪用為弱勢群體的苦難表達和溫和的社會抗議。而文化工業選秀節目以及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媒體的介入，分別將演唱者收編為符合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個人奮斗的英雄和官方意識形態中普通人民保持樂觀向上精神的楷模。資本和權力分別在“旭日陽剛”身上找到了文化合法性的表述空間和接合點，它們的合作與共謀將“旭日陽剛”的命運與主體性徹底個人化，遮蔽了他們最初的流行所啟發出來的階級意識與社群觀念。在這個案例中，草根雖然經由網絡媒體以及挪用和拼貼的后現代手法在當代文化景觀中發出了聲音，但是他們的另類表達無法成為與主流文化平等的、自為自在的文化形態，必須經過商業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改造才能被接受為主導文化的一個聲部。
網絡媒體中的交往理性：網絡公共領域如何可能?
哈貝馬斯對于公共領域的規范性定義，不僅包括傳播媒體的政治經濟結構，話語的社會代表性等維度，還包括了對于交往實踐、交往形式和交往倫理的規定。也就是說，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公共交往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公共交往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1954)認為，“公眾”不應該被簡單地想象為“媒體觀眾”。公眾只有在對話的過程中才存在，在私人家中消費傳媒內容的原子化個體并不構成公眾。在現代調查業數據中呈現出來的話語集合也并非真正的、至少不是唯一的“公共輿論”形態。古典民主理論非常關注公民是否相互交談以及怎樣交談。如果說法律制度和媒體的政治經濟結構是民主秩序的骨架，公民之間持續不斷的交談活動才是民主肌體的血肉。有了交談，民主才進入了日常生活，成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一個愿景或者框架，成為未被實踐的紙面民主。網絡技術的產生一度讓人們相信，在后現代和犬儒主義時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談文化，可以在虛擬空間中重新復興。但對于實際存在的網絡話語的經驗研究再一次表明，技術樂觀主義者需要調低期待度。網絡話語的質量只能與現有的公民文化保持一致。在當下中國的公民文化中，用獨白代替對話，附和代替質疑，恭維代替疑問，情緒宣泄代替理性辯論，以勢壓人代替平等包容，斷章取義制造謠言代替尊重對手公平競爭等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現象都一一出現在網絡空間中。而且由于網絡應用的技術設計以資本和權力的需求為指針，網絡主流話語的宣傳性和獨裁性并不亞于傳統媒體。
一位碩士研究生(張紫瑞，2011)在對新浪微博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觀察后指出，微博話語與理想公共領域的距離不僅體現在結構與制度層面，更體現在公民文化層面。比如，微博上的參與者不是真正的主體性平等的公眾。微博用戶之間的地位和文化資本不平等。并且，微博用戶是“即逝公眾”而不是真正的公眾。“即逝公眾”隨著媒體事件的發生而產生，隨著事件的結束而消失，難以對議題保持持續的關注，因此很難對議題所涉及的深層次的社會或政治問題產生實際影響。當有公共事件發生時，微博用戶會表現出極大的參與熱情，而當事件趨近尾聲或有新的事件發生時，用戶的注意力也會急速衰退，因此微博用戶符合“即逝公眾”的特點。微博用戶比較偏愛負面信息，追求刺激、震撼性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社會黑暗面的事件。同時，微博用戶表現出急躁情緒，對于事件真偽、來龍去脈不做深究便急于表達意見。因此，微博用戶距離真正的公眾還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微博上的話語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并存;對異議接受程度較低，討論難以達成共識。對于社會焦點議題的討論容易陷入情緒宣泄的漩渦，表現出極端立場和武斷態度，攻擊持不同意見者，導致論者之間沖突;持續性的對話難以形成，對話會隨時被打斷或者重點被轉移;一些微博用戶持“圍觀”態度，不介入議題的討論;等等。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響了議題的深入討論和共識的達成。微博上的討論存在的另一問題是，對異議的接受程度低，不同觀點之間難以相互理解和協調，導致共識難以達成。
對于公眾與公共領域所存在的問題，90多年前的兩位美國思想家李普曼和杜威在《公共輿論》(1922)、《公眾及其問題》(1927)、《民主與教育》(1919)等著作中進行過深入的討論，他們分別為民主的現狀做出了診斷，并給出了經典的解決方案。兩人對民主所面臨的問題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大眾社會的出現、大眾傳媒的普及、公共生活的衰退、商業化的內容生產等環境下，公眾的民主素養在退化，民主的前景堪憂。但是兩人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決方案。直到今天，他們之間的分歧仍舊是我們思考當代民主及其改進方向時所必須面對的路徑選擇。李普曼認為公眾不堪重負也不能被賦予重任，真正公共利益的達成需要科學研究與專家治理。而杜威堅持民主是可行的，他認為如果民眾還不能勝任民主的責任，那么真正的出路不是專家統治，而是對公眾意識的啟蒙。大眾傳媒恰恰是啟蒙的重要機構之一。傳媒的問題不僅僅在于扭曲事實和在人們頭腦中制造虛幻的圖景，更重要的是在于放任人們對公共生活的逃避與漫不經心，以及鼓勵在面對媒體時的被動與輕信。傳播不是為了傳送數據和信息，而是為了達致理解和協調行動。對于李普曼來說，只要解決了傳播過程中的真相和再現的問題，就解決了民主危機;但對于杜威來說，民主的精髓在于溝通而不在于真實，即便是我們掌握了準確再現現實的方法，也不一定意味著能夠形成公共輿論。輿論的形成有賴于交流、討論和溝通，以及一種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的意愿，這些都不能由科學和真相來保證，只能在人類的交往中共同構建。我們真正缺少的，不是更科學的統計和更精確的數據，而是一個活躍的公共生活的機制，而大眾傳媒是這個機制的重要環節，媒體的作用不僅在于告知，還在于引發討論、交流和批評。傳媒不是要告訴人們什么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而是要促使公眾對公共利益感興趣(to make the public interested in public interests)。
這些話似乎就是說給當代網絡媒體的設計者、管理者、參與者和思考者的。互聯網是當代公共領域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會絕不應該放心地把它徹底交給資本和市場。我們需要思考新媒體時代公共媒體的可能形式并致力于尋求社會共識，以推進這些形式的建設。同時，互聯網是當代交往活動產生的重要空間，公民文化就產生于形形色色的日常交往之中。幾十年前，杜威就認為大眾傳媒應該是公民與社會自我教育的平臺，如今互聯網加入了這個平臺。社會需要持續不斷地探索在這些公共平臺中交往理性實現的路徑與方式。點擊、圍觀、娛樂和購買顯然不是答案的全部。
參考文獻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美]沃爾特·李普曼：《公共輿論》， 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維佳、楊麗娟：“‘吳英案’與微博知識分子的‘黨性’”，《開放時代》，2012年第5期。
吳靖：“‘山寨’經濟與新媒體創意──論后現代公共文化的生成”，《中國傳媒報告》，2010年第1期。
張紫瑞：《公共領域理論視角下的微博研究—— 以新浪微博為例》，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Dahlgren, Peter,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 147-162.
Dewey, Joh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Dewey, John,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Chicago: Swallow Press, 1927.
Gerhards, Jurgen and Schäfer, Mike S, "Is the Internet a Better Public Sphere? Comparing old and New Media in the US and Germany", Mew Media and Society, XX(X)1-18, 2009.
Habermas, Jürgen,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ks, edited by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102-108.
Lessig, L.,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essig, L.,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Patekis,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In J. Curran (Ed.), Media organizationsin society, London: Arnold, 2000, pp. 84-106.
Schiller, D.,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ing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Verstraeten, Hans, "The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for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6, Vol. 11(3): 347-370.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Elite-controlled Internet Agenda
—The "Unipolarized" Network Public Sphere Manipulated by Capital
Wu J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y, the method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opinions are us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discourse practice created by Internet media helps with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For some time, the introduc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cause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citizens' communication culture that has quickly vanished in the post-modern and cynical era can be revived in the cyberspace. But actu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discourse shows again that the technological optimists need to lower their expectations. The Internet is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odern public domain.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our society should never rashly make it completely subject to the capital and market. Rather,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path and method for achieving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in these public platforms.
Keywords: Internet media, discourse practice, public sphere, democratic politics, re-feudalization
【作者簡介】
吳靖，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研究方向：傳媒的社會與文化理論、視覺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文化現代性的視覺表達：觀看、凝視與對視》、《學術的政治與政治的學術：對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論文)、《新興媒介與人際傳播中的“語言僭越”現象研究》(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