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根本路徑。二者相輔相成，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基礎與前提，產業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價值實現與活力引擎，只有二者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斷塑造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可以通過孕育技術的革命性突破、促進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進“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因此，我國亟需高質量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我國已具備高質量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基礎
近年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已經廣泛滲透到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社會再生產全過程，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加速器。批發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主要行業規模持續擴大，其增加值由2018年的23.11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36.85萬億元。在區域發展方面，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特色鮮明，展現出較強的產業賦能作用。如北京市依托中關村科技園區和眾多高校科研院所，積極構建“科技—產業—服務”融合發展體系，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數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發展。2023年，北京市服務業增加值為3.7萬億元，形成了以科技賦能為支撐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格局。上海憑借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深耕金融服務、商務服務和物流服務等領域。2023年，上海市生產性服務業重點領域實現營業收入30813億元，占全市規模以上服務業比重約61%。作為制造業大省的廣東，積極推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形成了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集群。2023年，廣東省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達到75695.21億元，占全省GDP的55.8%。浙江以創新驅動為引擎，生產性服務業輻射面、支撐力、引領性不斷增強。2023年，浙江規模以上生產性服務業（不含批零住餐業、金融業和房地產開發業）企業營業收入18772億元，比上年增長2.3%，占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收入的62.6%；規模以上工程技術與設計服務、人力資源服務和廣告服務企業營業收入分別增長4.8%、10.2%和29.4%。
我國生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整體來看，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32%，占服務業比重不足60%。若剔除面向消費者的一部分內容，如零售和消費者金融等，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則更小，僅占GDP的15%—20%，與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導致其對產業創新鏈、價值鏈的支撐力度有限，具體表現。
一是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難以支撐新技術革命性突破。2018-2023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約為34%。其中貢獻最大的三類產業分別為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而我國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行業占生產性服務業比重不到35%，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究其緣由，其一，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學歷層次低。據統計，我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中，具有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僅占15%，遠低于美國和德國的水平。其二，生產性服務業研發投入強度不高。2023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研發投入強度為1.2%，不僅低于制造業2.4%的平均水平，更與美德等國3.5%以上的研發強度存在明顯差距。其三，高端服務業集聚度不夠。美國硅谷集聚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技服務企業，形成了完整的生態創新系統。相比之下，我國北京中關村科技服務業企業密度僅為硅谷的三分之一。這種集聚度不足影響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新效率，難以支撐新技術的革命性突破。
二是生產性服務業與產業創新融合力度不夠，難以及時促進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生產性服務業是促進新業態和新行業不斷涌現的黏合劑和推動力，是產業結構深度調整的關鍵動力。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力度不夠。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制造企業在研發設計、工業軟件、智能制造解決方案等生產性服務上的投入僅占其營業收入的10%，遠低于德國和美國。在智能制造方面，美國近一半的制造業企業會外包供應鏈管理、工業大數據分析、數字孿生技術等高端生產性服務，而我國僅15%的企業采取類似措施。生產性服務業與農業融合效果不明顯。在發達國家，農業企業普遍依賴農業信息化管理、精細化種植、AI病蟲害預測等現代服務，而我國農業科技服務企業的市場滲透率不足30%。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性服務外包率超過50%，而我國僅約25%，導致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緩慢。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的融合滯后。歐美發達國家已實現“智慧零售+智能物流+大數據供應鏈管理”的全鏈條優化，而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仍然依賴傳統訂單管理系統，導致市場反應速度較慢。因此，生產性服務業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深度不夠，影響了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三是監管體系滯后，影響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支撐。現有監管政策多從制造業或傳統服務業延伸而來，難以精準適配生產性服務業的特點，如傳統監管框架難以覆蓋金融科技、數字經濟等新業態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的要素集成。監管手段相對滯后。現有監管主要依賴人工檢查和行政審批等方式，缺乏大數據、區塊鏈等智能監管技術的應用。以金融科技行業為例，近30%的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規避監管，部分互聯網金融企業通過復雜的股權架構和技術手段繞開監管，傳統的監管手段已不足以應對金融要素的創新性配置。跨部門協同監管機制尚未形成。生產性服務業涵蓋領域多，不同部門在監管過程中存在監管標準不統一、監管漏洞頻現等問題，這不僅制約了生產性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也沒有形成公平且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影響了要素創新性配置的積極性。
高質量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一是加快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助力新技術革命性突破。加大政策引導，提升高端服務業比重。制定專項發展規劃，實施“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提升行動計劃”。聚焦科技服務、數字服務、金融服務、物流服務、高端商務服務五大優勢領域，加大生產性服務業投入強度，建設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生產性服務業標桿城市。加強人才隊伍建設。開展生產性服務業人才政策綜合改革，引進高層次生產性服務業人才、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等。推進高校建設現代產業技術學院，為新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人力支撐。建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產業園區，促進技術創新的集聚發展。設立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推動企業間協同創新。加強產學研合作，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與生產性服務企業聯合設立研發中心和技術孵化基地，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新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提供持續動能。
二是深化生產性服務業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發展。鼓勵制造企業外包高端生產性服務，對企業購買研發設計、數字化供應鏈、智能制造解決方案等高端服務給予稅收優惠。同時加快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發展，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入制造業，提升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動農業現代化與生產性服務業融合。推廣“農業+科技服務”試點縣，發展智慧農業服務，支持物聯網、人工智能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完善農產品供應鏈體系，支持京東物流、順豐等企業在縣域布局“冷鏈云倉”，提升農業生產與市場對接的效率，降低損耗。構建跨行業協同平臺，打破行業壁壘。建立國家級生產性服務業數字化平臺，整合各行業數據，促進信息共享，提高跨行業協同效率。設立跨行業試點示范區，鼓勵金融、物流、科技、教育等行業的生產性服務企業加強合作，提升行業融合度，為產業結構深度調整注入新動能。
三是完善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優化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的外在環境。盡快建立健全完善生產性服務業法律體系。制定《生產性服務業促進法》，明確行業發展方向、市場準入機制和行業監管規則，為行業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時，細化不同領域監管標準，針對金融科技、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新興業態，制定專門的監管規范，提升監管精準度，確保行業健康有序發展。以數智化提高監管科技化水平。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先進技術提升監管能力，對金融科技、供應鏈管理、互聯網平臺企業進行實時監測，防止企業規避監管。建立企業信用評級體系，將違規企業納入“黑名單”，提高市場透明度，強化社會監督，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強化跨部門協同監管，優化市場秩序。設立“生產性服務業監管協調委員會”，加強政府各部門間的協調，統一監管標準，避免監管漏洞。同時，推進全國統一的生產性服務業市場準入機制，減少地方保護主義，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生產性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支撐，夯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堅強保障。
（作者：楊林 郇曉萌，分別系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