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強大的社會協同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的重要特征、制度優勢和重要支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教育政策的重大創新，對推動教育系統性躍升、提升教育的社會貢獻能力、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加強教育與社會協同已成為我國教育政策創新的重要方向，構建強大的社會協同力，需要健全資源整合與共建共享、信息循環與交流反饋、目標協同與利益協調、文化認同與價值共識、制度保障與政策驅動五大機制，并從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理順權責關系、深化簡政放權改革、培育社會協同力量等方面深化教育治理改革。
【關鍵詞】教育 社會協同力 制度優勢 內在機理 治理改革
【中圖分類號】G521/G4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7.009
【作者簡介】王烽，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教育政策、教育體制改革、教育發展戰略。主要論文有《深化教育綜合改革要把握好“四個關系”》《現代學校制度建設需探尋新路徑》《新時代民辦教育：變革與進化》等。
強大的社會協同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的重要特征和制度優勢，也是教育政策的重大創新和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教育體系，在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的過程中，需致力于營造教育與社會良性互動、協同共振的生態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教育的社會協同力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教育與社會協同作為我國教育政策創新的重要方向，已全面融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文本，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發展戰略、改革策略的重大創新，有力推動了我國教育的整體性重塑和系統性躍升。
社會協同力對建設教育強國的重大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9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我們要建成的教育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應當具有強大的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六力”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本質特征的全面總結，也是對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戰略支撐作用的新闡釋。教育的社會協同力本質上是通過制度安排將分散的社會資源轉變為系統化的“教育能力”。強大的社會協同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是遵循當代教育改革發展規律、應對教育新挑戰的必然選擇，為以系統思維推動教育改革、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提供了中國方案。
社會協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建設的制度優勢。在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的進程中，社會協同發揮了重大作用。在黨的全面領導和政府主導下，教育改革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是社會協同發力的結果。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政治優勢，促成了教育與社會各領域各方面利益和目標的一致性，進而為教育強國建設凝聚磅礴合力。政府統籌調配資源的體制優勢能夠有效降低教育與社會各方面合作的成本，更高效地調動全社會的教育資源，集中力量辦成教育領域的重大事項，彌補教育短板，突破發展難題。當前，全社會尊師重教的文化氛圍，使得人民群眾關心教育問題、參與教育事務、支持教育發展的熱情持續高漲。圍繞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通過系統性、整體性的社會協同，實現了教育與國家戰略需求、民生保障需求的同頻共振。社會協同并非簡單的多方參與，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教育資源統籌、治理效能升級與價值共識凝聚的有機統一，既彰顯了教育強國的“中國特色”，又為建設教育強國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唯有堅持系統思維，強化社會協同，方能以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社會協同是推動教育“由大到強”系統性躍升的能動因素。推動教育資源多樣化與泛在化，既是當前教育系統性變革的重要方向，也是落實“五育”全面培養的必然要求。社會協同的思想和方法深度融入教育領域，打破了教育系統的封閉性，顛覆了工業化社會的教育模式，全方位推動教育系統性躍升，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教育服務模式實現從線性供給到網絡化共創的轉型升級。傳統教育長期遵循“政府規劃和支持-學校提供-社會接受”的線性服務模式，而社會協同則使更多的社會部門和個人成為教育資源的提供者和教育服務的參與者，教育資源不再單向度地向學校和教育機構集中，而是形成一個多向度的流動和反饋網絡，推動教育服務持續優化升級。二是人才培養模式完成從應試導向的知識積累到“五育并舉”能力塑造的深刻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教育強國要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正確處理知識學習和全面發展的關系”。在新技術革命浪潮下，“人的全面發展”與能力培養已成為教育的核心目標。社會協同促使知識內容更新、教育場域拓展、生活體驗融入、社會實踐和勞動教育強化等從理論應然走向實踐現實。三是教育治理模式實現從單邊科層治理到參與式彈性治理的重大變革。社會協同本質上是教育治理模式的深度轉型。在傳統相對封閉的教育系統內，教育治理適應教育服務線性供給模式，以自上而下的單邊治理為主。然而，當下教育服務更加信息化、網絡化，人才培養場景日益開放，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和更具包容性的規則設定應運而生，推動構建全新的教育秩序。
社會協同是提升教育對經濟社會貢獻能力的重要途徑。提升教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能力，是發揮教育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礎性、戰略性作用的關鍵所在。以社會協同機制打破教育與其他領域相對割裂的現狀，重構教育生產關系，是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的必由之路。社會協同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顯著提升了教育對經濟社會的貢獻能力。首先，學校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的資源互補，有效破解了教育供給與產業需求的結構性錯配難題。傳統教育模式往往滯后于技術迭代與市場變遷，而協同網絡通過實時數據共享與反饋調節機制，使教育鏈與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實現了人才培養規格的動態校準。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打破了傳統教育時空邊界，使個性化學習與社會需求預測成為可能；區塊鏈技術通過構建可信協作網絡，解決了協同過程中的契約執行與利益分配難題。其次，教育過程與生產實踐的深度融合，重塑了教學與科研模式。校企合作日益緊密，雙方共建學校學院、課程專業、實訓設施，提供實習機會并開展人才評價，切實提升學生能力與崗位匹配度；校企聯合研發、產教融合平臺等機制，推動教育成果直接轉化為生產力，有效縮短“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商業轉化”的創新鏈條。最后，教育與其他系統主體協同，促進知識共享與文化融合，形成了科學文化知識流動更新的循環，有助于凝聚社會共識、降低制度摩擦成本。各主體通過協同網絡圍繞教育實現利益協同，能夠促進社會公平，形成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在此過程中，教育的經濟社會功能實現從被動適應向主動引領的轉變。
社會協同是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必然選擇。隨著移動學習通信終端的普及，終身學習已經成為跨越社會各層面、涵蓋大多數人群的現實。《綱要》提出“建設泛在可及的終身教育體系”，旨在為全民終身學習提供更充分的資源與制度支持。終身學習拓展了學習空間，降低了學習門檻，滿足了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使學習成為日常行為。為適應這種學習社會化趨勢，需要構建強大的社會協同力。終身學習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學習資源與學習場景的泛在化和多樣化。當前，學習資源和學習場所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學校，家庭、文體場館、主題教育基地、校外教育機構和企事業單位正逐漸成為學習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學生提供學校所缺乏的獨特內容和體驗。互聯網虛擬空間也已成為重要的學習資源載體和學習場域，在信息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下，線上課程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靈活，在學習習慣培養、學習興趣激發、學習診斷和學習成果評價方面展現出獨特優勢。然而，面對不斷增長的海量學習需求，原有的教育系統在提供學習資源和機會方面日益捉襟見肘，政府在資金投入和管理方面也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必須充分發揮立法機關和政府在制定規則、調節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完善具有關鍵作用的學習成果認定和學分銀行制度，以學校為支點構建強大的社會協同體系。
社會協同是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的根本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教育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必須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深層次的教育改革已經超越系統內的線性改革范疇，所面對的問題往往相互關聯、相互掣肘，越難啃的“硬骨頭”就越依賴其他領域的配合，這正是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的核心要義。教育改革在實踐中往往陷入方案設計良好但執行變形走樣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協同”環節的缺失。具體表現為橫向協同不暢，因其他部門政策不協調致問題擱置；或縱向協同乏力，政策傳導衰減、執行面窄化，基層參與改革者動力不足；或兩者兼而有之。深層次教育改革面對的皆為根深蒂固的難題，其“難”并非技術層面，而是利益協調與共識達成的艱難。以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為例，因學校、地方政府和家長缺乏政策共識，改革易裹足不前，難以達成“減負”的目的。唯有發動相關方廣泛參與、充分討論，找到最大公約數、形成基本共識，改革才能穩健推進。教育改革創新的動力也源于社會協同。依據熵增定律，孤立系統的無序程度只會增加或保持不變。教育改革創新的動力并非源于系統內部，而是依賴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協同推動。只有推動更廣泛、更深入的開放，才能讓教育系統不斷獲得來自其他系統的新思想、新模式、新資源和新技術，實現更新迭代并形成新秩序。
圍繞社會協同力的教育政策創新和重點任務部署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有力地促進了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向互動，拓展了教育空間，增強了教育服務能力，推動構建了教育發展新格局。《綱要》進一步將“社會協同力”作為教育強國的重要特征，將其貫穿于“八大體系”和“五個戰略機制”之中，成為重要的政策指引。
建立教育與科技、人才的良性互動機制。教育、科技、人才是當今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三者一體發展、良性互動。進入21世紀，新技術革命突飛猛進、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重構與經濟社會轉型并行，教育、科技、人才愈發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優先項”和“壓艙石”。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提出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對于教育而言，首要任務是加快建立與科技、人才的高效協同與良性互動機制。高等學校是教育、科技、人才資源的匯聚地和創新策源地，在教育系統內，過去教育、科技、人才的流動主要以“內循環”為主，而要實現良性互動，關鍵在于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化“大循環”。只有向經濟社會領域全面開放，推進科教融匯、產教融合、產學研結合，與世界科技前沿接軌、與國家戰略需求匹配、與區域創新共振，高等教育才能邁上自強卓越之路。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必須以兩個基點為支撐：一是國家重大項目、重大科研基礎設施、重大合作平臺建設；二是區域創新服務體系和大學科技園建設。應從基層實際需要出發，強化政策供給和資源配置，突破跨領域跨部門協同的政策障礙，重點推進產學研協同、科研成果轉化和有組織科研的體制機制創新。
健全家校社協同育人體系。重視家庭、學校、社會協同育人不僅是教育理念和模式的革新，也是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的必經之路。我國雖有重視家風家教的傳統，但在很長時期內，家庭和學校在孩子教育上分工明確、互不干涉，而社會教育則從孩子成人后步入社會才開始。時至今日，忽視家庭和社會的育人功能、家校社教育職責劃分不清且協同不力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推動家長委員會建設到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從強調社區的育人功能到推進校外教育資源建設，構建家校社協同育人共同體成為基礎教育政策的重要內容，學校與家庭、社會的關系逐步從資源引進向融合互動轉變。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的意見》，2024年底，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工作方案》。《綱要》也強調拓展實踐育人和網絡育人空間和陣地，完善家校社協同育人機制。實現家校社有效協同，需要更加有力的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在全社會構筑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的共識；推進協同育人工作規范化法治化，細化相關制度規范，解決家校關系中存在的分工不清、配合不力問題，以及社區、社會單位教育職能弱化現象；健全專業指導和服務體系，建設家庭教育專業指導隊伍和社會教育資源合作開發機制，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崗位配置，支持區域性試點探索并加大典型經驗推廣力度。
完善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機制。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僅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要求，更是其本質特征。沒有產業和企業的有力支持，職業教育便難以形成獨特的類型特征。從改革開放初期重視“產教結合”到如今大力推動“產教融合”，我國職業教育管理方式從以行政干預為主轉向重視市場化激勵，校企合作內容從單一技能培訓擴展到技術研發、標準制定等全要素融合，發展生態從“資源引進”升級到“價值共創”。然而，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合作在規模和深度上仍亟待深化，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有待加強。黨的十八大以來，職業教育政策聚焦突破體制壁壘，鼓勵多元化辦學，實行“產教融合企業認證制度”，并給以“金融＋財政＋土地”組合激勵，形成“一體兩翼”（省域職業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市域產教融合聯合體、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組合推進工作格局。《綱要》提出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并在第六部分進行專門部署。進一步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需要從三個方面發力。在辦學主體上，要解決“誰來辦”的問題，改變政府辦學為主的體制。企業是職業教育的天然主體，引入企業參與辦學，能最大程度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參與度。需理順政府與企業合作辦學、國有企業參與辦學的體制，解決學校治理、資產管理、財政資助、人事政策等問題，加快實現《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的辦學體制改革目標。在管理體制上，抓住學校與行業企業合作的契機，推動學校面向經濟產業發展需求自主辦學。在利益機制上，要解決企業“為什么”參與的問題，激發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內生動力，圍繞企業的發展痛點和校企利益共同點，開展部門協同的系統性政策創新。
完善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適配機制。緊密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培養人才既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也是支撐國家戰略與滿足民生需求的戰略結合點。當前，新技術革命浪潮席卷而來，產業加速升級轉型，人工智能深度驅動社會分工重組和經濟發展模式重構。在此背景下，高等學校專業設置滯后、學生適應能力不足的短板被進一步放大，大學生就業問題上供需錯位現象凸顯，迫切要求加快社會協同，推動人才培養改革。自2012年起，教育部建立專業設置“負面清單”制度，對高校專業調整提出剛性要求，學科專業調整力度隨之逐步加大。2021年開始，依托國家智慧教育平臺匯聚人才數據，為高校招生、就業和專業調整提供科學依據。《綱要》在第九部分第32條提出“完善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適配機制”，確立“總體適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原則。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支持下，要完善人才供需預警機制，探索建立國家人才供需大數據平臺，加強就業狀況與招生計劃和專業調整聯動，超前布局、動態調整專業設置。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將進一步對接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支持高等學校前瞻謀劃，建立學科專業“新陳代謝”機制，從被動適應產業需求轉向主動引領創新發展。實現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適配，根本在于強化市場需求引領、優化政府管理和服務，推動學校改革。既要重視大數據、大平臺建設和宏觀信息服務，也要注重推動學科專業與行業企業信息共享、行動協同的微觀生態營造，為人才培養提供真實、生動、多樣化的場景，增強高等學校主動適應、求變創新能力。
引導規范民辦教育發展。民辦教育作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民營經濟的成長緊密相連，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相結合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民辦教育政策始終堅持鼓勵與規范并重的原則，政府根據民辦教育發展實際情況，持續完善相關政策法律體系。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進行了修訂，確定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法律原則，各地隨后逐步開展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工作。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諸如大資本紛紛涌入民辦教育破壞教育生態、部分地區義務教育階段民辦教育占比過大、部分校外培訓機構泛濫圈地、民辦學校運營者非法獲取高額回報等問題。針對這些情況，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進行整治，民辦教育政策的導向逐漸轉向“引導規范”。截至2023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接近17萬所，在校生規模近5000萬人，分別占總數的33.54%和16.96%。民辦教育作為我國教育領域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高質量發展對于實現教育強國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在緩解地方財政壓力、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教育需求、探索教育教學新模式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綱要》在第九部分第31條提出“引導規范民辦教育發展”。民辦教育作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陣地，以及教育強國建設的生力軍，對其進行引導規范的目的是為了促使其更好發展。為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持續健全基于“分類管理”的政策法律體系，涵蓋稅收政策、資產管理、學校財務管理制度和內部治理機制等方面，以推動民辦學校規范辦學。其次，切實履行政府的投入責任，健全財政支持制度，確保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和普惠性幼兒園購買的學位經費、財政補貼按時足額到位，并根據實際情況適時提高標準，為提升教育教學質量提供堅實保障；重點支持合規辦學、非營利辦學、高質量辦學和特色辦學的民辦學校。最后，積極推動符合時代要求的民辦教育政策創新。例如，促進公辦與民辦學校之間的優質資源共享、模式互鑒、項目協作，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新技術、新模式探索，支持小規模新型學校發展，大力發展教育公益事業，推動學習服務產業發展等。
教育與社會協同的內在機理
教育與社會協同構成了一個從宏觀至微觀層面的多向互動、多層次網絡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圍繞“人”的成長和發展，教育規律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共同作用。宏觀協同框架基于微觀生態構建需求進行調整，而微觀協同則遵循正式和非正式規則。深入剖析教育與社會協同的內在機理，能夠精準識別協同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從而進行政策調試，提高協同效能。
教育與社會協同的核心內容。教育系統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其他子系統協同的核心目的是促進資源要素流動和增值，關鍵在于構建主體之間的協同關系。構建強大的社會協同力，就是通過制度設計和資源整合實現價值共贏，推動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雙向賦能。基于復雜系統理論和政策實踐，可以從以下五個維度深入理解教育與社會協同的內在機理。一是資源整合與共建共享機制。在“五育”全面發展的目標下，通過開放教育系統邊界，與家庭、社區、企事業單位協同，實現知識、人力和物質資源的共享共創。學生能夠從多樣化實踐場景、知識載體和媒體終端汲取豐富的成長養分，學校的課程、實驗室、圖書館、運動場等資源也同時向社會開放，服務社區內外公眾。同時，將教師角色擴展到能夠提供適合課程的社會有識之士，校內教師通過開放式學習和體驗增強社會知識儲備，并將其反饋到教育教學過程中。二是信息循環與交流反饋機制。教育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借助平臺建設、數據分享和人際交流等方式提升信息透明度，實現供需精準匹配，推動教育管理和政策升級優化。信息溝通交流能夠有效克服資源流動障礙，家校社之間減少矛盾和誤解，對于家庭、社會理解和支持教育至關重要。三是目標協同與利益協調機制。在教育多樣性不足、優質教育資源常態性稀缺的狀況下，學校、家庭、政府、社會在教育問題上存在不同利益訴求，但在培養目標這一根本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當利益沖突危及共同利益時，必須通過目標協同擴大共同利益，確保協同收益大于個人最優解，從而促進各方合作。四是文化認同與價值共識機制。價值共識能夠增強社會信任，釋放巨大的合作潛力，提升集體行動效率；而觀念分歧則會加劇利益沖突，增加合作的摩擦成本。在主流意識形態和人文主義教育價值的引領下，教育與經濟社會協同能夠推動全社會教育觀念的更新與進步。五是制度保障與政策驅動機制。制度和政策作為教育社會協同的有力杠桿，確立了協同的顯性規則，主導著責權利的分配，有助于保障協同關系的穩定性與持續性。跨領域協同往往需要跨部門合作，涉及其他領域的教育改革事項往往難以撼動部門慣性。因此，要實現法律與政策、部門政策之間的協同一致，根本在于推進全社會層面的“依法治教”。
教育的社會協同效能模型。教育與社會協同的本質是以教育相關的人和組織為載體，實現“資源-信息-目標-文化-制度”五維要素的復雜互動。其中，資源協同旨在優化教育條件基礎，信息協同致力于推動教育與經濟社會需求的精準對接，目標協同為社會參與賦能，文化協同尋求價值共識并提供方向引領，制度協同則構筑利益共同體并提供合作激勵。五維要素彼此調節，共同影響協同效能。具體而言，資源協同能夠豐富信息溝通渠道、增加信息透明度；信息協同有助于增進相互理解、促進利益協同、達成目標一致；目標協同能夠強化共同價值、凝聚發展共識；文化協同可以減少制度摩擦成本，助力政策優化。反之，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則會影響整個系統的協同效能。例如，教育改革的底線共識缺乏會削弱對改革方向的認同，進而影響教育政策效能的發揮；信息溝通不暢會阻礙教育資源整合和共享，引發資源錯配，并對其他環節產生負面影響。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技術是提升社會協同效能的重要助力。其中，大數據平臺能夠優化信息協同，區塊鏈技術可用于資源確權和評估各方貢獻度，而人工智能在拓展教育資源、加強教育治理、增進教育共識方面發揮著全方位作用，有助于推動協同范式創新（見圖1）。
教育與社會協同關系的現實透視。國家教育政策已對科技革命、產業升級和教育范式變革作出及時反應，并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上取得了重要進展。然而，一些學校仍顯封閉，對社會變化反應遲緩，改革創新動力不足。社會各界對教育問題的關注和討論熱度有增無減，但參與和支持教育的力度尚待加強。教育社會協同力與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的要求仍存在顯著差距。根據教育的社會協同效能模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歸納。
在文化認同層面，先進理念雖引領教育改革創新并創造了豐富實踐經驗，但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公眾教育觀念未能與時俱進，社會各方對于“好教育”“好學校”的評判標準與政策導向脫節。在目標協同層面，教育政策目標雖有強大引領作用并建立嚴密的政策傳導體系，但在向地方、基層和社會傳遞的過程中，缺乏有效的反饋修正機制，時常出現目標衰減和偏移的現象。一些地方存在敷衍執行、選擇性執行或“一刀切”執行的情況，部分學校和教師對政策敏感度較低，當政策與習慣做法沖突時往往選擇回避政策執行。此外，部分商業性教育機構曲解政策，釋放錯誤信息誤導公眾以謀取商業利益。在資源共享層面，近年來，校外、線上教育資源日益豐富，校外教育場館、基地已成為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家校合作觀念深入人心。然而，校外教育資源整合程度仍不高，開發利用缺乏統籌規劃，與學校教學計劃融合不足，導致學生接受校外教育呈現碎片化現象。企業參與教育積極性不高，校企合作存在政策壁壘，商業化校外教育資源開發缺乏專業指導，課程和項目缺乏質量監督。在信息溝通層面，推動高等學校信息公開、教育政務公開已形成制度，陽光招生、人才供需和就業服務等信息服務體系逐步建立。然而，信息透明度仍有待提高，學校對經濟社會新變化缺乏及時感知，招生計劃和專業設置的調整相對滯后，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需求錯位現象依然存在。公眾對學校辦學信息了解不充分導致家校溝通不暢，教師在管理學生時也因顧忌重重而難以有效開展工作。在制度保障層面，目前我國家庭教育、校企合作、社區和企事業單位參與教育在有關法律和文件中均有規定。但相關主體權責劃分不夠明確、邊界模糊。
增強社會協同力必須深化教育治理改革
社會協同力建設本質上是治理問題，而深化教育治理改革是推動這一建設的關鍵，其改革方向與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一脈相承。改革的根本保障在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全面推進依法治教；改革核心在于理順政府、學校、社會的關系，構建多方參與、共謀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改革目的是調動社會參與教育、支持教育的積極性，提升主體協同效能。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強化價值協同和工作協同。發揮社會協同的制度優勢，關鍵在于堅持黨對社會協同力建設的全面領導，強化各級黨委在舉旗定向、統籌全局、協調四方、領導教育改革方面的作用。要建立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協同育人工作機制，依靠全覆蓋的黨組織體系，圍繞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把參與支持教育、協同育人的責任縱向傳導到基層和學校，橫向覆蓋到各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綱要》在“組織實施”部分提出，“必須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部門各負其責的教育領導體制”，并對各級黨委政府落實《綱要》的責任提出明確要求。要把加強橫向協同、明確縱向分工作為重要著力點，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教育強國建設的良好環境，加強宣傳和輿論引導，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形成建設教育強國強大合力。
理順權責關系，優化利益協同和政策保障。明確各方職責、實現權責對應，協調主體利益關系，是強化教育社會協同的前提和基礎。一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在學校與社會協同方面，政府其他部門、企事業單位、社區和社會組織參與支持教育的職責規定還不夠充分和明確，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細化。應通過制定和修訂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厘清各方在教育協同中的權責邊界，為學校與社會協同育人提供堅實保障，推動形成政府、學校、社會共同參與、協同育人的良好教育生態。二是健全權利利益共享機制。完善教育服務產品知識產權制度，利用稅收優惠、政府補貼政策杠桿，建立社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支持教育的貢獻評價和獎勵制度，構建政策激勵和市場激勵相結合的社會協同驅動機制。三是健全風險防范和質量保證體系。明確學生校外教育和實踐活動安全責任主體和風險分擔辦法，擴大實施校外培訓機構“白名單”制度，對校外機構的資質、提供教育服務的質量進行監管評估。四是健全社會參與教育治理制度。改進教育政策制定流程，推進決策聽證制度，暢通公眾參與渠道，建設社區、家庭、社會人士參與學校治理平臺，深化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方便社會各方表達教育訴求、貢獻治理智慧。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擴大協同空間和學校協同能力。增強教育的社會協同力，微觀生態建設和宏觀政策改進同樣重要。在實踐中，社會協同表現為組織與組織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日常溝通合作。只有建立在自主和自愿基礎上的協同才更容易達到價值認同和利益協同，更具創造性和高效能。以往的經驗表明，簡政放權改革必須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效果導向，把調整權責配置與轉變管理方式統一起來。促進學校與社會協同，就是要進一步打破人事、財務、資產等要素流動壁壘，放大行政管理政策顆粒度，推動學校自我“賦能”。
培育社會協同力量，推動文化認同和協同模式創新。強大的社會協同力，需要大批有能力的社會主體加入協同網絡。在企事業單位、社區、社會組織與學校之間建立溝通協作的平臺機制，鼓勵發展專業性產教融合中介機構。同時，發揮教育中介組織、志愿者組織、行業組織、教育創新公益組織在融合學校文化與企業文化、社會公益文化方面的獨特作用，激發跨界思維靈感和創造力，使之成為協同模式創新的重要來源。
（本文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央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助課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GYB2023002）
參考文獻
習近平，2024，《論教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2020，北京：外文出版社。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學習輔導百問》，2025，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趙成，2024，《緊緊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朝著建成教育強國戰略目標扎實邁進》，《人民日報》，9月11日，第1版。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