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過程中，涉外法治人才發揮著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的作用。當前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如人才培養模式不連貫、學科體系設置不合理和協同培養機制不完善等，涉外法治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尚不能滿足新時代法治建設的需要。高校應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系統推進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創新轉型，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效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 涉外法治人才 培養方式 創新轉型

【中圖分類號】 D90/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7.003

【作者簡介】葉青，華東政法大學校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刑事訴訟法學、訴訟證據法學和中外司法制度。主要著作有《刑事訴訟證據問題研究》《刑事審前程序訴訟化問題研究》《證據法學：問題與闡述》等。

引言

近年來，“涉外法治”日益成為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的熱點話題。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我國內地居民因私出境14015萬人次；貨物進出口總額438468億元，比上年增長5.0%；服務進出口總額75238億元，比上年增長14.4%。[1]可以說，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而涉外法治建設是對外開放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2]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涉外法治成為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化治理，引領全球經濟繁榮發展的紐帶與橋梁。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之需，也是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3]事關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的利益。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本質上也是人才的競爭，在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過程中，涉外法治人才發揮著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的作用。[4]改革開放以來，在對外開放與經濟交流等多重因素的驅動下，中央和地方十分注重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出臺多項政策予以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生態持續改善、質量不斷提升、相關配套機制日益完備，為涉外法治領域輸送了大批涉外法治人才。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珍惜和渴望人才。但也需要認識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與此同時，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如人才培養模式不連貫、學科體系設置不合理、協同培養機制不完善等，涉外法治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不能滿足新時代發展的實際需要。高校具有學科門類齊全、人才密集和師資力量雄厚等優勢，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搖籃，也是其主要供給側。因此，高校必須帶頭倡導先進育人理念，積極探索人才培養機制創新轉型，以適應新時代發展對涉外法治人才要求。本文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從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要有大情懷、大格局、大學科和大協同等四個角度，系統闡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創新轉型，以期推動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模式設定、學科和課程安排等環節有效銜接、協調一致，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質量與效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培養涉外法治人才要有大情懷

當下，我國正處于深度融入全球化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中，[5]迫切需要培養兼具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精通法律專業知識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復合型涉外法治人才。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是社會主義高校必須貫徹的方針政策。面對日益擴大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需求，高校應從理論與實踐上全面創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努力培育更多具有堅定理想信念、強烈愛國情懷和扎實法學根底的高質量涉外法治人才。

以政治引領筑牢思想根基。涉外法治人才是具有堅定信念、法治信仰、中國立場、國際視野和愛國情懷的職業群體，其對內服務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外代表國家的形象與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其必須是政治素質過硬的有德之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根本保證，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最大政治優勢。[6]習近平總書記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提出明確要求，強調“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加強學科建設，辦好法學教育，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培養機制，早日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7]“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是法學教育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核心價值主線，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堅定的理想信念。只有用堅定理想信念“強筋壯骨”，才能牢記使命，抵御外部誘惑，確保涉外法治工作朝正確的方向推進。其次，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涉外法治人才無論什么時候都要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實際行動展現其過硬的政治素質。再次，深厚的家國情懷。家國情懷厚植于中華民族的基因之中，是個體成長、成才的“指明燈”。涉外法治人才應當心存高遠、胸懷天下，無論在什么時候都要堅決維護國家利益。最后，堅守法律職業倫理道德。涉外法治人才需要有廣博的涉外法治知識體系，能夠勝任一線涉外法治事務，并嚴格遵守法律職業倫理道德行為規范。[8]高校要強化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涉外法治人才的思想引領作用，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有機融入課程設置、課堂教學、日常實踐和理論研究等各環節，引導涉外法治人才做社會主義法治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以使命擔當回應國家需求。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需要負責任大國主動擔當作為，與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2024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對外貿易總量居世界第一，雙向投資規模穩居世界前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一些西方國家基于意識形態偏見、政治理念分歧以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誤解，肆意對我國進行抹黑與無端打壓。[9]當前，我國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國際規則制定上，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在國際法治改革和秩序重構的過程中，利用國際規則對我國采取限制措施；在經濟領域，通過調整貿易政策，設置針對我國商品的關稅和技術壁壘，削弱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海洋權益上，妄圖憑借國內立法和爭端解決機制，侵犯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權益；[10]在軍事領域，以軍事競爭為托詞，對我國實施包圍、遏制和打壓政策，等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外部環境”。[11]在全面推進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國既要立足國情完善涉外法治體系，更要以制度型開放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在國際規則制定和完善中提出中國主張、貢獻中國智慧，逐步實現從規則適應者向引領者的角色轉變。高校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第一陣地，肩負著人才培養的光榮歷史使命，要加快推進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式創新轉型，努力培養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的涉外法治人才，[12]在世界舞臺上提升法治中國形象、豐富人類法治文明。

以實踐導向強化責任意識。涉外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中國法治的延伸與拓展，也是國際法治的鏡像投射。[13]從國家的視角看，涉外法治是指一個國家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涉外事務，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務和人才培養等方面，[14]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調整涉外法治事務的子系統，具有鮮明的實踐性。由于我國法學教育受大陸法系影響，歷來注重對法律條文規范的學習，實踐教學環節相對缺失，導致法學人才培養不同程度地出現理論與實踐、培養與使用的脫節等現象，無法適應涉外法治建設的需要。相關研究發現，聯合國秘書處的中國籍職員占比僅為1.46%，在領導類崗位中，中國籍職員占比僅為3.38%，遠低于歐美等西方國家，與我國所繳納的會費不成比例。在P級職員的構成中，中國籍職員多數從事語言服務類工作，在關鍵領域缺失話語權。[15]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中，實踐能力培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要強化學生涉外法治實踐能力，建設涉外法學實踐教學與實習基地，鼓勵高校與聯合國總部及其專門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等國際組織共建境外實習基地，為學生觀摩學習、實習實訓提供平臺支撐。高校應當緊跟涉外法治熱點問題、熱點事件，加強與涉外法治實務部門的合作，通過雙方共同制定培養目標、設計課程體系、開發優質涉外教材等，探索形成常態化、規范化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16]著力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國際化實務能力。

培養涉外法治人才要有大格局

在法治現代化進程中，推進涉外法治體系與能力建設，一方面旨在改善法治化營商環境，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旨在維護和拓展我國的海外利益安全。[17]涉外法治要靠涉外法治人才踐行，這也意味著我國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是多層次、多領域的，既需要具備涉外法治知識的基礎性人才，更需要一批專精尖的高質量人才來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18]因此，高校在培養涉外法治人才時要具有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系統性育人格局。

構建“全鏈條”人才培養類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調整變革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19]高水平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是我國參與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基礎和保障。《決定》提出，要“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這蘊含了系統論、整體觀的價值訴求，旨在將涉外立法、執法、司法等方面與法治人才培養有機結合起來，[20]構建“全鏈條”人才培養體系，為高水平對外開放輸送更多復合型涉外法治人才，有針對性地培育涉外法治規則的制定者、涉外法治糾紛的裁決者、涉外法治服務的提供者和涉外法治理論的研究者。在實施路徑上，應當自覺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統思維方法為指引，統籌立法機關、執法機關、司法機關、法律服務機構和高校之間的整體布局，主動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加強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實務工作者之間的交流與聯系。[21]一是強化高校與立法實踐部門的雙向互動，推動涉外法治研究與涉外立法深度融合，提升我國涉外立法的綜合能力與水平，幫助涉外法治人才逐步積累立法實踐經驗；二是鼓勵高校與涉外執法部門共同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破除跨部門交流的體制障礙，加大涉外執法人員的培養、使用與儲備力度；三是強化實踐教學，通過法律助理、國際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項目，加強與涉外司法機關、法律服務機構的溝通與合作，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司法與法律服務能力。[22]同時，高校須及時根據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實際成效和國家戰略需求，對人才培養機制進行同步更新與系統性優化。

打造“差異化”人才培養路徑。當前，經濟差異化發展趨勢對涉外法治人才提出差異化需求，這類人才正成為驅動創新思想的“催化劑”。[23]差異化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構建“適才適崗”教育體系與動態能力評估機制，為個體提供個性化職業發展通道，從而實現人才能力互補與協同增效。鑒于涉外法治工作的跨學科性與系統性特征，需建立動態調整的分類培養機制，以實現人才供給與國家戰略需求的精準對接。《決定》指出，要“優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我國高校的法學教育資源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現象，應鼓勵和支持高校結合自身特長與優勢，確定和設計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重點方向和領域，形成各自的育人特色。[24]為了更加適配法治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也需構建差異化人才培養體系。一是結合高校自身的區位優勢、學科特長和社會需求等特點，秉持優勢聚焦、因地施策、需求導向的發展理念，探索形成差異化、特色化和精英化的人才培養體系。例如，東部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等）高校應重點培養服務歐美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的復合型涉外法治人才，中西部地區高校則著力打造對接東南亞、中亞等區域合作的專業化涉外法治人才隊伍，構建差異化培養格局。[25]二是結合自身學科優勢，分方向培養涉外法治人才。例如，政法類院校加強綜合性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海事類院校加強海洋海事類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經貿類院校加強外語外貿類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開設外交類專業的院校突出國際組織和外交類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等。三是狠抓優質生源，著重培養復合型、交叉型涉外法治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應當是精英化培養，而非大眾化教育，在當前生源尚不充裕的情形下，應將最有發展基礎、最具發展潛力的學生確定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對象。相關研究表明，國際組織在選拔人才時，往往更傾向于那些熟練掌握外語且具備交叉學科知識的人。例如，能源環境領域的國際組織在招聘高職級職員時，明確要求應聘者既要有自然學科背景，還需具備管理學、政治學和法學等社會科學背景。[26]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針對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質量已提出諸多建議。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難發現，多數觀點存在同質化傾向。差異化人才培養機制獨特的培養理念與方式，為提升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了有益參考，有助于打破現有人才培養的局限，滿足涉外法治領域對多樣化、高素質人才的需求。

培養涉外法治人才要有大學科

《決定》指出，要“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著力加強創新能力培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應以學科和專業建設為根基，進一步廓清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中有關基礎學科、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內涵，加速推進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學科及課程體系改革，為培養高質量涉外法治人才奠定基礎。

構建交叉融合的學科矩陣。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在一個融合人文社科知識的大平臺上完成的，在文化層面，要求專業人才具有深厚的國際法基礎知識；在自我發展層面，要求專業人才將所學專業知識應用于分析和應對國際現實中的重大法律問題。可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國際交流和社會服務等功能的發揮，需要強大的學科體系予以支撐。[27]因此，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應致力于構建“法學＋”學科體系，不僅要著力推進與傳統社科類專業的交叉融合，也要重視與自然科學類專業開展聯合培養。一要優化國際法學科專業結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0年版）取消了國際法本科專業，同時取消了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等三個法學二級學科，將其統一合并為“國際法學”二級學科。按照《普通高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的規定，只有國際法屬于專業必修課，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國際經濟法等學科為限定選修課程，并且在歷年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中占比越來越小，這種課程設置實際上弱化了國際法作為法學基礎性學科的地位。[28]將國際法學科列為一級學科，有利于從根本上扭轉國際法學科弱化的狀況，提高其理論研究與實際運用水平。同時，還應適當增加國際法和涉外法治等內容在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比重。2022年，教育部批準武漢大學等高校重新設立國際法本科專業（專業代碼030109TK），標志著該專業在本科教育體系中的回歸。2024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議組、全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編修了《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恢復為法學二級學科，這對破解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難題也起到了指導和推動作用。二是動態調整課程設置，構建跨學科課程體系。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提出“推進法學和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統計學、管理學、人類學、網絡工程以及自然科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培養高質量復合型法治人才”。作為一種復合型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需要構建跨學科知識體系，整合法學與外語、法學與政治學、法學與心理學、法學與統計學、法學與世界史及法學與世界文學等交叉學科，并根據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類型進行動態調整，拓寬涉外法治人才的國際化視野，提升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對國際環境的適應能力。三是積極培育新興學科。《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要“實施一流學科培優行動，推動學科融合發展，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支持瀕危學科和冷門學科”。[29]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涉外法治領域面臨制度型開放帶來的新興領域治理挑戰，如深海、網絡、極地、外空等領域的規則空白亟待填補。高校需要以問題為導向，積極回應新形勢下涉外國家安全工作需要，按專業領域分門別類培育新興學科，如法學與海洋學、法學與網絡空間安全、法學與地球科學、法學與區域國別學等學科，[30]大力培養對應的涉外法治人才，積極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打造三維立體的課程體系。課程作為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有機載體，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依托。課程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直接關系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方向。構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既是完善中國特色涉外法治教育體系的核心環節，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支撐。要將涉外法治領域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與實踐創新成果及時轉化為課程內容，確保課程體系建設始終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31]涉外法治人才的思維邏輯和知識結構是從基礎到高級、從廣泛到專深的遞進關系，因此在構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時也需遵循這一邏輯進路。建議從基礎層、專業層和拓展層等三個層面構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效果。一是構建以國內法為核心的基礎課程體系。涉外法治人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需系統掌握法理學、憲法學、中國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等基礎學科知識體系，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根基，唯此才能就涉外法治問題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同時，實施課程思政與專業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學模式。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度融入課程體系設計、教學實施與實踐環節，教育引導廣大涉外法治人才堅持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武裝頭腦，自覺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構建以國際法為特色的專業課程體系。除了將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列為核心課程外，還需開設國際商法、國際投資法、世界貿易組織法等課程。同時要注重外語教學，加強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知識融通，使涉外法治人才深刻理解國際法運作機制、規范體系及與國內法的差異，并熟練運用國際法知識、規則、原則和技巧處理涉外法律糾紛。三是構建涵蓋國際政治、文化治理與宗教制度的拓展課程模塊。[32]涉外法律糾紛不僅僅涉及法律問題，有時還受政治、文化和宗教制度等影響。通過開設比較政治制度、跨文化溝通、宗教社會學等課程，可有效拓寬涉外法治人才的全球治理視野，提升其跨文化沖突調解能力與國際規則運用能力。同時，能夠引導其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理性辨析各國政治法律文明，在批判吸收中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自覺抵御西方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滲透。[33]可以說，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核心是使其系統掌握國內法、通曉國際法、了解外國法，善于運用法律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維護國家利益和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培養涉外法治人才要有大協同

高校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旨歸是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法治人才支撐，以適應未來國際局勢和國內經濟發展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多樣化需求。[34]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既需要宏觀層面的整體布局和制度設計，也需要微觀層面的教學改革和方法改進。高校在擴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規模的同時，要樹立協同育人理念，完善協同育人機制，更加關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綜合效能和社會適應性。

深化政產學研用協同機制。涉外法治實務部門作為涉外法治人才實踐的前沿陣地，在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中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加強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實際工作者之間的交流。”[35]高校應當積極加強與政府機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企業和律師事務所等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實現“政產學研用”融合發展，進一步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效果。一是完善中央到地方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政策支持體系，為“政產學研用”協同機制提供基礎支撐。我國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相關規定散見于《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關于堅持德法兼修實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等政策文件，且多為宏觀性、倡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較差，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實際需求存在一定脫節現象。[36]相關部門應當在充分聽取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主體的訴求的基礎上，出臺有關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細化規定，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和“政產學研用”協同發展提供具體路徑指引。二是強化與立法機關的交流與互動。“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高校作為涉外法治研究的主陣地，基于深厚的國際法理論研究積淀與學科體系優勢，能夠為重大涉外法律爭端及跨境法律事務提供專業解決方案；在參與涉外領域立法過程中，通過理論研究與實踐需求的雙向互動，能夠為立法機關完善涉外法律體系提供智力支持，顯著提升立法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同時，涉外法治人才既承擔著構建涉外“良法”的角色，也承擔著塑造涉外“善治”的重任；在參與涉外領域立法的過程中，涉外法治人才能夠進一步熟悉立法原理、立法流程和立法技術，實現理論素養與實踐能力的同步提升。三是加強與司法機關、執法機關和律師事務所等涉外實務部門的交流與合作。涉外實務部門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關鍵協同主體，深度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既是其法定職責，更是推動法治實踐創新的必然要求。建議組建由涉外審判法官、跨境檢察官、涉外律師等實務專家構成的專家講師團，通過案例教學、模擬法庭、專題研討等形式，在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中系統開展涉外法律實務教學，[37]使學生在沉浸式學習中深化對中國涉外法治實踐的認知，增強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實踐能力。此外，實務部門可與高校共建“涉外法治協同創新中心”，通過共同申報課題、開展聯合研究和共同開發優質教材等方式，推動涉外法治實踐和理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進。

創新國際合作培養模式。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應緊扣制度型開放的時代要求，站在共建“一帶一路”和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建設前沿，靈活創造和運用多種交流方式，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全局。[38]《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要“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發起和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建設大科學裝置、主持重大國際科研項目，推動建設高水平高校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高質量推進國際產學研合作。積極參與開放科學國際合作。”[39]高校要盡快構建起常態化的高水平學術對話機制和研究合作機制，搭建高水平的國際合作培養平臺，為涉外法治人才提供更多與國際接軌的機會。首先，邀請國際組織官員“走進來”，拓寬涉外法治人才的國際化視野。通過開展“走進聯合國”系列講座的形式，讓涉外法治人才近距離了解國際組織的框架結構、運作機制、業務范圍以及人才需求等，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寬涉外法治人才的國際化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40]其次，高校應積極“走出去”，與國際組織共建實習平臺。通過與國際組織簽訂實習生項目合作備忘錄等形式，積極拓寬高校在國際組織的實習網絡，[41]讓涉外法治人才有機會參與處理國際法律事務、熟悉國際規則，最大限度地提升其綜合素質。最后，高校應積極“引進來”，打造國際化師資隊伍。培養涉外法治人才，課程的國際化是必要條件，而課程的國際化需要師資國際化的有力支撐，只有高素質的國際化師資隊伍才能培養出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現階段，國際一流高校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比率在五成以上，有些高校甚至達到八成。[42]基于此，我國高校應建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綠色通道，通過長短期講學、聯合培養等方式柔性引進國際知名學者，完善本土教師海外研修機制，強化其教學能力和國際法律處理能力，提升其教學水平和專業水平，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提供可持續的師資保障。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5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2][7]《加強涉外法制建設 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人民日報》，2023年11月29日，第1版。

[3][6]馬懷德：《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紅旗文摘》，2023年第24期。

[4][10]葉青：《培養涉外法治緊缺人才亟需法學教育改革》，《學習時報》，2023年8月18日，第6版。

[5]王曙光：《我國深度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實踐進路》，《國家治理》，2025年第2期。

[8]葉青：《以立德樹人為本 以德法兼修為要——政法院校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的思考與實踐》，《法學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9]付子堂、魏杰：《“堅定法治自信”的多維度內涵》，《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1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12]杜承銘、柯靜嘉：《論涉外法治人才國際化培養模式之創新》，《現代大學教育》，2017年第1期。

[13]霍政欣：《準確把握“涉外法治”的概念內涵》，《光明日報》，2025年1月24日，第11版。

[14]黃進、魯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國際法治意涵》，《政法論壇》，2021年第3期。

[15]黃惠康：《從戰略高度推進高素質涉外法律人才隊伍建設》，《國際法研究》，2020年第3期。

[16]葉青：《推進新時代高校法律人才培養創新——華東政法大學新時代法律人才培養改革的實踐與探索》，《法學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17]姚建龍：《法治現代化中國模式的形成與證立——再論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法治》，《政治與法律》，2025年第2期。

[18]龔柏華：《更高水平開放需適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運用人才》，《交大法學》，2024年第6期。

[19]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25頁。

[20]莫紀宏：《加快推進涉外法治體系建設》，《民主與法制周刊》，2024年第18期。

[21][33][37]葉青：《一體推進涉外司法、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民主與法制周刊》，2025年第1期。

[22]孫佑海：《面向涉外法治一體推進需要的創新人才培養機制研究》，《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23]洪冬英等：《新時代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路徑》，《法學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24]劉仁山：《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中的統籌問題》，《中國高等教育》，2023年第24期。

[25][30]王輝：《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理念澄清與實施原則》，《中國高等教育》，2024年第2期。

[26]石佑啟、韓永紅：《論新時代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體系之優化》，《中外法學》，2024年第6期。

[27]葉青、孫嘉偉：《以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法學院發展布局優化》，《中國大學教學》，2023年第9期。

[28]何燕華：《新時代我國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創新》，《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23年第7期。

[29][39]《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2025年1月19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31]苗連營、郎志恒：《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治人才培養的原創性理論貢獻及其實踐展開》，《中國大學教學》，2022年第8期。

[32]肖輝、肖蒙：《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研究》，《河北法律職業教育》，2025年第1期。

[34]葉青：《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 推進新時代法治人才培養體系創新》，《中國法治》，2024年第10期。

[35]《習近平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 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養 勵志勤學刻苦磨煉促進青年成長進步》，《人民日報》，2017年5月4日，第1版。

[36]孟慶瑜、李汶卓：《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與實現機制—基于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的人才需求分析》，《河北法學》，2021年第8期。

[38]葉青：《統籌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堅持全要素法治人才培養》，《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40][41]崔曉靜：《“五位一體”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實踐育人路徑探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42]于平、傅冰：《“雙一流”戰略背景下對我國高校研究生課程國際化的思考與探索》，《高教學刊》，2022年第10期。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ining Methods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Ye Q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play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and leading role.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methods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in China, such as the discontinuity of the training model, the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the imperfect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echanism. Moreover,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still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guidance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ining methods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raining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and provide a solid talent guarante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training method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責 編∕張 貝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