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其中，強大的組織力至關重要。黨的組織力指的是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動員、組織和團結黨員干部、人民群眾以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引領力、凝聚力、戰斗力和號召力等。抗戰時期，面對嚴峻的黨內外環境，黨在組織力建設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壯大自身力量，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汲取抗戰時期黨的組織力建設的歷史經驗，對我們今天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啟示意義。

樹立崇高組織目標，凸顯引領力

崇高的信仰、堅定的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以馬克思主義為支撐，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列寧曾指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抗戰時期，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為此，中央在延安大力開展學習競賽，指定全黨需要學習的有關馬克思主義書籍，提高全黨理論修養。

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陳云等黨的領導人在延安開展的學習運動和重要會議中，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報告或文章，要求黨員干部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強調，黨員要有“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到死了為止”的犧牲精神，作為一名黨員，是否堅定信仰共產主義，是否將革命干到底，是否愿意為共產主義而犧牲，“這些問題是試金石”（《陳云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259頁）。這既是衡量一名共產黨員的試金石，也體現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抗戰時期，將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落實到現實斗爭中，就包括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并從組織上保證政治路線的貫徹和執行，堅持抗戰到底，取得民族解放。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會議上提出，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實現全面的全民族抗戰，黨要不怕犧牲，最積極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線，帶領廣大軍民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同時，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成為指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思想燈塔，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1939年底1940年初，他先后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著述，提出并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此后，他在《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前途和革命道路問題作了系統的回答，提出了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思考，使全黨和廣大人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抗戰前景。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將黨員的信念與行動統一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的崇高目標中，擔負起民族解放的使命，產生了強大的組織引領力，也彰顯了黨的組織力建設的價值追求與目標指向。

構建嚴密組織體系，增強凝聚力

抗戰時期，黨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相當復雜，需要根據戰爭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維護黨組織內部的團結和統一，不斷增強黨的組織凝聚力。

從組織體系維度看，黨的組織力集中體現在從上到下、從內到外構建起的嚴密組織體系上。劉少奇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由全體黨員按照一定規律組織起來的統一的有機體，是黨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結合體，“是黨的首腦（中央）、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群眾依照一定規律結合起來的統一體”（《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頁）。為了適應殘酷的戰爭環境，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要求根據地建立以黨為中心的一元化領導，規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對各地區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基層黨支部要領導和落實黨政軍民各項工作，發揮核心堡壘的作用。各級黨組織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樣的制度安排，使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之間思想統一，行動一致，有機協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從而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和行動力。

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還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黨的紀律。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總結了十七年來黨的斗爭的經驗，強調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性，提出“四個服從”原則，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并強調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斗爭以極大損害”（《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45~646頁）。“四個服從”成為黨的組織紀律的核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全會制定了詳細的黨內法規，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這些文件以黨內法規形式對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權限、組織制度、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作出了詳細而具體的規定，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黨的紀律還體現在統一上，不管是中央委員，還是一般黨員，不管是老黨員，還是新黨員，都要遵守紀律。例如，中央黨務委員會在《解放》上公布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總政治部黨務委員會在《共產黨人》上公布開除劉振球、周時源的黨籍、停止唐樸農的黨籍，給予宋世輪嚴重的最后警告、陳伯鈞勸告處分。嚴格執行黨的紀律，才能使全黨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形成強大的組織凝聚力。

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展現戰斗力

黨員隊伍過硬，黨的組織才有戰斗力。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黨員人數銳減，且多集中于軍隊，黨組織活動受到影響。為扭轉這一狀況，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上強調必須反對在發展黨組織中的關門主義傾向，擴大與鞏固黨組織。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1938年3月，黨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提出大量發展黨員是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各根據地迅速落實中央的指示，壯大黨員隊伍，到1940年，黨員人數達80萬人，是全民族抗戰初期的20倍。這一時期黨的組織發展所取得的成績值得肯定，各根據地普遍加強黨的領導，奠定了黨的組織力建設的強大基礎。彭真講到晉察冀邊區黨的發展情況時說，如果沒有大刀闊斧地發展黨員的正確方針，“今日即不會有鞏固的根據地”（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頁）。

不過，當時也有一些地方因片面追求黨員數量，降低接收黨員的條件，采取“突擊發展”“競賽運動”“集體介紹”等錯誤方式發展黨員，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不夠條件、覺悟不高的人被接收到黨內，甚至一些壞分子利用各種方法混入黨內，進行陰謀破壞活動。黨員隊伍建設中存在的這些現象，不僅影響黨的戰斗力，而且給抗戰帶來極大危險。為了提高黨員質量，1939年8月，中央作出了《關于鞏固黨的決定》，集中力量整理與鞏固黨的組織，一方面對黨組織進行整頓，另一方面加強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和黨的教育。延安中央直屬機關和地方各局、各分局等根據中央的指示積極加以落實。1940年4月，晉冀豫區黨委制定了1940年整黨計劃，準備在8個月左右時間里完成全區所有支部的整頓和支干的審查工作。在整頓黨組織的同時，結合學習運動和整風運動，進行黨員思想教育，著手制度建設，健全、嚴格支部、小組生活，發動黨員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基層黨組織生活會議成為教育黨員的熔爐。延安中央直屬機關一位干部在學習黨建課程后表示，“每一句話都深深地打著他的心頭，打著自己的弱點”（《共產黨人》第2期，第46頁）。當時對晉察冀邊區干部教育情況的調查顯示，邊區區級以下的干部，不論黨、政、軍、民，有95%左右是過去目不識丁或念過短期私塾的農民，他們對黨忠實，抗日態度堅定，經過黨性教育后，成長為黨基層工作的重要干部。

黨在抗戰時期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主要依靠黨員干部貫徹執行，將黨員隊伍建設成為思想上統一、政治上認同、行動上一致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黨的強大組織力，也成為黨的組織力建設的重要基礎。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黨員隊伍得到迅速發展，體現了黨的組織力建設較強的進取性；同時面對黨員隊伍發展中存在的共性問題，能夠及時調整，加強黨員隊伍建設的質量，提高黨員的能力素質，從而保證了黨組織戰斗力的發揮。

緊密聯系人民群眾，發揮號召力

要取得抗戰勝利，必須充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從黨的領導與黨的組織力來看，基層黨支部發動群眾、號召群眾的能力是黨的組織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指出，每個支部都是“在群眾中進行鼓動工作、宣傳工作和實際組織工作的據點”（《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頁）。陳云將根據地的建立、鞏固，黨員隊伍的壯大與群眾工作緊緊聯系在一起。他指出，沒有群眾，軍隊不能擴大。黨脫離群眾，成了光桿子的黨，不能生存。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開展，要靠軍隊、靠黨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只有群眾發動起來，根據地才能鞏固。發動群眾是根據地內黨的一切工作的基礎。在根據地的鞏固和對敵斗爭中，依靠黨支部的組織優勢，我們黨動員、引導廣大群眾堅持黨的抗戰路線、貫徹黨的持久戰理論、落實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通過發揮黨支部的堡壘作用和組織的整體合力，最大效率地組織和凝聚群眾的力量。

實踐證明，黨號召群眾力量的大小還取決于能否滿足廣大群眾的實際需求，重視他們的實際利益。陳云指出，“民主、民生的斗爭是根據地內發動民眾的鑰匙”（《陳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為此，經濟上，黨在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減稅等措施；領導廣大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民眾的負擔；注意科學發展經濟，幫助群眾發展生產。政治上，實行三三制，進行普選，尊重民眾的選舉權。文化上，開展冬學，進行掃盲，號召文藝工作者到群眾中去，創作出真實反映民眾生產、生活的文學作品。黨勇敢地帶領民眾抵抗日本侵略者，使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到團結一致、共同御辱的重要性，自覺組織起來，團結在黨的周圍，從而最大化地發揮了黨的組織號召力。

（作者：熊秋良，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建設文獻整理與研究〔1921—195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