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縱深發展與國際金融格局深刻演變的時代背景下，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已成為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的重要課題。當前全球金融治理在許多方面都取得積極進展，但仍面臨多重挑戰：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代表性不足、貨幣政策調整的外溢效應、數字化推動金融風險復雜化以及主權數字貨幣等金融科技的潛在風險等。為此，亟需通過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決策權重增強治理代表性，建立覆蓋跨境資本流動與數字貨幣的協同監管網絡，健全氣候投融資機制引導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并依托數字技術構建風險智能預警平臺等方面予以應對。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將持續推動構建公平包容、合作共贏的金融治理新模式，為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穩定預期與實踐動能。
關鍵詞: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穩定 金融監管 金融科技 國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國際金融環境日益復雜多變，全球經濟格局持續演變。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艱難曲折，增長動力有所不足，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多種因素交織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面臨更多的波動，不確定性顯著增加。金融市場的波動不僅影響了各國的經濟穩定，也對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仍面臨諸多結構性制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尚顯不足，在決策過程中的話語權有待提升，導致國際金融規則和政策的制定未能充分兼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這種結構性失衡既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也制約了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能夠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為各國創造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然而，現行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仍存在一些不足，未能充分回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各國需要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金融風險和挑戰，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國際金融秩序。只有通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才能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隨著全球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任務。通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支持發展中國家開展綠色項目，不僅有助于實現全球減排目標，還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發展中國家在綠色經濟發展方面面臨著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瓶頸，通過加強全球金融治理，可以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推動其走上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論基礎
全球金融治理的定義
金融治理（Financial Governance）是指為了實現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而做出的，關于金融發展的重大事項和問題的前瞻性和應急性的制度安排（吳應寧，2018）。金融治理既包括國內金融治理，也包括全球金融治理（陳偉光和聶世坤，2022）。國內金融治理主要聚焦于一國的金融發展戰略與金融監管體系，這些體系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經濟和產業結構、金融體系的發育程度緊密相連。全球金融治理則主要涉及一個國家如何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以及如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實現全球金融的穩定與發展，不僅包括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和修訂，還涉及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推動金融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配置。
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目標
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目標之一，也是全球經濟健康運行的前提，能夠有效防范金融風險擴散以及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匯率、利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的穩定。其中，匯率穩定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和投資的不確定性，推動全球貿易健康發展；利率穩定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進而促進投資和消費；跨境資本流動穩定則能避免資本大規模流入流出，減少金融市場動蕩風險。為達成全球金融市場穩定這一目標，國際金融機構和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提供國際金融援助，幫助成員國應對金融危機，穩定匯率和國際收支；各國央行則通過貨幣政策協調，穩定利率水平，減少匯率波動。此外，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同樣至關重要。具體而言，需要完善跨境金融交易監管機制，建立統一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加強對跨境金融機構的監管，以此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跨境傳播，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
全球金融治理的另一個核心目標是確保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通過合理的金融規則和政策引導，資金能夠流向最有效率的領域和項目，從而促進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推動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資源優化配置，關鍵在于推動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實現合理流動與科學配置。以國際金融市場為例，資金從資本充裕的國家流向資本短缺的國家，有力支撐了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衛生等諸多領域的發展項目，進而推動全球經濟朝著均衡方向發展。在此基礎上，加強國際金融合作，促進技術交流與人才培養，不僅能夠提升各國的生產效率，還能激發創新能力，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金融治理的基本原則
公平性與包容性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原則。在全球金融治理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利益訴求的差異，確保各國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和決策過程中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特別是要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度和代表性，使全球金融治理能夠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公平性體現在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各國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包容性則體現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參與主體和治理內容上，全球金融治理應涵蓋所有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要關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訴求，確保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享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合作與透明化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關鍵原則。在全球金融體系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各國之間需要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金融風險和挑戰。國際金融機構和各國政府應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增強市場信心，減少信息不對稱，為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創造良好的環境。合作體現在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金融監管協調、國際金融援助等多個方面；通過優化金融市場的交易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流動性，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何誠穎等，2021）。
全球金融治理取得的成就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銀行通過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和國際開發協會（IDA），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長期貸款和技術支持，幫助其改善基礎設施、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金融危機救助、匯率監督和國際儲備管理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成員國的份額機制，為成員國提供國際金融援助，幫助其應對國際收支危機和匯率波動。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受影響國家提供了緊急貸款和技術支持，穩定匯率、恢復經濟信心。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機制為國際儲備體系的穩定提供了重要支持，增強了國際金融體系的韌性。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區域性金融合作不斷加強，全球性金融網絡逐步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的成立為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新的資金支持渠道，促進了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亞投行通過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提升了區域金融合作的效率和影響力。歐洲央行在歐元區貨幣政策協調和金融穩定維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制定和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維護歐元區的金融穩定，促進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歐洲穩定機制（ESM）在應對歐元區債務危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成員國提供了財政支持和技術援助，幫助其恢復經濟穩定。
全球性金融網絡的構建不斷推進，各國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合作、建立跨境金融交易監管機制，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如金融穩定委員會（FSB）通過與各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推動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增強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透明度和穩定性。
全球金融治理面臨的挑戰
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
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已成為制約其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結構性障礙。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其份額分配是成員國決策權的重要依據，但長期以來，這種分配方式過度依賴于經濟總量和資金貢獻的歷史數據，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話語權嚴重滯后于其經濟實力的增長。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通過的份額和治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份額，但發達國家依然在核心政策制定中占據主導地位。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雖然大幅擴展了救助資源，但政策設計上仍然集中于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提供金融援助的同時，附加了嚴格的緊縮性財政政策條件，這一措施雖然短期內穩定了歐元區的金融市場，卻導致希臘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而在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中，類似的政策附加條件常常對受援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造成更深遠的負面影響。中國主導發起的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相關治理方面的缺失。亞投行的治理模式更為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其貸款項目大多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契合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則聚焦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多樣化發展需求，在多個領域提供資金支持與金融服務。不過，這些區域性機構仍難以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機構所發揮的作用 。
貨幣政策調整的外溢效應
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調整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外溢效應愈發顯著，尤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系統性沖擊。美國作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其貨幣政策的每一次變動，不僅深刻影響著本國經濟的走向，更通過資本流動、匯率波動等多重渠道，對全球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以2022年美聯儲的加息周期為例，在應對高通脹的嚴峻背景下，美聯儲連續多次加息，直接導致美元迅速升值。這一舉措使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發生劇烈震蕩。這種政策的外溢效應在新興市場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同年，斯里蘭卡便遭遇了主權債務危機，其外匯儲備的枯竭以及國內經濟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效應的推動。資本的大量流出、貨幣的急劇貶值以及進口成本的迅猛上升，進一步加劇了其國內的經濟壓力。此外，土耳其、阿根廷等國也因美元升值而陷入本幣貶值和高通脹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些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外部沖擊時，普遍面臨財政政策空間不足、貨幣政策工具有限的困境，這充分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發展中國家應對外溢沖擊能力的薄弱環節。
總的來看，現有全球金融治理機制尚未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協調框架。盡管二十國集團等平臺定期開展政策溝通，但協調機制的約束力和有效性仍然有限，難以充分應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挑戰。
數字化推動的金融風險復雜化
數字化正在深刻改變全球金融體系，催生了加密貨幣和算法交易等新型金融工具（何誠穎等，2024）。這些創新舉措在有效提升金融運行效率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風險的復雜程度，給全球金融治理帶來了頗為嚴峻的挑戰。
首先，加密貨幣市場展現出較強的波動性，且監管尚存在一定缺失，這些因素使得其較易成為金融風險的關鍵來源之一 。例如，2022年虛擬貨幣“露娜幣”（LUNA）崩盤事件導致數千億美元市值蒸發，沖擊了投資者信心，并暴露出傳統監管框架在應對數字化金融風險方面的局限性。同時，這類事件可能通過投資者行為、市場連鎖反應等渠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對全球金融穩定構成威脅。其次，數字化金融活動依賴于海量數據的處理和傳輸，但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問題日益突出。近年來，金融機構頻發的數據泄露和網絡攻擊事件，不僅對機構造成經濟損失，也削弱了公眾對數字化金融的信任。例如，2016年孟加拉國央行的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遭受網絡攻擊導致8100萬美元被盜，暴露出全球金融基礎設施在網絡安全領域的脆弱性。此外，跨境數據流動缺乏統一的隱私保護規則，增加了數據濫用和監管失控的風險，進一步加劇了全球金融治理的難度。這些問題表明，現有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在適應數字化金融創新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主權數字貨幣等金融科技的潛在風險
主權數字貨幣基于區塊鏈或分布式賬本技術的設計，實現了更高效的支付和清算功能。這些貨幣的跨境使用不僅能夠顯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國際貿易的便利性。然而，其帶來的潛在風險以及對全球金融秩序的沖擊不容小覷。主權數字貨幣可能威脅到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數字貨幣的跨境流通可能加劇資本流動的波動性。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更大的資本外流風險，一旦主權數字貨幣降低了跨境交易的門檻，大量資本可能會迅速流向發達經濟體，從而進一步擴大經濟差距。此外，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性也可能為洗錢、恐怖融資等非法活動提供便利，從而加大跨境金融監管的難度。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建議
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關鍵是強化多邊框架體系下的發展中國家參與機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利益訴求以及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的融入程度，都直接關系到全球金融穩定與繁榮。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場緊密相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發展中國家數量眾多、地域廣闊、人口龐大，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力、市場潛力以及資源稟賦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對世界經濟的整體運行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應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增加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中的投票權和代表權，讓發展中國家更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充分反映其利益訴求，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我國應積極推動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全球金融治理平臺。通過定期舉辦全球性金融論壇和國際會議，廣泛邀請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深度參與，匯聚各方智慧，共同探索全球金融治理的創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持續深化國際金融合作。此外，要著力加強發展中國家在金融知識、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能力建設。通過有針對性地提供培訓項目、技術支持和資金援助等務實舉措，幫助發展中國家全面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使其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發揮更大作用 。
建立全球金融風險處置體系
第一，需要明確全球金融風險處置體系的目標，即有效預防、識別、評估和處置金融風險，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應確立一系列基本原則，如公正性、透明度、合作性、靈活性等，以確保風險處置體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第二，完善金融數據收集與共享機制，加強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數據共享，建立全球金融數據平臺，實時收集和分析金融數據，為風險監測提供基礎。同時，結合現代化數字技術，建立風險預警模型，制定風險處置與響應預案，對潛在風險進行早期識別和預警。在風險發生時，能夠迅速啟動應急響應機制，調動各方資源快速有效處置，并針對不同類型的金融風險，明確處置流程、責任分工和應對措施。第三，完善全球金融法律法規體系，明確金融風險處置的法律地位和職責權限，加大對金融機構的跨國監管力度，確保其合規經營，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最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通過各國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等多方參與，設立風險補償基金，共同應對全球金融風險。
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綠色融資需求
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背景下，加快落實《二十國集團可持續金融路線圖》意義重大，這有助于更好地滿足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綠色融資需求。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推動本國綠色普惠金融蓬勃發展是其應盡之責。發達國家應積極行動起來，通過設立專門面向發展中國家的雙邊和多邊綠色金融扶持基金等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支持。同時，充分運用綠色債券、綠色股權融資、貸款優惠、債務互換等多種綠色金融工具，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力度，助力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實踐，并取得了相應成效。例如，英國于2023年頒布的《2023年綠色金融戰略》，聚焦于擴大英國在全球范圍內綠色金融項目的投融資規模，致力于進一步鞏固其在全球綠色金融領域的領先地位；日本在2021年發布的《綠色增長戰略》，對綠色與轉型貸款和債券等綠色金融工具的功能定位和實際用途作出了清晰明確的規劃；歐盟于2018年發布的《可持續發展融資行動計劃》，則加強了對全球不同地區綠色金融項目的資金支持，為推動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了力量 。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在推動綠色金融發展進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為此，應完善政策法規，為綠色融資提供導向和保障；建立健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標準，引導金融機構加大投入；實施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激勵，激發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綠色融資的積極性。同時，還應借鑒發達國家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先進經驗，并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吸引國際資本和技術，共同推動全球綠色金融發展。
多措施應對數字化驅動的金融風險復雜化
為應對數字化推動的金融風險復雜化，需從監管體系、數據安全、算法治理和國際合作四方面出發進行綜合治理。首先，應構建國際協同的加密貨幣監管框架，明確資產分類和交易規范，推動統一標準以減少監管套利和市場不確定性，同時設立金融創新沙盒試驗區，對新型金融工具進行審慎測試，平衡技術創新與風險管控。第二，完善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體系，制定金融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明確數據存儲和使用的法律責任，防止數據濫用。第三，優化算法與人工智能的應用風險管理，推動建立算法透明化和可解釋性標準，要求金融機構引入風險控制模塊，限制高頻交易在極端市場條件下的非理性觸發，同時設立金融科技道德委員會，監督算法設計的公平性與穩定性。最后，強化國際合作與風險預警機制，建立全球金融風險數據庫，推動跨境信息共享，設立國際協調小組快速應對重大金融風險事件，加強協作治理，防止系統性風險外溢。通過以上措施，能夠有效提升數字化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與韌性，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路徑。
加強數字貨幣與稅收合作
首先，各國應建立全球統一的數字貨幣交易框架，加強稅務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特別是涉及跨境數字貨幣交易的數據。通過信息共享，稅務機關可以更好地了解數字貨幣交易的全球流動情況，從而更準確地評估稅收義務，防止稅收逃避和欺詐行為。同時，各國稅務機構應共同制定適應數字貨幣特性的稅收政策。例如，現有貨物及產品其主體絕大多數都為“實物”產品，以其“物理存在”為認定標準。而數字貨幣、綠色金融作為新興的金融業態，不受主體、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會導致原有的規則與標準失效。
此外，若考慮對綠色金融與數字貨幣產品和服務征稅，將涉及合作關稅制度的調整與完善，以及稅收監管、避免重復征稅等問題。因此，需明確數字貨幣交易收入的征稅方式，確保交易者按其創造的價值在各國合理納稅，以維護稅收公平。同時，加強國際合作有助于推動數字貨幣技術創新與標準化，通過聯合研發和推廣先進技術，提升交易安全性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數字貨幣在全球的普及與應用。
全球金融治理是當前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其有效性不僅關系到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也直接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理應攜手合作。一方面，要增強多邊金融合作平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需加強對數字化金融創新的風險監管。同時，要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倡導綠色發展理念，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產業傾斜。只有不斷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強化各國間的協同效應，才能為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筑牢根基。展望未來，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創新離不開國際社會更多的共同行動，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營造更加穩定、可預期的國際經貿環境，讓世界各國都能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共享發展成果。
【本文作者為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三亞學院盛寶金融科技商學院名譽院長；本文受海南省哲學重點實驗室金融創新與多資產智能交易實驗室研究項目資助】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