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系統闡述了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首次把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舉措寫入中央文件，為深化我國體制機制改革、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要求，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總的來講，要根據各地現有的產業基礎，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宜發展新產業則發展新產業，宜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換言之，各地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同時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傳統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把各地現有的產業分成五類
那么，各地方、各產業如何推動創新，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如何根據各地產業狀況、實際條件進行分類指導來發展新質生產力？新結構經濟學根據一個地方的產業與世界技術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當地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是否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新產業等三個標準，把各地現有的產業分成五類：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新興型產業和戰略型產業。
第一類：追趕型產業。發達地區、發達國家有這些產業，當地此類產業在相同產業的中低端具有比較優勢，產業采用的技術、生產產品的質量還處在追趕發達地區或國家相同產業的階段。我國許多地方的芯片和光刻機制造，就屬于這類產業的代表。
第二類：領先型產業。這類產業的技術水平處于世界技術前沿或者非常接近世界技術前沿。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有電視機、空調機，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化時代的產物。現在，我國各地的家電產業不僅具有比較優勢，而且大多在產品和技術上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第三類：轉進型產業。過去我國具有比較優勢并且領先世界，但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變化而失去了比較優勢。20世紀80—90年代各地發展起來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如鞋、箱包、成衣、紡織等就是此類產業的代表。另外，還有一些地方的產業，由于技術路線換道，原來的產品失去了市場。如彩色膠卷受到數碼技術的沖擊而喪失絕大部分市場，利用其顯影技術優勢轉型到圖像信息材料領域，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類：新興型產業。這類產業有些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產業，尤其是研發周期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產業，我國人力資本豐富的發達地區在這類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有些則是新的技術給擁有特定自然資源稟賦的地區帶來的產業發展新機遇，例如，太陽能、風能技術給人煙稀少的西部沙漠、荒漠地區帶來的發展機遇；有些則是相對成熟的產業，但在一些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過去因為資本短缺，不具有比較優勢而未能發展，現在因為該類產業在發達地區失去比較優勢，落后地區則經過多年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變化而得以發展此類產業，對于當地來說，這些產業也屬于新興型產業。
第五類：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中，有些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有些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興型產業或未來產業。戰略型產業的特點是研發周期特別長，需要10年甚至20年。由于研發周期長并且需要大量的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長期積累在要素稟賦中相對豐富，在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產業和技術上具有比較優勢，相形之下，我國尚不具有比較優勢。但是，由于這類產業關系到我國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為了避免被“卡脖子”，需要自己積極發展。
針對五種類型的產業分類指導發展新質生產力
對以上五種類型的產業，各地方如何分類指導發展新質生產力呢？
第一，對于追趕型產業。當地在該產業領域仍處于技術追趕階段，其產業競爭優勢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基于資源稟賦形成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于技術含量相對有限的中低端產品領域，表現為產品技術能級與質量標準相對偏低，產品定價處于相對低位。此類產業形態在現階段國民經濟體系中仍占據顯著比重。根據后發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追趕過程中可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實現再創新，從而顯著降低技術升級的成本與風險系數。相形之下，發達國家或地區作為處于此類技術前沿的經濟體，其產業升級路徑更多依賴原創性技術創新與新質生產力的突破式發展，這種創新模式具有研發投入強度大、技術迭代風險高的顯著特征。在技術趕超進程中，此類產業通過系統性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并進行適應性改造，能夠實現技術能級的快速提升，這種漸進式創新路徑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提供了成本可控、風險系數低的發展路徑。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類產業技術轉移的可行性受制于技術輸出國的政策約束，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領域。在非敏感技術領域，我國作為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規模優勢對技術持有方有著顯著的吸引力。當面臨技術封鎖等非市場壁壘時，建立自主創新體系則會成為必然選擇。通過構建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平臺，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創新資源實施聯合攻關，可以有效地突破關鍵技術的瓶頸。這種協同創新機制符合追趕型產業的技術演進規律，更能充分釋放后發優勢，為產業技術能力的躍遷提供支撐。
第二，對于領先型產業。我國這類產業也有不少。比如家電產業，現在能與我國競爭家電產業的國家恐怕只有韓國。歐洲傳統家電巨頭飛利浦、西門子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老牌家電產業的產品現在都由我國的相關企業代為產品開發、設計、生產，本質上已演變為品牌運營商與渠道服務商。我國稀土、高鐵、光伏等技術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特別是動力電池產業，寧德時代等企業已主導全球鋰電技術標準制定，形成從材料創新到工藝革新的完整技術生態。在汽車產業，德國、日本長期世界領先，但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領域，德國企業已明確表達了與我國企業開展技術合作的意愿，希望通過合資方式引進我國的新能源汽車技術。2024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年產銷量邁上千萬輛級臺階，分別達到1288.8萬輛和1286.6萬輛，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10年位居全球第一。然而，保持這種領先優勢，一方面需要持續加強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確保新質生產力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關注可能出現的科技革命、業態變革和渠道革新，警惕潛在的產業顛覆風險而被換道超車。美國柯達公司的遭遇值得關注和借鑒。20世紀80—90年代，美國柯達公司在彩色膠卷領域占據全球領先地位，其產品曾主導全球攝影市場。然而，由于未能及時應對數碼相機技術的顛覆性創新，最終導致其市場地位被徹底取代。
第三，對于轉進型產業。有能力的企業可以進入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線”兩端，經營品牌、開發新產品、掌握市場渠道，或利用互聯網、短視頻、人工智能來構建新的業態。生產環節的企業則要考慮利用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來降低生產成本，拉平“微笑曲線”，或轉移到工資成本較低的我國中西部地區以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來實現第二輪發展。因技術路線轉變而使原有產業的產品失掉市場的企業，則可以像彩色膠卷行業的傳統企業那樣，在面臨數碼技術的沖擊和市場萎縮時，利用其顯影技術的優勢轉型到印刷影像材料、高性能膜材料、圖像信息材料等相關領域，成為集中研發、制造、服務一體化的企業。渠道創新的顛覆性變革在快時尚領域尤為顯著。希音（SHEIN）公司通過“AI+社交電商”模式重構了產業生態：依托機器學習算法實現每日4000+新款的設計能力，借助抖音（TikTok）平臺構建“即時反饋—柔性供應鏈響應”的閉環系統，將傳統快時尚企業ZARA的21天上新周期壓縮至7天。這種“超快時尚”模式通過“小單快反”的生產模式形成了新的競爭優勢。
第四，對于新興型產業。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短研發周期的新興型產業和未來產業，全球主要經濟體處于同步競爭階段，不存在傳統產業的代際差距。我國在人才儲備、超大規模市場、產業配套等方面具有優勢。其一，關于人才，在技術研發層面，我國已形成獨特的人才培育體系。后天教育投入方面，通過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與高等教育體系，已基本消除與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差距。在先天稟賦層面，高智力人群占比遵循自然分布規律，得益于14億人口基數，我國尖端人才絕對數量具有顯著優勢，龐大的研發人才儲備意味著更高的突破概率。其二，關于市場，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單一市場，新興技術產品可快速實現規模化應用，形成顯著的成本優勢與技術擴散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不僅加速技術迭代，更有利于將本土標準轉化為國際標準。當前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技術標準輸出即是典型案例。其三，關于產業配套，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全覆蓋的制造能力形成獨特優勢。以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為例，其落地后18個月內實現產能突破，實際上是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協同效應的集中體現。這種配套能力使我國在太陽能、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領域形成系統性優勢。我國的發達地區擁有資本、人才、產業配套的優勢，可以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為企業家創造大有作為的環境，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發展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對于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同樣要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抓住新技術和產業轉移的機遇，發展符合當地自然資源和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新產業，并使用數字化、人工智能、綠色技術等來提質增效，使高端化產業成為新質生產力的載體。
第五，對于戰略型產業。在這類產業中，有些屬于新興產業，研發周期長，需要和發達國家競爭；有些屬于未來產業，必須現在就布局；另有一些則屬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發達國家已經發展了幾十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我們還處在追趕階段。這些產業需要持續高強度的研發投入，要求有相匹配的資本密度和高端人才儲備，需要國家的支持，因此，有科研優勢和相關產業基礎的地方可以配合國家政策發展這類產業。以光刻機裝備、先進制程芯片為代表的硬科技領域，我國尚未形成完整的全球競爭優勢，但其技術突破直接關系到國防安全體系構建和經濟主權安全。針對這種戰略性短板，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可以通過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協同發力，構建政府主導的新型資源配置機制——通過統籌財政資金、科研院所及產業鏈鏈主企業形成創新聯合體，聚焦核心共性技術實施定向突破，加速實現關鍵領域的技術趕超。戰略型產業的技術突破不僅體現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更是新質生產力在產業層面的具象化表征，其產品代際躍遷往往能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格局。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及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