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結果和標志，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也是其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民主實踐和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中國不僅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而且著力探索“管用的民主”實踐。使民主運轉起來，讓民主有效管用，關鍵在于落實“協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協商民主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設計，同選舉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1]。
中國民主觀：倡導“管用的民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2]。“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中國追求民主，但有自己的民主觀，這種民主觀是對以往民主觀的發展：針對民主被窄化解讀為“精英民主”，而倡導“人民民主”；針對民主被片面實踐為“選舉民主”，而提倡“全過程民主”；針對民主被簡化為“票決民主”，而施行“協商民主”；針對民主被局限為“過程民主”和“程序性民主”，而強調建設“管用的民主”。
中國民主觀是人民民主理念+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這種民主觀可以從縱向分層實施和橫向分段實施兩個維度來理解。縱向分層實施的民主分為上層代議民主和基層參與民主，即基于代議制民主發展出來的人民代表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所支撐的民主以及公民直接參與制民主發展出來的基層參與民主。橫向分段實施的民主將公民參與具體化為選舉—決策—管理—監督過程，努力實現每個過程和階段公民參與協商的不缺位。中國民主觀倡導“管用的民主”。什么才算是“管用的民主”？說到底就是，能夠有效化解矛盾，克服爭議，促進共識，凝聚人心。
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經驗
我國民主實踐是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央和地方層面政治協商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及基層的民主懇談、基層社會治理等實踐過程中展開的。我國的政治實踐過程中，一直就有協商民主的傳統，從歷史上的“三三制”、協商建國，到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等，都體現了盡可能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形成決策的精神。
我國一貫堅持人民民主，普遍推廣基層協商民主實踐，協商民主倡導通過平等對話、共同協商的方式形成公共政策，對話、協商的目的在于使人們在做出決定的時候能夠慎重考慮，理性決策和行動。
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再到基層協商民主，我國協商民主在不斷走深走實。有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層民主實踐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上世紀90年代基于民主選舉的村民自治探索；2000年前后基于民主監督的協商民主嘗試（發端于1999年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2010年前后，作為社會管理創新而普遍推廣協商民主試驗；2012年之后，基層協商民主追求制度化，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之下。
回顧我國政治實踐，協商民主形成了不同形式，包括：決策性協商、咨詢性協商、監督性協商、參與性協商等。協商民主的發展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沖突是協商民主發展的動力；第二，因為反映普通大眾訴求和關切的基層事務是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場域，因此，協商民主從社會組織結構和行政管理組織中的最基礎層次開始，其效能更加明顯；第三，黨的基層組織（村黨委、街道社區黨委、企事業單位黨委等）、城市社區居委會、鄉村村委會、鄉鎮、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企事業單位作為基層協商民主的參與者，在協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基層協商民主根據協商問題的性質、利益相關方、決策部門等情況，采用城市聽證會、居民議事會、鄉村民主懇談會、村民議事會，以及企事業職工代表大會等多種形式；第五，納入基層協商民主的議題，包括城鄉規劃、招商引資、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公共安全、基礎設施等與民眾生活直接相關且容易引發爭議的民生問題。
中國協商民主面臨的新情況新變化
應當看到，協商民主在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減輕政府壓力、助力改革開放、維持社會穩定方面具有明顯的功效。但是，在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一些新情況新變化需要在民主協商和協商民主的制度創新中予以考慮。
首先，社會經濟發展面臨新形勢。外貿出口格局變化、新舊動能轉換等共同影響企業數量，傳統產業失業人口增加，新生就業機會尚不充足，這些變化激發了協商民主的潛在需求。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各地開啟的“城市高質量”工程，將“地攤經濟”與“低碳經濟”的矛盾凸顯出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容納力。
其次，社會訴求面臨新變化。以往的社會矛盾表現為因對征地、下崗、物業管理、城市拆遷、勞動條件的種種不滿而引發社會不穩定事件，這些不滿的問題帶有地域性、局部性、行業性、部門性特點，也因為訴求的具體化、場景化，多通過協商談判、經濟補償等手段和方式來化解。而今天的社會問題似乎更為復雜多變。以往社會訴求表達者可以具體化為被征地農民、下崗職工、小區業主、城市拆遷戶、企業打工者，他們因具體事件成為利益相關方；而今天的基層社會訴求者更多是失業者、房產斷供者、打工討薪者、城市小攤販等。
第三，基層治理面臨新課題。面對“信訪”事件，各地政府盡力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本著防患未然的態度，提前梳理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且采用主動“下訪”的方式來化解問題，而協商民主通常被制度化為民主懇談—矛盾調解—法律咨詢—民情代辦等環節。如何更好進行制度安排，以適合解決基層社會面臨的新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
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次制度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紀念大會上特別強調：“不斷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始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統籌完善協商民主體系，著力健全協商民主機制，不斷拓展協商方式和平臺，積極營造良好氛圍和條件”。這些重要講話精神為“讓協商落地，使民主有效”的民主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
任何創新，只有制度化才能得以持久穩定。新時代完善協商民主體系，推進制度化進程，有幾個問題值得考慮：
要推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化，首先要確立主體責任者。中國現有制度安排中，承擔人民民主功能的體系主要來自黨的系統、人大系統、政協系統、政府系統、社會自治系統等。其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協商民主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設計。只有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確保協商民主體系建設的正確方向。其二，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優勢。基層黨組織憑借其廣泛的組織體系和強大的動員能力，整合各類資源，為協商民主搭建豐富多樣且有效的平臺，為協商成果的轉化落實提供保障，是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新成立的黨的社會工作部應當把“協商民主”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方式和內容，把新時期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群體性協商民主制度創新和實施作為其主責內容之一。
鑒于新時代協商民主利益相關人、民主協商議題都發生了變化，協商民主制度化設計需要拓展新的功能——民意溝通平臺：搜集民意、匯集民意、政策轉化。
有效實施和落實協商民主，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讓協商落地”，這就需要借助社會組織，使其發揮社會動員、訴求表達、利益整合的功能。經濟發展的關鍵是企業，社會建設的關鍵是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讓社會運轉起來”，有利于提升民主協商的質量，強化社會自治能力。要建立黨領導下的社會組織參與民主協商的機制，不斷拓展協商民主的新形式，讓社會組織參與到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的民主協商過程中來。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