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人口持續向都市圈、城市群等發達城市區域和中心城市極化集聚，增長與收縮并存已經成為數智時代縣域人口發展的顯著特征。與此同時，隨著人口、資金、信息、技術等要素在虛實空間的高速、高頻流動，城鄉互動關系與方式持續迭代更新。面對城鄉發展新趨勢，人口增長與收縮格局、實體與虛擬空間互動、農民創業與地方創新，日益成為思考城鄉融合的三個重要維度。順應人口流變趨勢，合理調整鎮村布局體系；遵循空間發展規律，加強虛實空間集聚互動；激發地方創新精神，因地制宜完善制度設計，將成為推動城鄉融合的新路徑。

【關鍵詞】城鄉融合 數智時代 人口 空間 制度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6.010

【作者簡介】羅震東，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空間規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城鄉規劃理論與方法、城鎮化與城鄉發展機制。主要著作有《流鄉村：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城鎮化》、《新自下而上城鎮化：中國淘寶村的發展與治理》、《大變局中的小城鎮：2021江蘇省小城鎮調查報告》（合著）、《中國當代城鄉規劃思潮》（合著）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并進一步從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和土地制度四個方面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戰略部署，為全面深化城鄉發展制度改革，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指明了方向。

隨著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當今中國正在經歷著“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數字中國”的重大轉變，城鄉要素流動的整體性與復雜性日益增強。202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16%，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快速城鎮化已經結束，然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8.3%，區域、城鄉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城鄉融合發展任重道遠。與此同時，數智技術的重大突破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壯大，正從根本上改變著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基本面貌和格局。[1]2023年末我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3.3%，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6.5%，[2]城鄉數字鴻溝持續消弭，廣大鄉村地區借助移動互聯網融入更為廣闊的產業分工體系，資金、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在虛實空間高速流動，[3]城鄉發展的軌跡、面貌和格局也在發生根本性改變。面對城鄉發展的持續巨變，如何落實《決定》要求，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我們應回到城鄉空間，準確研判數智時代城鄉要素流動的新趨勢，進而從人口、空間與制度三個維度進行針對性地分析與設計。

數智時代城鄉要素流動的新趨勢

數智時代人口區域集聚趨勢日益清晰。隨著移動互聯網和高快速鐵路網的快速發展，中國已進入超流動社會。[4]就業機會多、生活環境好的沿海發達城市區域和省域中心城市普遍更具吸引力，呈現人口加速流入趨勢。對比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5]常住人口的變化情況（見圖1），可以清晰地看到，十年間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人口總量增長高達35.3%，其中深圳、廣州、成都十年間常住人口增長超過500萬，鄭州、西安、杭州、重慶、長沙等城市增長超過300萬，武漢、蘇州、北京、東莞等城市增長也超過200萬。而同期其他規模等級城市的常住人口總量變化很小，其中人口規模100萬～500萬的城市人口總量呈現負增長。全國范圍內人口向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成渝以及中部地區超大、特大城市集聚的趨勢非常顯著。

都市圈、城市群的空間重構。與全國人口向城市區域集聚同步的是發達城市區域內的人口集聚。典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隨著人口城鎮化的發展，城市兩極分化現象更加顯著，據測算，長三角地區2009～2019年空間極化度提高幅度約為40%。[6]基于區縣尺度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的分析同樣可以看到，長三角區縣（市）的人口吸引能力呈現顯著的馬太效應，[7]72.6%的區縣（市）人口劇烈變動，或者流入能力進一步加強，或者流出問題進一步加劇，前者以市轄區為主，后者則以縣（市）為主。市轄區數量較多，人口增長趨勢顯著，在所有增長統計單元中占比達到58.6%。人口流失主要發生在縣（市），在所有人口減少統計單元中占比高達66.7%。由滬寧杭甬構成的長三角核心區域內人口總體呈現增長態勢。上海、南京、杭州和蘇錫常四大都市圈人口吸引力明顯強于其他區域，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人口密度超過長三角均值的區縣大部分集中在這些都市圈范圍內。與此同時，都市圈中心城市的都市區化趨勢明顯，人口由主城區向周邊區縣流出的外溢擴散現象突出，主城區的人口總量和人口密度均不同程度地降低。

流量驅動的城鄉要素高頻互動、持續迭代。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與人口區域集聚和都市區化并行的是，人口以及資金、信息、技術等要素在虛實空間的高速、高頻流動，城鄉互動關系與方式持續迭代更新。移動互聯網將更為廣闊的城鄉空間納入統一的產業分工體系，鄉村發展不斷呈現新的現象與模式。一方面，隨著中國電子商務規模的不斷擴大，淘寶村、電商村大量涌現；另一方面，以視覺消費、旅游打卡等為代表的網紅村在“注意力經濟”時代蓬勃發展，形成鄉村跨越式發展的新路徑。[8]與此同時，隨著數字時代工作、生活方式的巨變，“數字游民”群體日益龐大，他們“逃離都市”“回歸田園”的訴求促使大都市周邊以休閑、創意、養老為特色的新鄉村和新空間不斷涌現，不少來自大都市的多元人群成為“新村民”，為鄉村發展帶來新活力。[9]新鄉村的涌現與都市區化進程基本同步，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日益瓦解，基于功能和比較優勢的一體化發展趨勢逐漸清晰。

數智時代思考城鄉融合發展的新維度

人口增長與收縮并存格局是布局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數智時代隨著人口持續向都市圈、城市群等發達城市區域和中心城市集聚，人口增長與收縮并存必然成為縣域人口發展的顯著特征，其不僅體現為量的變化，還存在著深刻的人口結構變化。城與鄉的人口（知識、年齡、收入等）結構是不同的，而人口結構的失衡幾乎是當前人口收縮地區鄉村所存在問題的主要根源。因此，數智時代推動城鄉融合首先必須關注不同地區的人口增長與收縮情況，區分增長型和收縮型縣域，有針對性地制定與人口發展相適應的優化策略。

不同于傳統的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區域發展格局，隨著以都市圈、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化戰略的持續推進，圈群內外的時空區位差異日益凸顯。圈群內部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城鄉互動與要素對流的程度更高，鄉村人口收縮的程度通常較低，鎮村常常與中心城市存在緊密的經濟社會關系，是都市區提供公共產品的重要場所，如度假區、退休社區、文化或歷史遺址、國家公園和休閑區等，基于功能分工的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顯著。而圈群外部基本為人口收縮縣域，鄉村人口收縮的程度通常更為明顯，推動城鄉融合需要從農業生產和生態保護的角度調整縣域發展定位與路徑，積極倡導“精明收縮”。在人口收縮的同時實現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雙提升，最終實現城鄉等值發展。因此，針對不同時空區位，通過科學規劃與積極引導，有序解決人口增長與收縮帶來的結構性問題，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首要思考維度。

實體與虛擬空間互動是推動城鄉融合的新視角。以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所推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10]將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重要手段。信息通信技術對于鄉村的影響已在全球層面顯現，在美國，數字革命已經成為引起鄉村社區變化的最主要原因；[11]在歐盟，隨著智慧鄉村（smart village）行動的實施，數字基礎設施對于地理鄰近（geographical proximity）概念的克服以及對于社會創新的促進作用日益顯著。[12]數字鏈接的不斷完善以及脫離成本高昂、擁擠的城市的選址訴求，讓創新以及知識密集型企業在鄉村持續增長。[13]數智時代城鄉空間演化的邏輯不再只取決于實體空間的規模與經濟實力，更取決于虛擬空間中諸多要素的流動密度與強度，以及與其他空間的鏈接能力。[14]以信息流為核心的虛擬要素和基于信息網絡的虛擬空間日益成為影響實體空間發展演化的關鍵。

長期以來，受制于實體空間部分基礎設施建設的低水平以及信息獲取、市場交易和物流配送的高成本，城鄉融合的難點和痛點在于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雙向流動。虛擬空間的出現首先大大降低了信息獲取與市場交易的難度，同時促進物流配送與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化，使得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規模和強度不斷提升。虛、實兩個維度的鏈接與互動使得城鄉空間日益形成自由連接的網絡。鄉村地區不僅可以自由地融入區域范圍內的生產和消費體系，同時獲得了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徑。這類依然保持著鄉村風貌，但已經進入區域甚至全球的產業分工體系的新鄉村，就被定義為“流鄉村”（village in flows）。[15]它們在實體維度呈現分散、低密度的空間特征，但在虛擬維度，因為大量的生產聯系而形成信息高度集聚的特征。流鄉村的涌現為當今中國鄉村提供了超越傳統城鄉二元結構、加速實現城鄉融合的可能。一方面，虛擬集聚帶來的要素集聚與交易機會，為鄉村提供了持續發展的動力，讓鄉村本身的資源優勢和特色價值得以轉化；另一方面，隨著流鄉村數量的持續增長，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將呈現更加顯著、高頻的互動狀態，單一的“人口進城式”城鎮化有可能轉化為更加高頻互動、緊密聯系的城鄉一體化。鄉村和城市的關系與差別，在經過工業革命以來的城鄉二元割裂與巨大發展差距后，有可能重新回歸為“只是聚落密度上的差別”，農耕文明時代相對平等、有機的城鄉關系將在生態文明時代重新回歸。

農民創業與地方創新是推動城鄉融合的新動力。大量新農村的形成過程表明，其最初都是由若干創業者率先嘗試，取得成功后迅速擴散而成的。這些接觸了先進知識和前沿技術的農村創業者是互聯網時代的“鄉村精英”“時代英雄”。他們開啟了農村產業發展的新歷程，并在之后的產業成長和擴散過程中承擔起帶頭人的責任，成為推動新鄉村形成的重要動力。[16]如果說最初的開啟過程與創業者的知識技能、個人經歷以及商業頭腦等因素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很多產業集群的形成，從根本上講都是歷史偶然事件開啟了其積累過程。[17]但是，促成這些偶然事件發生的正是他們身上所具備的鮮明的企業家精神，而這恰恰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18]企業家精神彰顯了創業者的核心人格——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和勇于試錯的冒險精神。他們借助鄉村的低生活成本，通過互聯網不斷試錯，尋找絕佳的成長機會。創業取得成功后，其良好的發展模式會立即引發村民競相模仿，進而促發相關產業的爆發式增長。

中國的鄉村基本是以血緣、親緣、友緣等關系為紐帶的熟人社會，社會信任網絡發達，具有明顯的自組織性。尤其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和封閉的鄉村，創業信息和緘默知識的傳播擴散成本極低。[19]同村或鄰村的學習者與早期創業者大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血緣與親緣關系，這一感情紐帶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原始的信用籌碼，能夠在鄉村內部快速積累和傳遞創業動能。村民的創業成本在成功范例出現后會迅速降低，短時間內實現“一傳十、十傳百”的擴散效應，進而吸引大量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以山東曹縣為例，隨著農村電商的蓬勃發展，2013年至2019年當地就有超過1.5萬人返鄉創業，僅大集鎮就有5000多名外出務工農民、近200名大學生回鄉創業，當地的企業經營者中有80%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20]返鄉人員帶回了資金、技術以及先進的經營和管理理念，實質性地打通了由城到鄉的生產要素流通渠道，改變了鄉村地區長期以來資金、人才外流的狀況。無數新農村的成功案例顯示，推動城鄉融合最根本的動力還在于人，鼓勵農民創業和地方創新就是進一步釋放人的發展潛力和活力，最終形成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數智時代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徑

順應人口流變趨勢，合理調整鎮村布局體系。針對人口集聚，以及圈群內外人口增長與收縮格局日益清晰的發展趨勢，推進城鄉融合的首要工作就在于針對縣域的圈群時空區位，準確判斷縣域人口流動與變動趨勢。進而科學制定發展規劃，有序調整鎮村布局體系，提升縣域基本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為城鄉要素對流提供均等平臺。“城鄉有差異，無差距”，既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也是發展目標。“無差距”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基本均等上，唯有如此城鄉人口才有可能雙向對流；“有差異”則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城鄉各有優勢，互相吸引。而要實現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的均等化發展，就必須使鎮村布局與人口增長和收縮格局相匹配，提高設施可達性和覆蓋率。

調整鎮村布局體系，首先要打破固有的地域認知，以中心城市為核心，根據不同鎮村聚落與中心城市的時空距離進行類型劃分和功能定位。也即突破傳統的以行政等級為基礎的鎮村體系，構建與人口集聚趨勢相適應的“都市圈-都市區”圈層式城鎮、鄉村分類模式，進而根據鎮村聚落所處時空區位實施差異化政策和空間布局策略。都市區范圍內的小城鎮與鄉村，大多與都市經濟有著密切關系，隨著都市區化的進一步推進，都將具備承擔中心城市功能溢出，與中心城市功能形成互補的條件，應當鼓勵并給予自主發展的空間。都市區以外、都市圈或城市群范圍內的小城鎮與鄉村，雖然與中心城市的經濟社會聯系弱于都市區內鎮村，但隨著圈群內部高快速交通基礎設施和寬帶信息網絡的建設，其可達性持續提升，城鄉要素的流動也更加便捷高效，發展第二、三產業的潛力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范圍以外的大部分小城鎮和鄉村，通常人口收縮趨勢明顯，空間布局與功能引導應順應收縮趨勢，通過減量提質，形成可持續發展能力。以縣城和重點鎮為載體，培育發展特色經濟和支柱產業，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

遵循空間發展規律，加強虛實空間集聚互動。隨著移動通信網絡的全覆蓋和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大幅提升，休閑旅游、度假康養、農村電商等多種經濟形式日益活躍，成為推動鄉村現代化的重要動力。都市區范圍內的小城鎮與鄉村，通常具備強勁的虛實集聚與互動發展動力，通過調整體制機制，培育、招引較強市場運營組織，發展成為流鄉村的潛力巨大。第一產業可以大力發展數字訂單農業，成為都市有機菜籃子以及優質農副產品基地；第二產業可以通過工業互聯網成為都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三產業可以發展成為都市近郊休閑、度假、養老空間以及創新、創意辦公空間。

對于都市區以外、都市圈或城市群范圍內的小城鎮與鄉村而言，通過虛實空間互動，能夠有效推動資金、技術以及人才等要素集聚，進而推動第二、三產業蓬勃興起。[21]以南京都市圈新晉城市——溧陽[22]為例，通過建設全域旅游1號公路將各個景點與“特色田園鄉村”串聯成線，迅速成為都市圈“網紅”旅游線路。圍繞1號公路打造美麗鄉村、發展精品度假休閑旅游已經成為沿線小城鎮發展的核心戰略。近年來，位于徐州都市圈的蘇北小城鎮依靠充足的勞動力、積極的招商政策、低廉的地租成本等承接了大量來自長三角中心城市的產業轉移。以電商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沙集模式”，更是在鄉村地區蓬勃發展，業已形成區域性的特色產業集群。

對于都市圈或城市群范圍以外的大部分小城鎮和鄉村而言，在“精明收縮”的過程中更應積極擁抱互聯網和數字經濟，通過虛擬集聚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位于“胡煥庸線”東側農業主產區的保留鎮村，可以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對接消費市場，打通多元化農產品上行渠道，實現從土地到餐桌的直接對接，這既能解決過去農戶因流通環節成本過高而難以獲利的問題，又能釋放優質農產品的附加值，提升農戶種植和養殖的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位于“胡煥庸線”西側、時空距離更為偏遠的保留鎮村，通常資源環境約束明顯，糧食種植基礎薄弱，但在經濟作物和畜牧業方面往往具有特色，同時部分鎮村緊鄰世界級的自然景觀和歷史文化資源，如河西走廊、茶馬古道、橫斷山脈等。這些鎮村有可能借助互聯網和數字化手段，將特色美食、美景以及文化資源展示給更廣闊的市場和更廣大的受眾，實現經濟轉型，成為網紅鎮村和獨特的旅游目的地。

激發地方創新精神，因地制宜完善制度設計。我國區域差異較大，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必須重視區域差異、尊重地方“首創”精神，從而激發自下而上的創新活力與動力。針對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在結合鎮村布局有效提高公共服務設施均等化水平的同時，應及時總結地方成熟經驗、普及創新做法。例如，江蘇省鹽城市普遍推行的“一村一長者食堂”建設，按照“個人掏一點、政府補一點、集體籌一點、慈善捐一點、鄉賢助一點”的方式，多方籌措長者食堂運營經費，有效破解農村老年人就餐難題，大幅提升了鄉村養老服務水平。

一方面，針對鄉村土地與住房制度，應積極鼓勵多方試點、深化改革。要積極探索諸如農戶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村集體盤活“空關房”，農戶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合法擁有住房，利用空間條件受限的村莊“異地翻建”等創新方法。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人口流失嚴重的都市圈、城市群范圍以外的小城鎮與鄉村而言，人口老齡化和空心化趨勢相對明顯，未來人口回流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應積極結合縣域鎮村發展規劃與布局，制定引導人口向縣城、重點中心鎮集中的政策，并配套切實可行的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雙向流動趨勢明顯的都市圈或都市區內鎮村，老百姓住房改善意愿強烈，應積極完善管控、引導機制，適度放權支持住房翻建，回應本地居民“城鄉雙棲”的居住需求，推動小城鎮和近郊鄉村在城鄉融合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農村住房綜合改善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對城鄉關系重塑和鄉村振興具有不可估量的綜合效應。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和客觀條件的制約，當前依然面臨用地緊張、規劃制約、財政資金不足、區域差異較大等多種復雜問題。與此同時，隨著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城鄉融合程度的不斷提升，鄉村居民對住房的功能和審美訴求日益多元化，農房改善工作亟需探索更多創新做法，以精準回應村民主體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

另一方面，推動城鄉融合迫切需要釋放小城鎮活力，必須將小城鎮復興與鄉村全面振興緊密結合。[23]《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明確指出，鄉村是指城市建成區以外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和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綜合體，包括鄉鎮和村莊等。作為連接城市和鄉村的重要節點和樞紐，小城鎮是鄉村公共服務的中心、接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載體，其發展與建設是影響新型城鎮化速度和質量的重要因素。將小城鎮復興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推動兩者相互促進、良性互補，可以構建“強鎮引領、以鎮帶村、村興民富”的鄉村全面振興新格局。實踐也充分證明，鄉村能否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小城鎮綜合樞紐與配套服務能力的提升。小城鎮是鄉村振興重要的錨點，為鄉村項目提供了綜合服務配套，并接納部分鄉村人口成為城鎮人口，形成“城市-小城鎮-鄉村”三級有序的人口流動階梯。近年來，隨著都市圈、城市群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小城鎮資源的綜合價值日益凸顯，小城鎮完全有可能憑借土地資源、生態資源、農業資源以及特色文化資源，成為創新、創業的重要載體，中小企業的孵化與發展空間。鄉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別是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將給予小城鎮新的發展契機，鄉鎮層面的建設用地存量將是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從城鄉融合角度釋放小城鎮的活力，將為中國經濟的多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移動互聯網時代城鄉接合部空間重構的特征、機制與規劃應對研究”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圈群空隙地區的縣域城鎮化：空間格局、動力機制與規劃應對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52378059、52278066）

注釋

[1]高祖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在何處？》，2023年9月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889309982988447&wfr=spider&for=pc。

[2]數據來源：《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發布 互聯網激發經濟社會向“新”力（大數據觀察）》，2024年3月25日，https://www.cac.gov.cn/2024-03/25/c_1713038218396702.htm。

[3]羅震東、項婧怡：《移動互聯網時代新鄉村發展與鄉村振興路徑》，《城市規劃》，2019年第10期。

[4]金曉斌、葉超等：《新時代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挑戰與路徑》，《自然資源學報》，2024年第1期。

[5]包括地級市、自治州、盟和地區及以上城市總計338個統計單元。

[6]朱奕衡、楊山、尹上崗等：《長三角地區人口城鎮化的空間極化過程及其演變格局研究》，《地理科學進展》，2022年第12期。

[7]陳曦睿、毛茗、羅震東、方鵬飛：《電子商務發展能否促進地區人口增長？——基于長三角人口普查與B2B電商企業數據的相關性研究》，《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24年第4期。

[8]朱旭佳、羅震東：《從視覺景觀生產到鄉村振興：網紅村的產生機制與可持續路徑研究》，《上海城市規劃》，2018年第6期。

[9]吳維憶：《從自我實現到社會創新：青年“數字游民”趨勢引導芻議》，《青年學報》，2024年第1期。

[10]施瓦布：《第四次工業革命》，李菁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1]L. P. Pant, “Digitally Engage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griculture, Food System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6, 6(4).

[12]Corrado Ievoli, Angelo Belliggiano, Danilo Marandola et 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in Rural Areas: The Case of Molise Region in Italy,“ European Countryside, 2019, 11(4).

[13]G. Bosworth, J. Whalley, A. Fuzi et al., “Rural Co-working: New Network Spac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Smart Countrysid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7.

[14]P. J. Taylor,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羅震東：《流鄉村：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城鎮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22年。

[16][20]參見羅震東：《新自下而上城鎮化：中國淘寶村的發展與治理》，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

[17]克魯格曼：《地理和貿易》，張兆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18]莊子銀：《企業家精神、持續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世界經濟》，2005年第12期。

[19]T. Hagerstr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21][23]崔曙平、羅震東、李紅波、閭海：《大變局中的小城鎮——2021江蘇小城鎮調查報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22]2019年8月隸屬于常州市的溧陽市正式成為南京都市圈新成員。

責 編∕包 鈺 美 編∕周群英

Dimensions and Paths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Luo Zhendo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ly-polarized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developed urban areas and central cities such as metropolitan circles and city clusters, the coexistence of growth and contrac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ounty area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Meanwhile, with the high-speed and high-frequency flow of population, cap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the interaction and mo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continuously been iterated and updated. Facing the new trend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ntraction patter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local innovatio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three important dimensions for the plann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new paths for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 follow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flow and reasonably adjust the layout system of towns and villages; abide by the law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and stimulate local innovation spirit and optimize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gital-intelligent age, population, spa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