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競爭中尋求合作的發展方式，使互聯網在發展創新過程中具有雙重的驅動力，通過追求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形成了互聯網獨特的競爭優勢。二者內在的對抗與張力，一方面，持續生產出紛繁多樣的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在實現商業價值的同時創造了公共價值；另一方面，二者的沖突可能會衍生出各類社會問題。在數字時代，如何基于數據、智能算法、算力等生產要素，通過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統一與均衡，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面臨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互聯網 公共價值 商業價值 社會價值 數字經濟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14

【作者簡介】席恒，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社會保障。主要著作有《公與私：公共事業運行機制研究》《利益、權力與責任：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研究》《社會轉型與公共管理》《社會保障理論：發生機制與政策邏輯》等。

時間效用與空間效用的最大化是人類一切價值實現的基礎。現代互聯網的誕生，為人類更加有效地利用時間與空間提供了廣闊的技術基礎，而互聯網企業在不斷技術創新、拓展時空的有效利用、為自身創造商業價值的同時，也為全體社會成員的時空有效利用創造了技術條件，進而為全體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和管理活動創造了更加有效的公共價值。在互聯網產品不斷生產和衍生過程中，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的對抗與張力，既不斷推進人類對時空效用最大化的探索，使互聯網產品的公共屬性與公共價值日益凸顯，又不斷尋求新的均衡。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基于數據、智能算法、算力等生產要素，通過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統一與均衡，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面臨的重要課題。

從戰爭機器到改變世界：在競爭中尋求合作的互聯網發展史

與現代許多科技創新類似，互聯網技術發軔于冷戰時期。1957年，隨著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伴侶號”，美國政界對于來自空間的核攻擊產生了巨大的恐慌，因此美國成立了五角大樓高級計劃局（ARPA）。作為互聯網前身的阿帕網（ARPANET）正是該機構的產物，因而阿帕網的誕生具有強烈的軍事色彩。注重解決軍事需求，卻不局限于具體的現實問題，是ARPA的突出特征。這種寬松的研究氛圍避免了商業因素的過早介入，造就了互聯網發展重要的技術邏輯與理想主義精神，為現代網絡的孕育與成長提供了一個相當寬松的成長空間。[1]在這樣的發展環境下，TCP/IP聯網協議標準應運而生，為計算機及網絡平等無限互聯創造了條件。

20世紀80年代后，基于互聯網的基礎應用設施在全球各種網絡上如雨后春筍一般出現，并且通過電子郵件、BBS和Usenet等應用的普及，促成了互聯網在全球學術界的聯網。[2]建基于知識界為尋求共享資源而推動的技術創新的互聯網產品創造了獨特的文化：只有能夠創造技術并在社區內分享該技術的能力才是受尊重的價值觀，[3]因而體現出明顯的公共價值取向。在這一過程中，互聯網萬物互聯的商業潛能逐步凸顯：自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阿帕網停用，第一個商業性質的互聯網撥號服務供應商——The World誕生，互聯網進入Web1.0時代，大眾開始關注包括電子商務在內的新商業模式，數字技術實現了信息的在線和連接，逐步成為推動原有商業模式變革的主要因素，帶來了創業和創新的熱潮。[4]從1994年起，中國也開始融入國際互聯網大家庭，與國際同步，并開始在一些領域逐步實現自主創新，甚至有所超越。[5]國內外著名的互聯網與科技公司，如蘋果、Netflix、Google、騰訊、網易、阿里巴巴等也大多誕生于這一時期。但是彼時的互聯網產品及企業尚顯稚嫩，過度的商業化與過熱的互聯網“商業神話”制造了巨大的泡沫。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崩盤，以美國經濟為首的新經濟遭遇重創，[6]據統計，這場泡沫破滅令全球至少4854家互聯網公司被并購或者關門。[7]雖然互聯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命途多舛，但世界已經無法拒絕互聯網帶來的劃時代變革，全球數量激增的互聯網用戶帶來了巨大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同時，移動互聯網開始掀起浪潮，互聯網商業化開始沖擊傳媒、商務、通信、溝通等社會各個領域。[8]2010年后，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互聯網的商業化進一步成熟，并且誕生了以美國FAANG和中國BAT[9]為代表的一系列互聯網巨頭——以這些超級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產品以“萬物互聯”的方式改變了世界。

首先，互聯網產品對世界的改變體現在生活面向上。社會互動是社會過程的基本構成，社會交往將個體聯系在一起，促使不同的個體成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10]社會交往與互動構成了人類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互聯網公共產品憑借數字賦能的方式，通過互動方式的革新，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形式，使人類的互動超越了時空的界限：“移動支付”代替了“紙幣”，“微信”代替了“面對面交流”，“高德打車”代替了“揮手打車”，“淘寶”代替了“超市”，等等。現代人越來越無法離開互聯網產品所提供的便利，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已然融入我們的生活之中，構成當代人的生活方式。

其次，互聯網產品對世界的改變體現在生產面向上。互聯網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入生產活動，以數字技術要素實現互聯網產品與實體產品的物理連通，并由此形成了數字經濟形式。數字經濟通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最大限度地控制信息成本，從而將企業平臺化，通過研發平臺、營銷平臺和信息平臺實現與大量中小企業及勞動者的連接。[11]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5G等互聯網技術不斷創新發展，“萬物互聯時代”迎來了全新的契機，一個以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為主要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時代[12]已逐漸浮現，帶給我們對于未來世界的無盡遐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互聯網產品對世界的改變體現在價值面向上。回顧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從戰爭機器到生活方式的發展歷程，雖然不能忽視互聯網起源的軍事目標，但其形成過程也有各種各樣的商業、科研和公共利益的因素，所有這些混雜在一起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互聯網。[13]這既是一部競爭史，國家、企業不斷尋求競爭優勢和商業價值的最大化；又是一部合作史，充滿理想主義的互聯網用戶以開放共享的價值觀念不斷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互聯網產品對人類生活面向與生產面向的影響與改變，揭示了互聯網產品的價值面向——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并通過互聯網產品的生產與使用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與生產。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構成了形塑當代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的雙重驅動力。

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在對抗中尋求均衡的互聯網發展雙重驅動力

作為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科技變革，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深度滲透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14]并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通過互聯網，人們對于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追求從不同角度促進了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最大化。但是互聯網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沖突史，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矛盾貫穿互聯網發展的始末，二者內在的對抗與張力，使得互聯網始終面臨著諸多矛盾與問題。

共享開放：互聯網產品的公共價值。計算機資源共享既是阿帕網誕生的主要動因，也是其不斷成長發展并最終演變為互聯網的推動力。[15]互聯網及其前身阿帕網誕生的技術邏輯就是為了最大化地共享計算機資源，即采用分布式網絡模型最大化地共享計算機資源，同時使網絡保持開放性，其他計算機可以隨時接入網絡系統。最初驅動互聯網技術創新的原因，不是地緣政治和個人財富目標，而是真正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態、讓世界更美好的愿望。[16]這使得互聯網的開拓者和互聯網產品總是充滿了為全人類謀福利的理想主義精神，正如《賽博空間獨立宣言》中所宣稱的那樣：

“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人人都可以進入這個世界，而不必考慮由種族、經濟力、武力、出生地而來的特權或偏見。”

“你們關于財產、表達、身份、遷徙的法律概念及其關聯對我們不適用。這些概念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我們這里沒有物質。”

“我們的身份不涉及肉體，所以和你們不一樣，我們不能通過肉體的強制來獲得秩序。我們相信，我們的治道將從倫理、明智的自我利益和公益中產生出來。” [17]

互聯網的早期開拓者旨在建立一個社會成員人人平等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一切強制的力量都不應當存在，因而象征著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觀念、版權觀念、金錢與經濟觀念亦不應當適用于這個世界。而共享與開放則成為互聯網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之一，也是互聯網時代最顯著的特征。開放與共享的目的就在于令更多人享有由時間與空間創造的資源，促進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實現時間效用與空間效用的最大化。

正如著名的論文網站SCI-Hub的創造者亞歷山德拉·埃爾巴克彥（Alexandra Elbakyan）被稱為“科研女神”一般，遵從并不斷闡釋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的共享創造者被視為這個時代的英雄。包括Unix、Java、Python在內的互聯網產品開發與操作系統本身就是開源的，許多互聯網產品的開發者也選擇將編寫的代碼與他人共享，這為互聯網產品使用者轉變為互聯網產品生產者創造了條件，從而實現了互聯網產品不斷地再生產與共享；同時，P2P技術和應用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互聯網格局，使得各種資源的共享愈發便利。2003年11月，海盜灣（the Pirate Bay）上線，不久便成為世界上最大的BT下載網站，世界互聯網中超過半數的流量都要流經海盜灣。[18]迄今為止，歐洲多國組建了海盜黨（Pirate Parties International），他們主張改革版權法、廢除專利和尊重隱私，使知識資源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而非由大企業或政府壟斷。大量互聯網產品的開發者與使用者踐行《賽博空間獨立宣言》并將其轉變為現實，立志于開發并增強互聯網產品的公共屬性，構建一個平等、自由、為全人類謀取公共價值的互聯網空間。

萬物互聯：互聯網產品的商業價值。對于公共價值的追求無疑是互聯網產品與技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互聯網自身蘊含的商業價值潛能，同樣是互聯網產品與技術發展創新不容忽視的驅動力。這股驅動力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互聯網的私營化與成熟化而不斷壯大，引領并塑造了現代互聯網產品的生態。在一個私營公司成為財富創造來源的社會中，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指出的：金錢至上的企業家文化征服了世界，并在這個過程中把互聯網變成我們社會的中樞。[19]

社會成員的交往與互動構成了人類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互聯網產品的巨大商業價值在于通過互動方式的革新改變我們的社會生活形式。互聯網公共產品帶來了“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與世界范圍內任何人保持通訊聯系”[20]的可能性，改變了商業中供方與需方之間的關系、商業的管理方式、生產過程、與其他企業的合作、財政狀況以及金融市場中股票的價值等。[21]以萬物互聯的方式實現互聯網產品與實體產品的物理連通，極大地降低了社會互動的阻礙，以趨零的信息成本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使得個體的需求能夠幾乎無損耗地傳遞給生產者，并由生產者快速回應并滿足個體需求，形成了全新的數字經濟形式。若缺乏互聯網及嵌套于互聯網的衍生產品，如移動支付產品、溝通連接平臺等基礎設施，則數字經濟將不再可能。

不論是物的生產還是服務的提供，都在互聯網產品的加持下，不斷提升對消費者需求的滿足程度，從而為生產者的獲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互聯網產品由此成為了生產者不可缺少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要素，從而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價值。對于商業價值的追求就是通過不斷降低信息成本，降低人類在空間與時間中進行創造的資源損耗，促進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的最大化。

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對抗與張力。互聯網的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是推動互聯網技術不斷創新發展的兩大驅動力。對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追求，分別從促進資源利用最大化與降低資源利用損耗兩方面促進了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最大化，形成了互聯網獨特的競爭優勢。但是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沖突與對抗又不斷衍生出各類社會問題。

一方面，互聯網產品對于公共價值的過度追求往往是建立在對于商業價值的損害之上的。不論是SCI-Hub還是海盜灣，其彰顯的共享與開放的公共價值是建立在對于市場經濟版權制度及其背后的商業價值的損害基礎上，這為互聯網產品的公共價值蒙上了一層陰霾：在互聯網“信息互聯”的條件下，產品的創造和傳播進入接近于零邊際成本時代，[22]這在極大地便利了產品從一個平臺向另一個平臺的轉移的同時，也為“剽竊”創造了條件，使原本“向善”的共享可能被建構成為“向惡”的剽竊。同時，主體在互聯網公共產品上無償共享的文化、知識、快樂等本應該由資本支付的勞動所生產的內容，卻因為符合商業的需要，而被納入了資本的邏輯當中，[23]從而造成了互聯網公共價值的變異。

另一方面，互聯網產品的過度商業化在21世紀初釀成了惡果：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制造業陷入停滯，大量金融資本涌入互聯網企業，獲得了大量融資的互聯網企業采取了“先增長后盈利”的模式，雖然許多企業缺乏收入來源，甚至缺乏利潤，但仍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搶占市場份額。[24]它們往往只顧眼前利益，而忽略了加強公司自身建設和內部管理，特別是為消費者和網絡用戶提供最優秀的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而這些正是企業發展最本質的東西，[25]這導致互聯網泡沫破滅的大崩潰。這一場來自2000年的以科技股為代表的納斯達克股市的崩盤和“網絡泡沫”的破滅讓全球互聯網產業進入嚴冬。而以ofo小黃車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的潰敗，時刻提醒著我們互聯網產品過度商業化導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在當前時代仍有可能發生。

隨著世界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催生了眾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新興的數字經濟以數據、智能算法與算力為主要生產要素，這些生產要素的公共特質與商業潛能并存，這使得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碰撞更加劇烈，同時也為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均衡創造了新的條件。如何在數字經濟時代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統一與均衡，促進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的最大化，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面臨的重要課題。

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均衡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私營化以來，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沖突貫穿于互聯網技術與產品發展的全過程。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由于其生產要素——數據、智能算法與算力兼具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特質，這一矛盾愈發凸顯，但同時也為調和二者的矛盾提供了可能。求解這一問題需建立在對于數據、算法與算力的認知基礎上。

數據、算法與算力：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基礎。近年來，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及應用飛速發展，日益普及應用于人們生活和工作，這歸功于推動相關技術發展的三大要素：數據、算法和算力。這三要素缺一不可，相互促進、相互支撐，是智能技術創造價值和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26]同時，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也是數字經濟時代最主要的生產要素。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創造著不能集中存儲、難以在可接受時間內分析處理、個體或部分數據呈現低價值而數據整體呈現高價值的海量復雜數據集，[27]即大數據。大數據既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科技，也是人工智能得以順利發展的養料：數據背后隱藏著人類生產生活的種種信息，人工智能藉由經過處理的大數據，可以進行大規模訓練，總結出規律，并應用到新的樣本上，可以說人工智能的智能蘊含于大數據之中。區塊鏈、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亦難以離開大數據的支撐。

然而，社會成員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產生的大數據往往是雜亂無章的，缺乏直接的使用價值。只有結合能夠挖掘數據特征的算法體系，即一種以系統方法來描述解決問題的策略機制，[28]才能對數據加以利用，并且隨著智能算法的不斷發展和突破，對更多價值未明、亟待開發的數據予以充分開發利用。[29]因此，智能算法是開展大數據分析、挖掘數據智能的有效方法與工具，是促進人工智能訓練與完善，輔助人類進行決策的根本途徑。

算力是進行大數據儲存分析的計算資源，缺乏足夠的算力支撐，大數據既不能被儲存，也不能通過智能算法被有效處理與分析。伴隨著數字經濟邁入新發展階段，算力逐步衍變為一種核心基礎能力，在數字經濟長效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支撐與驅動作用，[30]人類智慧的進步和人類創造的計算工具的工作速度有關，從這個意義來講，算力是人類智慧的核心，在追求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最大化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方面，算力越大意味著人類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進行更多數據計算，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上節約時間；另一方面，在龐大的算力加持下，人類可以結合算法與數字，構筑新空間——網絡空間，進而支撐人類對空間的開拓。因此，算力是數字經濟時代國家的核心競爭力。[31]

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為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萬物互聯、信息成本的趨零創造了條件，具有極強的商業潛能。但是從產生過程來看，三者具有鮮明的公共屬性：大數據本就來源于所有互聯網用戶的日常生活，只是經由互聯網平臺的收集才得以形成。本質上，這些數據均有生產者和所有者，因此作為數據集合的大數據應當被視為一種具有極強公共屬性的生產要素。相較于大數據與算力，智能算法往往是一種屬于技術精英們的個體創造，但因其大多產生于具有公共屬性的編程與操作系統，受互聯網開放共享精神的影響，也常被與他人共享，因而智能算法亦具有成為一類公共知識的潛能。伴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走進千家萬戶，算力正在日益成為一種必需的公共資源。[32]一方面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其本身投資巨大，需要國家主體的參與，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有限的資源，其需要國家參與協調與分配以防濫用，因此算力的公共屬性日益凸顯。

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要素兼具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這無疑造成了許多矛盾，例如，平臺獨享數字紅利、人工智能對于勞動力的擠出、用戶隱私權與被遺忘權等問題，均是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矛盾的具體表現。但是，數據、算法與算力等生產要素的公共特質與商業潛能共存同樣為實現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均衡提供了可能性，即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

共生-共創-共享：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基本邏輯。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就是企業運用自身在技術和產品上的優勢，在兼具產業性和事業性的行業和領域嘗試將商業化與公益性相結合，以企業自身的主營業務領域為依托，用商業化的模式積極解決社會問題，[33]促進空間效用與時間效用最大化。不同于企業通過慈善公益創造公共價值的傳統方式，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尋求將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相關聯，而不是相割裂，在尋求商業價值的過程中兼顧公共價值，在尋求公共價值的過程中不排斥商業價值，達成國家、企業、社會組織、個體的相互合作行為，并由此產生合作收益最大化，達成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正和博弈，實現二者的平衡與統一。這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張力，又保障了這種均衡的可持續性。

在數字經濟時代的互聯網企業中，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具體表現為互聯網企業以科技向善為導向，通過基于商業價值的互聯網技術創新與產品創新，將企業產品與社會服務進行融合，從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均衡，不斷彰顯互聯網產品的公共價值，增強互聯網產品的公共性，實現互聯網公共產品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基于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等生產要素兼具公共特質與商業潛能的特征，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要遵循共生-共創-共享的基本邏輯。

共生是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前提條件。共生是一種自然狀態，在社會科學中主要指社會成員之間按照特定約束條件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協同共進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平衡關系。[34]互聯網產品與用戶并非割裂存在的：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生產要素的共享特征決定了互聯網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廣大的互聯網用戶及其創造的生產要素，當一個互聯網平臺或產品所能聚集的用戶越多、越活躍時，該平臺或者產品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及普及，不論是在生產還是在生活中，大眾亦難以離開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所帶來的便利。數字經濟條件下互聯網產品與互聯網用戶之間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協同共進的狀態構建了一個龐大的互聯網共生生態群。在這一生態群中進行著人類的生活、生產，共享著價值、知識，成員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狀態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創造了前提條件。

共創是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手段，人類社會的富裕與美好生活是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相互合作、優勢互補的結果。價值創造主體之間的任何合作都有可能促成價值共創。[35]價值本質上來源于一種有用性，因此其無法脫離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二元角色：一方面，從互聯網產品的生產來看，互聯網產品的生產本身就有賴于所有互聯網用戶的共創，當一名用戶在使用互聯網時，其就開始作為生產者生產知識、價值、數據、算力、算法等；另一方面，從互聯網產品的消費角度出發，價值共創理論指出消費者可以和生產者共同創造價值，在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創造價值的模式下，消費者變得日益活躍，逐步參與價值創造過程，在產品和服務的設計、生產和消費過程中與生產者進行互動和合作，進而對價值創造產生影響。[36]互聯網產品及其用戶共同參與、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形成互聯網合作共創群，共同承擔社會責任、回饋社會。

共享是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最終目標，共享就是將社會成員的共創成果，轉化成為社會成員實際獲得感，使更多人更加平等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過程。共享是共創的必然結果，也是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關鍵著力點。一方面，共享既是互聯網公共價值的集中體現，也是互聯網產品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在互聯網用戶與互聯網企業共創數字經濟的生產要素與數字時代的價值的基礎上，企業以互聯網產品作為平臺，與社會全體成員共享紅利，是實現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均衡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共享是實現社會價值創新可持續的關鍵步驟。對于價值的獨占本質上就是在破壞互聯網共生生態群與合作共創群，從而阻礙了社會價值的可持續創新。只有共享才能激發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力與創造力，不斷結合新的社會情境與科技條件，通過技術發展與產品升級，不斷實現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的可持續創新。

在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中實現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

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就是以科技向善為導向，基于共生-共創-共享的邏輯，實現互聯網產品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平衡與統一。作為網絡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需在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完成。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包含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范圍之內，是后者在一個特定領域的深化和發展，[37]是互聯網空間的各主體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共同掌握網絡空間的前途與命運特征的團體或組織。其包括平等尊重、創新發展、開放共享與安全有序四個方面的內容。[38]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需從上述內容入手，嵌入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過程。

以平等尊重構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良性生態。平等尊重是共生的前提。企業、互聯網產品及其用戶之間應當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維護各主體參與使用互聯網產品的基本權利，共同構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良性生態。

首先，堅持科技倫理，反對技術霸權傾向。在一個媒體和代碼無處不在的社會，權力越來越存在于算法之中，[39]算法的固有偏見束縛著用戶信息選擇的自由，甚至決定著用戶看到什么、喜歡什么，并在更新與完善中使用戶對產品使用成癮，塑造依賴性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40]這種“算法控制”更會增加“以隱私換便利”等侵犯個體權利的可能，極大損害企業、互聯網產品及其用戶之間的平等尊重關系。應當堅持科技倫理，規制“算法控制”“以隱私換便利”，維護互聯網空間中不同主體的平等尊重關系。其次，堅持合作共贏、反對“贏家通吃”。在當前互聯網產品的競爭中，經常存在試圖“先擴張后盈利”的策略，以占據市場壟斷地位，進而獲取超額利潤的現象。對此，要加強制度的引領與規范，營造平等尊重的互聯網競爭環境，防止惡性“燒錢競爭”與“贏家通吃”現象，促進互聯網空間中多主體的合作關系，構建合作共贏的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良性生態。

以創新發展激發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持續動能。創新既是互聯網產品的重要特征，又是互聯網公共產品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互聯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始終是一批批技術精英所引領的技術創新、商業創新和制度創新。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就是要通過創新發展為其提供持續的動能。

首先，以高新技術創新引領發展大勢。技術發展是互聯網發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基礎，要通過加大對數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投資，給予技術人員足夠的耐心與寬容，營造良好的科研氛圍，規制趨于流量化、形式化的偽技術創新。促進技術人才引領的高新技術創新，通過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激發互聯網創造公共價值與商業價值的潛能，使我國在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中占據先機，以高新技術發展引領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大勢。其次，以分配關系創新促進激勵相容。分配關系是互聯網發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激勵機制。要在分配關系上促進與數字經濟中的生產要素相匹配的分配關系，縮小勞動、資本等各方在數字經濟領域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真正做到按要素貢獻分配，而不是資本主導的按流量分配，促使從業者有較高的收入和工作積極性，創業者有良好的創業商機和營商環境，消費者享受到物美價廉且向善向上的數字產品，[41]以分配方式創新促進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最后，以社會管理創新賦能全體成員。隨著數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互聯網技術已經開始改變社會管理方式。通過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科技賦能，實現社會管理的資源整合、流程再造和質量控制，創建數字政府、智慧化的管理與服務，為社會管理與服務的精準化、便捷化提供了充分的條件，進一步提升了社會管理的效能，促進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

以開放共享實現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價值歸屬。互聯網產品的發展無疑彰顯了“科技向善”理念，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在企業從中獲得商業價值的同時，社會全體成員也從中共享了互聯網產品的發展成果。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要堅持開放共享，使互聯網所創造的價值歸屬全體社會成員。

首先，以生產要素共享促進社會生產效率提升。通過強化數據、算法與算力等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要素的開放、流動與共享，實現互聯網對生產要素的最大限度利用，規制少數互聯網平臺對生產要素的壟斷，并在產業選擇中強調以多樣化與服務化作為產業主導方向，創造更多共享生產要素的勞動機會與多樣化紅利，促進社會生產效率的提升與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實現。其次，以公共資源共享賦能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增長就是倡導持續推進機會平等，核心是要消除貧困者權利的貧困和所面臨的社會排斥，實現機會公平和公平參與。[42]在數字經濟時代，要通過數字技術促進城鄉和區域數字公共服務均等化，使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向落后地區傾斜，促進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的均等化，以公共資源共享賦能包容性增長，促進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最后，以數字紅利共享助力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從生產過程來看，數字經濟時代的主要生產要素具有鮮明的公共屬性。但是從其利用現狀來看，總是少部分互聯網企業與平臺獨占了這些生產要素與數字紅利，而創造了這些生產要素的大多數用戶則無權享有。可持續社會價值的實現要求社會全體成員共享數字紅利，通過創設基于數據、算法與算力使用的數字稅，并將這些稅收投入民生領域，進而促進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數字紅利，這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現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關鍵。

以安全有序保障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和諧秩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43]安全有序同樣是互聯網健康發展的保障。互聯網及其衍生產品使大眾從中獲益的同時也造成了對網絡安全的挑戰，而互聯網產品及其使用者面對這些風險時亦不能獨善其身。因此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需加強安全與秩序建設，為其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首先，完善法律制度，推進互聯網空間法治化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44]通過建立完善互聯網安全法律制度，明確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并通過嚴格執法，打擊利用互聯網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炒作商業模式的空殼和詐騙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提供安全有序的網絡空間環境。其次，加強互聯網空間倫理建設，形成互聯網空間健康發展的軟性規范。在構建健康的互聯網空間過程中，除規范立法與嚴格執法外，還應當通過互聯網倫理、互聯網文化的宣傳教育，使其內化于互聯網用戶的行為中，形成平等尊重、創新發展、開放共享的互聯網文化，進而形成健康向上的互聯網空間，保障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和諧秩序。

總而言之，現代互聯網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提高了人類時間利用效率，為人類商業價值和公共價值創造提供了廣闊的時空條件。均衡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的利益關系，規制商業價值與公共價值的沖突與對抗，是推動互聯網企業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發展方向。

注釋

[1]董軍：《被遺忘的一段想象：現代互聯網思想的啟蒙》，《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2][8][16]方興東、鐘祥銘、彭筱軍：《全球互聯網50年：發展階段與演進邏輯》，《新聞記者》，2019年第7期。

[3][19][21]曼紐爾·卡斯特：《網絡星河：對互聯網、商業和社會的反思》，鄭波、武煒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67～71頁。

[4]紀雪洪、王欽：《互聯網商業模式的研究進展》，《現代經濟探討》，2017年第3期。

[5]方興東、陳帥：《中國互聯網25年》，《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6]方興東、鐘祥銘：《全球史視野下互聯網史論的演進與轉向——基于50年全球互聯網演進與互聯網史研究的考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9期。

[7]方興東、潘可武、李志敏、張靜：《中國互聯網20年：三次浪潮和三大創新》，《新聞記者》，2014年第4期。

[9]FAANG與BAT分別指Facebook、亞馬遜、蘋果、Netflix、Google、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與高科技企業。

[10]王晴鋒：《齊美爾與戈夫曼：形式社會學的探索》，《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11]胡春燕：《基于信息技術革命的新業態和新模式演化機理及效應》，《上海經濟研究》，2013年第8期。

[12]石勇：《數字經濟的發展與未來》，《中國科學院院刊》，2022年第1期。

[13]文森特·莫斯可、劉佳平：《監視資本主義下的互聯網發展史》，《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19年第10期。

[14]楊峰：《全球互聯網治理、公共產品與中國路徑》，《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9期。

[15]趙陣：《互聯網的誕生背景與發展邏輯》，《自然辯證法通訊》，2021年第9期。

[17]J. P.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2019, (1).

[18]李靜、李鎵：《“小偷”還是“英雄”：私人財產權利與公共利益博弈中的“海盜”隱喻——對版權規制的一種“另類”解讀》，《新聞界》，2017年第8期。

[20]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3頁。

[22]肖藝能：《互聯網時代的社會化知識生產與知識產權制度——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東南學術》，2020年第4期。

[23]李彩霞、李霞飛：《從“用戶”到“數字勞工”：社交媒體用戶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24]N.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6, p. 12.

[25]薛偉賢、馮宗憲：《網絡經濟泡沫解析》，《財經研究》，2004年第1期。

[26]史愛武：《智能時代的三要素——數據、算法和算力》，《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15日，第18版。

[27]徐宗本、張維、劉雷、郭崇慧、于劍、池明旻、朱揚勇：《“數據科學與大數據的科學原理及發展前景”——香山科學會議第462次學術討論會專家發言摘登香山科學會議第次學術討論會專家發言摘登》，《科技促進發展》，2014年第1期。

[28]李琳、劉鳳委、李扣慶：《會計演化邏輯與發展趨勢探究——基于數據、算法與算力的解析》，《會計研究》，2021年第7期。

[29]李直、吳越：《數據要素市場培育與數字經濟發展——基于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學術研究》，2021年第7期。

[30]陳寒冰：《數字經濟時代算力網絡建構的國際比較與鏡鑒》，《新疆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31]黃奇帆：《數字經濟時代，算力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競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第21期。

[32]郭明飛、向繼友：《算力的環世界：一種新的國家治理話語體系》，《江漢論壇》，2021年第1期。

[33]《你好，代表|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倡導企業進行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2022年4月26日，https://news.cctv.com/2022/03/11/ARTIH07jjMw04DBdxAv6ij19220311.shtml。

[34]席恒、余澍：《共同富裕的實現邏輯與推進路徑》，《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35]H. J. Schau; A. M. Muñiz Jr. and E. J. Arnould, "How Brand Community Practices Create Value,"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9, 73(5).

[36]武文珍、陳啟杰：《價值共創理論形成路徑探析與未來研究展望》，《外國經濟與管理》，2012年第6期。

[37]丁柏銓：《“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及其傳播學解讀》，《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2期。

[38]林伯海、劉波：《習近平“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7年第8期。

[39]S. Lash,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7, (3).

[40]郭淼、王立昊：《抑制與綁架：抖音用戶的“算法焦慮”》，《新聞與寫作》，2021年第4期。

[41]劉誠：《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論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22年第4期。

[42]蔡榮鑫：《“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內涵》，《經濟學家》，2009年第1期。

[43][4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3頁。

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

Research o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Value and

the Commercial Value Among Internet Products

Xi He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eeking cooper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gives the Internet a dual driving force to innovate. The pursuit of commercial value and public value has formed the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balance in the Internet world has continued to produce a variety of Internet products and derivative products. It generates public value while realizing commercial value. However, inside the confrontations and conflicts,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ppeared.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ow to realize the unity and balance of the publ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Internet products via sustainable social value innovation based on data use, intelligent algorithm, computing power and other production factor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build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Keywords: internet, public value, commercial value, social value, digit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