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對話】
編者按
經濟大省是我國經濟版圖中的重要支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經濟大省要挑大梁”，并作出多個方面的明確要求?！墩ぷ鲌蟾妗愤M一步提出，“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創新、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2024年，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川等10個省份，以全國約兩成的國土面積，貢獻了超六成的GDP，其中有7個省跑贏全國5%的平均增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當然，經濟大省之“大”，絕非僅在于體量之“大”；經濟大省挑大梁，更體現在多個方面。本期圓桌對話，我們邀請專家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嘉賓
蔣永穆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鄭江淮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陳廣漢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教授
譚洪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主持人
本報記者 陳之殷 陳恒
1.如何理解“經濟大省”之“大”
主持人：早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即提到“經濟大省要充分發揮優勢，增強對全國發展的帶動作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梁”，引發了更為廣泛的關注。“經濟大省”之“大”，應從哪些維度來理解？如何看待經濟大省在我國發展全局中作用的凸顯？
蔣永穆：關于“經濟大省”之“大”，一直以來，GDP都是最直接的評判標準，但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唯GDP論”顯然太過表面，經濟大省在追求經濟增長“量大”的同時，更需重視“質優”，尤其體現為產業結構、創新能力、風險應對和戰略保障等方面的功能。
就產業結構而言，以山東省為例，作為我國唯一擁有全部41個工業大類的省份，山東的工業體系涵蓋了從傳統制造業到高新技術產業的所有領域。同時，山東的工業大類中有9項位居全國之首，更有31項穩居全國前五。完備而又先進的工業體系讓山東在增強經濟韌性、抵御外部沖擊、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球競爭力、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等方面成績顯著。因此，“經濟大省”之“大”，應體現為以產業結構的完備性為“底盤”、先進性為“引擎”，能夠在全球性的產業角逐中搶占價值鏈制高點。
就創新能力而言，以廣東省為例，截至2024年，廣東連續8年位居全國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之首，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三大指標均位列全國第一，并通過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鏈，推動如華為等企業在通信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全球領先。持續且具引領力的創新能力是廣東確保在服務業增加值、貿易總額、稅收總量等多項指標上全國領先的重要基礎，更是其穩固自身戰略地位的核心密碼。因此，“經濟大省”之“大”，應注重通過持續創新確保技術迭代與產業韌性，通過引領創新開拓增長邊界并獲得全球話語權。
就風險應對而言，以浙江省為例，為了緩解地方債務風險，浙江建立了債務風險預警機制，通過動態監測地方債務率、償債壓力等指標，進行“紅橙黃綠”分級預警。因此，“經濟大省”之“大”，應當體現在風險應對能力上，既能夠及時應對短期沖擊，維護經濟穩定，又能夠有效防范潛在風險，增強發展韌性，提升國際競爭力。
就戰略保障而言，以四川省為例，四川是全國13個糧食主產省區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糧食主產省，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牢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擦亮農業大省金字招牌”的殷切囑托，高度重視“天府糧倉”建設，2023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3593.8萬噸，糧食單產374.1公斤/畝，以占全國4%的耕地承擔了全國5.2%的糧食產出任務，肩負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打造保障國家重要初級產品供給戰略基地的重任。因此，“經濟大省”之“大”，還體現在戰略功能發揮上，具備為國家發展大局托底的意識和能力。
鄭江淮：經濟大省作用凸顯，既是短期穩增長的現實選擇，也是長期結構轉型的戰略布局。在穩增長方面，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國內經濟轉型面臨挑戰，經濟大省憑借龐大經濟體量和產業基礎，成為穩增長“壓艙石”。在高質量發展方面，經濟大省是“策源地”，創新資源突出，高新技術企業眾多，數字經濟發展領先，為全國提供高質量發展樣本。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經濟大省是“戰略支點”，兼具內需市場腹地與對外開放窗口屬性，外貿和境外園區建設成果顯著，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經驗可復制推廣，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從宏觀層面分析，穩定全國經濟大盤需要經濟大省抵御經濟波動，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其發揮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優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其帶動周邊，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其探索有效路徑。同時，經濟大省的產業基礎、創新體系和人力資本，能夠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支撐，龐大的市場和產業需求能夠為創新成果轉化提供動力，其發展模式對后發地區有較強示范效應。
2.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上打頭陣
主持人：經濟大省不僅要在“量的合理增長”上走在前列，更要在“質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領。如何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過程中，真正將科技、產業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并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發揮引領作用？
鄭江淮：我主要談一下科技創新層面。經濟大省一般都有一些代表性的高科技產業和著名高等院所。以江蘇省為例，高科技產業方面，江蘇各地都形成了有技術含量的特色產業，蘇州生物醫藥、南京6G通信、常州新能源等都是業界代表；高等院所方面，江蘇有172所高校，國家大科學裝置和重點實驗室數量也在全國領先。這些高科技產業和科研院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但積累了豐富的科技創新經驗，而且地處經濟大省，有更多的地方需求支撐、更完備的產業體系支撐、雄厚的財力和發達的金融支持，因此在科技孵化、企業成長與技術創新等方面有許多先天優勢。與此同時，經濟大省往往國際化程度高，經濟發展優勢疊加開放優勢，促使國際高端人才不斷向其集聚。在此條件下，經濟大省也理應在科技創新方面勇挑大梁，不但要以克服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卡脖子”問題為己任，同時還應積極探索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加快推動無機制摩擦、無信息斷層的要素資源配置，依托人才流動、科技成果轉化暢通、重大科技裝置平臺建設等，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實現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產業鏈韌性提升的動態有效匹配。
陳廣漢：在產業創新層面，要更加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些都是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在廣東考察時提出的要求。作為經濟大省，廣東著力構建以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產業科技互促雙強、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內外市場齊頭并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是加快培育戰略性產業集群。一方面，鞏固提升具有堅實發展基礎和增長趨勢，產業關聯度高、鏈條長、影響面廣的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包括新一代電子信息、綠色石化、智能家電、汽車產業等。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和發展集聚效應初步顯現、增長潛力巨大、代表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的半導體與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智能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二是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為經濟平穩持續增長提供市場基礎和產業支撐。廣東堅持鍛長板補短板，強化延鏈補鏈強鏈，努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三是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正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廣東提出深入實施生產性服務業十年倍增計劃，努力打造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示范區、示范平臺和示范企業。
蔣永穆：正如前面兩位提到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同時也是經濟大省做“大”爭“強”的“關鍵音”。中央提出“經濟大省挑大梁”，同時也是在提示我們，大而不強和經濟發展的含金量不足，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從現實來看，一些傳統的經濟大省出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動力不足的問題，尤其體現在教育、科技、人才、實體經濟和創新主體培育等方面。因此，經濟大省要抓好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必須搭建平臺、健全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以四川為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四川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方面發展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存在明顯差距，但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圍繞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從教育、科技、人才、平臺、創新主體培育等方面合力推進，經過努力，全省成功擁有西部唯一國家實驗室、10個大科學裝置、139所普通高校、205個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369家科研院所和超過1.8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前瞻性布局了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綠色氫能等在內的25個產業新賽道，形成六大優勢產業，培植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成功打造區域產業發展重要引擎，扭轉了GDP大而不強的發展態勢。
3.在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上勇爭先
主持人：經濟體量大，向前發展就需要更大的推動力。經濟大省如何做到先行先試、內外兼修，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不斷除障礙、增動能？
蔣永穆：我認為這需要經濟大省從“增長貢獻者”單一角色向“增長貢獻者+改革試驗田”雙重角色轉變。經濟大省具備體量大、基礎穩、要素強等諸多優勢，這些優勢確保其能承擔“試驗田”的角色，但同時，經濟大省也更容易陷入“路徑依賴”和“尾大不掉”的局限，因此，在穩定增長的同時及早布局“改革出圈”就成為經濟大省的最優選擇。技術賦能和改革強基的協同，助力激發了包括平臺經濟、低空經濟、智能經濟等在內的多種產業形態，而經濟大省在這些方面更體現出明顯的比較優勢，廣東、江蘇、浙江奠定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基本格局，湖北、山東、四川等領跑低空經濟新風尚，這些都是經濟大省轉變其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現實案例，經濟大省履行“增長貢獻者+改革試驗田”的職能職責是現實可行的。
譚洪波：經濟大省應積極承擔探索深水區改革的重任，不斷優化調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明確各自的職能與邊界，帶頭破除各類顯性和隱性限制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使生產要素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勞動力要素方面，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勞動力跨地域、跨城鄉、跨部門、跨所有制流動的限制，充分釋放勞動力潛力；土地要素方面，積極推動城鄉土地要素市場一體化發展，這既是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要素方面，不應以企業所有者和注冊地作為銀行貸款的參考和依據，而是要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和高附加值領域；數據要素方面，經濟大省應積極推動本省數據的確權、定價、交易與流通，試點數據產權分置改革，探索可復制的權屬分配方案，在已建立的省級數據資產登記中心基礎上對接國家數據平臺，實現跨區域數據權屬互認，從而推動全國統一數據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
陳廣漢：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改革和開放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改革有利于開放，開放倒逼和促進改革。經濟大省通常是市場化程度和外向型程度高的省份。制度型開放的關鍵是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主動對標和對接國際先進的經貿規則，探索制度型開放新領域，形成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增強對國際投資、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以廣東為例，廣東民營經濟發達，外資和港澳臺企業比較多，需要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和中外投資者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充分利用中央賦予前海、橫琴、南沙三個自貿試驗區片區和“深合區”改革開放的巨大政策空間，發揮它們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中的先行示范作用，為廣東乃至全國提供可以復制的改革開放經驗。
4.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走在前
主持人：當前，我國實施了眾多不同層級、不同維度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經濟大省更是在其中扮演著戰略疊加的角色，如何在落實國家戰略中主動作為、協同聯動，展現更大擔當？
鄭江淮：經濟大省的擔當與經濟大省的地位一般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正因為一些省份長期在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有擔當、挑重任，才有今天突出的經濟發展地位，反之，有了經濟大省的突出地位，更應該在重大戰略中勇于探索、敢于挑戰。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經濟大省需把握空間協同、規則創新和安全底線三個關鍵維度。以江蘇為例，在空間協同方面，應突破“地理邊界”，構建“戰略走廊+都市圈+飛地經濟”立體網絡，如打造“沿江科創走廊”，構建長三角“雙核三帶”產業協作體系，將地理優勢轉化為戰略縱深，破解“行政區經濟”壁壘。在規則創新上，聚焦“制度破壁”，在試點地區探索標準互認，建立“飛地自貿區”，推動區域戰略從“政策疊加”轉向“系統集成”，加速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在安全底線方面，注重“動態平衡”，建立發展與保護長效機制，創新耕地保護和南水北調水源保護模式，實現生態保護與產業升級良性互動。
譚洪波：從區域協調發展來看，不同省份在自然資源、要素稟賦、生態環境、地理區位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發展職能上側重點也會有所不同，比如長江與黃河中上游的一些省份可能承擔著生態環境保護、修復與涵養的職能，還有的地區承擔著“國家糧倉”的職能。雖然這些省份從一般意義上不能稱之為經濟大省，但從國家發展全局來看，這些省份也在全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只是沒有直接表現在短期的經濟指標上，而是表現在了生態環境、耕地等重要資源的保護和糧食安全的保障等方面。為了彌補這些地區在大保護過程中付出的機會成本，需要經濟大省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展現更大的擔當，在發揮主引擎作用的同時，也與其他地區形成協同分工的局面。一方面，為了形成規模經濟，不同的經濟大省之間在主導產業上應該有差別；另一方面，為了輻射與拉動其他省份，經濟大省與相關省份應該形成產業鏈分工，從產業發展上帶動后發地區。
陳廣漢：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國區域重大戰略之一。廣東制造業基礎雄厚，市場規模大，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港澳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和旅游中心，擁有國際化營商環境、全球化的商業網絡和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廣東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主體和重要引擎，在推動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扮演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主力軍”、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試驗田”、民生融合和社會治理的“推動者”、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發動機”等多重角色，其作用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地理空間、人口和市場規模上，更通過政策創新、資源整合、產業協同和民生融合，成為連接港澳與內地、促進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關鍵力量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
5.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主持人：發展為了人民，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帶后富、幫后富。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經濟大省應該如何積極探索經驗、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陳廣漢：經濟大省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重點是要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等方面持續用力，在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和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上多辦實事，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廣東形成了一套涵蓋基礎設施、產業布局、財政支持、生態保護等多維度、系統化的政策框架。比如，發達城市與欠發達地區城市之間建立對口幫扶關系，實施“產業共建+民生支援”模式，建立跨區域產業園區的共建共管共享的管理體制和利益分享機制；設立粵東西北振興發展股權基金，省級財政每年投入超千億元支持欠發達地區，實施“生態保護區財政補償”，對北部生態發展區給予專項補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健全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持續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推動全域高質量發展。
蔣永穆：當前，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就是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經濟大省尤其要在創新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方面樹標桿、作表率、出經驗。比如，江蘇圍繞充分發揮“五方掛鉤”幫促機制作用和省內南北協作優勢，持續深化重點地區幫扶，統籌培育本地支柱產業和承接外地產業轉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產”文章；四川扭住十條“銜接”措施，形成了守住資源本底、用活規劃政策、推動產業融合、優化行政程序、強化保障力度等多維合力，這些都是有益探索。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質的增長，也包含精神的提升。因此，經濟大省還需要注重文化建設，將文化軟實力融入當下和未來。如近年來，四川在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上下苦功，“四川造”游戲動漫傳播海外，數字化展示帶動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走向全球，激光、投影等高科技讓“太陽神鳥”在成都大運會大放異彩，實現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
鄭江淮：在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方面，經濟大省應積極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如激活農村“沉睡”資產，將傳統社會保障升級為發展權益共享，優化民生資源配置機制。個別經濟大省通過創新制度、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發展和文化繁榮，在縮小城鄉差距、提升民生福祉、促進就業增收和實現精神富裕等方面積極探索共同富裕之路，這些經濟大省不但要積極總結成功經驗，還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共同富裕的長期體制機制保障，在基礎性民生領域補齊短板、優化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大省挑大梁，面臨的是全方面、多維度的任務。為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經濟大省挑大梁，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以高質量黨建引領高質量發展”。在經濟大省發展過程中，黨的全面領導不是抽象原則，更要進行深層制度創新，通過黨的組織網絡實現生產要素的精準配置，使黨組織成為資源整合的“鏈接者”，為市場經濟注入“有組織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