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法治文明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凝聚著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實踐中積淀的治國理政智慧和哲學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德法共治”思想作為中華法治文明的精髓，展現出獨特價值和深遠影響。當前，我們必須深刻把握“德法共治”的時代價值，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推動“德法共治”理念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思想支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法治保障。
關鍵詞:德法共治 中華法治文明 依法治國 以德治國 習近平法治思想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德法共治”是中華法治文明的精髓
以中華法系為代表的中華法治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人類政治文明百花園中絢麗多彩的東方之花，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深厚文化底蘊。中華法治文明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凝聚著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智慧，獨具特色的“德法共治”便是其中的思想精髓。
從一般詞義上理解，所謂“德法共治”，就是把道德與法律兩種基本社會規范融合起來、把德治與法治兩種重要治理方式結合起來，共同作用于國家管理和社會治理，以期實現長治久安目標的治國理念和治理模式?？蓮囊韵路矫鎸?ldquo;德法共治”概念作進一步學理思考和法理辨析：其一，何謂“道”“道義”“道德”，何謂“法”“律”“律法”“法律”，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東西方不同文化、哲學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對這些基本概念有不同理解、闡釋和定義，因此對“德法共治”的理解存在差異。如何通過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比較研究，通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努力取得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共識，是深化“德法共治”認識需要回答的一個前提性理論問題。其二，從“德法共治”這個詞組排序，可以推定認為“德”在“法”前，道德先在于法律、德治優先于法治。然而為什么不顛倒過來提“法德共治”？我們常講，“法安天下，德潤民心”“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等等，當下這些提法和相關實踐表明，兩者的前后排序并非歷史上主張的“德法共治”，而實際上是“法德共治”，“法”在“德”前，“法治”先于“德治”。其三，德與法、道德與法律、德治與法治，它們都對國家社會治理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它們之間聯手進行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共治”（協調/共同治理）還是“合治”（融合/結合治理），是“主次之治”（如“德主刑輔”）還是“互補之治”（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為表里”），抑或“協同之治”（如“德法相依”“禮法并用”）等等。“德法共治”在“攜手治理”路徑依賴、先后排序和主次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不僅意味著道德與法律、德治與法治在國家社會中角色、地位、作用的不同，而且昭示著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差別。其四，在價值層面，“德法共治”中的“德”與“法”被假定為“美德良法”，“美德”的價值存在為法律體系提供合理性、正當性依據，“良法”的國家制度形態為道德規范提供合法性、國家意志性支撐，“美德”與“良法”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構建起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良好秩序。然而，如果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存在明顯積弊，具體社會形態中律法體系出現瑕疵，由此組合的“德法共治”會導致何種治理結果，值得我們深思研判。其五，縱觀中華文明史，從“統治”到“管理”，再從“管理”到“治理”，被認為是不同發展階段治國理政模式的歷史性變革。那么，中國歷史上“德法共治”中的“治”，主要指的是“統治”還是“治理”[1]？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學說的基本原理，當時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德法共同實施之治，是在充分履行國家政治統治職能基礎上，強調發揮“治理”“管理”“教化”“訓誡”“懲治”等功能，是多種治國方式方法協同并用。我們應當堅持“論從史出”的科學精神，從國情和實際出發，對上述概念、提法、相互關系等進行深入細致研究，作出科學合理闡釋，把“德法共治”的理論研究引向深入。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古往今來，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正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國歷史上有十分豐富的禮法并重、德法共治的思想。周公主張“明德慎罰”“敬德”“保民”?？鬃犹岢?ldquo;為政以德”，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主張“化性起偽”，提出“隆禮重法”。西漢董仲舒提出“陽為德，陰為刑”，主張治國要“大德而小刑”。“盡管古人對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都主張德法并用。”[3]
中國法律史研究成果表明，在中華法治文明悠久歷史中，“德法共治”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經歷了長期淬煉、不斷演化、逐步成熟的過程，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在學理上，大致分為“禮—法—禮法合治”和“禮—法—德法共治”兩種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沿著“禮”與“德”兩條概念線索來梳理中國歷史上德治與法治的關系，不難看出以下特點：一是從“禮”的視角觀察，經歷了從最初的“禮治”到“法與禮”分治，再到“引禮入法”“禮法融合”，最后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禮法合一”“禮法共治”的“禮法中國”。二是從“德”的視角觀察，同樣以“禮治”為開端，先后經過“道德”與“法律”分治的成敗嘗試，到“德主刑輔”“德法相依”的攜手聯治，最后發展成為“德法合治”“德法共治”的“情禮法中國”。三是從“綜合”視角觀察，我國德治與法治關系的歷史發展，主要變化大致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禮”和“德”的內涵外延及其在國家社會治理中地位功能不斷發展演變，其結果是“禮”從名詞概念到內涵要素等被吸納歸屬為通俗易懂、分歧較少的“德”，尤其是今天使用的“道德”“道義”“德治”“以德治國”等概念，實質上已含括了大量“禮”“禮儀”“禮治”“禮法”的合理內核，我國歷史上“禮”的良善價值和積極成分已被有機融合于當代“道德和法律”“德治和法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文化血脈和基因譜系當中；另一方面，是“德”與“法”關系的歷史嬗變，總體上呈現出德（禮）與法（律）彼此分合交融、德治與法治殊途同歸的演變特點，展示了道德與法律相輔相成、德治與法治相得益彰的基本規律，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治國精義和中華民族的治理智慧。
法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孟德斯鳩，在其經典名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從域外旁觀者視角，根據18世紀西方人對當時中國的有限了解，用西方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對中國歷史上“禮法合治”“德法共治”等治理現象作了“法精神”的闡釋。孟德斯鳩認為，“法律是立法者制定的具體和精確的制度，習俗和風尚則是一個國家的一般性制度”[4]，“是法律不曾、不能或不愿確立的習慣性行為”。封建時代，“中國立法者以天下太平”“讓人民太太平平地過日子”為治國的主要目標，為此“中國立法者制定了最廣泛的禮儀規范”，“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儀為指導”，[5]“他們把宗教、法律、習俗和風尚融為一體，所有這些都是倫理，都是美德。與宗教、法律、習俗和風尚有關的訓誡就是人們所說的禮儀。中國的政體大獲成功，原因就在于一絲不茍地遵守禮儀。中國人在年輕時學習禮儀，此后又把一生都用來實踐禮儀……事無巨細，禮儀無所不在，所以，只要找到了一絲不茍地遵奉禮儀的方法，中國就可以治理得非常好。”[6]這種“一絲不茍地遵奉禮儀的方法”，大致就是“以禮治國”，實行以“禮儀”為標識的“禮法合治”“德法共治”的治理之道。應當承認，孟德斯鳩的這種闡釋，雖具有明顯歷史局限，但不乏學理法理上的參考價值。法國啟蒙運動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伏爾泰用“三個最”形容中國歷史上“道德和法律”的崇高地位，認為“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7]他贊美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伏爾泰說的這種褒獎善行的法律，實質上就是律法規范和倫理道德融為一體的“仁愛”制度，是民眾日常生活中自覺遵循的行為規范。兩位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觀點，從一個側面表明，“德法共治”作為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東方法治文明成果，是從中國歷史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長起來的，它形成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充滿東方政治哲學智慧的治理理念和法治思想，與西方宗教和法律相結合的法治模式相比，有著顯著不同。
深刻把握“德法共治”的時代價值
新時代新征程，在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法治中國建設偉大實踐中，中華文明歷史上創造的“德法共治”與時俱進，被賦予全新的理論內涵、制度規范和實踐意義，創新發展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大理念原則，彰顯了中華民族治國理政歷史經驗的時代價值。
“德法共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指導思想和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從不同角度多次明確提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為推動歷史上“德法共治”創新發展、形成新時代中國式“德法共治”模式，作出重大原創性理論貢獻。一是在規范層面深刻論述了法律和道德的辯證關系，鮮明提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8]的重大論斷。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律的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二是在治理層面，深刻論述了法治和德治的辯證關系，鮮明提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堅持“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9]的觀點。法安天下，德潤民心。要充分發揮法治的規范強制作用，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更好發揮德治的教化自律作用，用德治倫理引導規范社會成員行為，調節社會關系。三是在實踐層面，深刻論述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強調把德治要求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各方面，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把德治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
“德法共治”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鮮明特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10]通觀我國古代歷史，大凡法治和德治結合運用得當的時期，通常能出現較好的治理和發展局面。如漢唐時期的盛世，正是禮法并舉、德法合治的時期。“國外也是這樣，凡是治理比較有效的國家，都注重法治，同時注重用道德調節人們的行為。”[11]中外歷史證明，凡是既注重法治又注重德治的國家，治理效果都比較好；單純靠法治或德治，都難以把國家治理好。[12]我們黨把“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確立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強調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德法共治”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骨干工程，法治軌道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遵循和重要保障。加快法治中國建設，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13]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4]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德法共治”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我們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僅需要把法律和道德作為基本社會行為規范對精神文明建設“雙輪驅動”，而且需要把法治和德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作為基本治國理政手段對精神文明建設“雙治推進”。一方面，更加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另一方面，努力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以法治承載道德訴求，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護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融入全面依法治國的全過程、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各方面。
努力推動“德法共治”創新發展
新時代新征程，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持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不斷加快，中國式“德法共治”從價值精神、理念原則、制度規范到具體實踐，都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發展。
堅持“兩個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15]尤其是“第二個結合”，不僅為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打開了新境界，也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生命。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16]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如“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禮法合治、德法共治”“法不阿貴、執法如山”“重在調解、無訟息訟”“禮樂教化、嚴以治官”等，有效把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學說精髓同中華法治文明精華貫通起來，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為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法治理論提供強大的歷史基因、文明根基和文化底色，譜寫人類法治文明新篇章。
堅持守正創新、推陳出新、革故鼎新
堅持守正創新。“守正創新是我們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17]守正，就是要堅持“德法共治”的正確方向和發展正道，恪守其公平正義、良法善治的價值追求，堅守其本質的人民性、理論的真理性、制度的科學性和實踐的有效性。創新，就是要堅持與時俱進，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新舉措等推動“德法共治”理論、制度、實踐和文化創新發展，開辟治國理政新境界，探索法治文明新形態。
堅持推陳出新。“文明永續發展，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順時應勢、推陳出新。”[18]推陳出新，就是要在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對中華傳統“禮法合治”“德法共治”等治理文化進行鑒別分析、辨識優劣，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做到古為今用、辯證取舍，實現批判性繼承、現代性復興，創造出“德法共治”的新文化。
堅持革故鼎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19]革故鼎新，就是要超越傳統禮法道德思想體系中不合時宜之處，開創新時代德法共治的新局面。為此，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德法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隆禮重法、德主刑輔、德法共治等傳統文化基因與當代法治文化相適應、與現代國家社會治理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中華治理文化精神弘揚起來。
堅持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的深刻革命，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德法共治”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只有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才能充分彰顯其強大精神力量和治理效能，也只有在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系統工程中才能更好發揮其價值引領作用和治國理政效能，實現創新發展。一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全面貫徹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從國情出發、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依法治國基本原則，使各原則渾然一體、共同發力。二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鮮明特點，突出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華，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走適合自己國情的法治道路。三要推進立法領域改革，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融入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纂，強化我國法律和黨內法規的道德化、倫理化屬性，為構建中國式良法規范體系注入更多中華人文精神。四要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把充分融入了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和核心價值觀精神的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黨內法規更好付諸貫徹實施，使道德化的法律法規成為全社會的自覺遵循，實現良法與善治的統一。五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用德治和法治相統一、政治與智治相結合、共治與自治相協同、單治（雙治）與綜治相統籌等方式方法，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道德支撐和法治保障。
堅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
“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20]要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順天理、行國法、通人情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深刻蘊含著新時代“德法共治”的價值理念和內在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全過程、各領域、各方面，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堅持“德法共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內在需要。要用法律來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實踐中，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個方面，用法律的權威來增強人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性。首先，堅持“德法共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融入社會發展、融入日常生活；其次，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家法律體系、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和大政方針，使法律法規政策更好體現國家價值目標、社會價值取向和公民價值準則；第三，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全過程，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各子體系，以法治彰顯道德理念、強化法治體系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第四，“提高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現、評估、解決法治建設中突出問題的能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法治建設的引領、評價和校正作用。”[21]
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原創性思想，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標。中國式“德法共治”理念在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大戰略、世界大格局中，不斷展現其治理魅力、實現其創新發展。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基礎。要堅持胸懷天下，賡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中華文化精神，用全球視野和法治思維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全人類共同價值深度融合起來，推動中國式“德法共治”走向世界，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原則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工程。要站在人類道德合理性和法律正當性的制高點上，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中，推動中國式“德法共治”精神國際化、全球化。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中國要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參與全球倫理規則和行為規范制定，推動德治與法治結合的治理模式成為國際共識，為全球治理提供“德法共治”等中國治理經驗和實施方案。法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規則和重要保障，要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把“德法共治”原則貫徹到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各方面，用中國式“德法共治”等成功治理實踐為國際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提供中國樣板，用中國政治智慧助推國際法治進步。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