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惟邦本”是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要義和積極倡導的價值理念。“民惟邦本”思想源遠流長、日久歲深，起源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戰國，在漢唐得以流傳和盛行。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民本思想進行了自覺傳承和積極弘揚，始終將“為人民服務”作為治國理政的目標宗旨。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在法治領域將“法治為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本質要求和基本立場，賦予“民惟邦本”的傳統民本思想與時俱進的時代品質和豐富內涵。“法治為民”不僅是對中國古代“民惟邦本”思想的傳承與揚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為人民謀幸福”法治理念的賡續與發展。

關鍵詞:民惟邦本 法治為民 為人民服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古代“民惟邦本”思想的發展脈絡及其內涵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關于“民惟邦本”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尚書·五子之歌》，即“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大致意思是，先人早有過祖訓，老百姓是要親近的、不能看低和輕視。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民心穩固，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尚書》還提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進一步對“民本”思想進行闡述，主張施行“仁政”。孔子提出“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荀子把統治者比作“舟”、把人民比作載舟的“水”，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西漢賈誼告誡統治者，秦朝滅亡的教訓是“仁義不失而攻守之勢異也”，因此要牢記“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唐太宗李世民將“民水君舟”作為治國要義，常說“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貞觀政要》強調“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明朝政治家張居正提出“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強調只有安民、利民、恤民才是治國之道。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依次出現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再到清代“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都與當時的統治者信奉“民惟邦本”、積極推行寬刑薄賦的“仁政”有關。

由上觀之，“民惟邦本”主要表達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們對統治者的循循告誡。其大意是：在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上，統治者要“重民”“愛民”，民為體、君為用。民眾是國家之根本、民心向背是政權穩定、國家安危之基石。即“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國以民為本”“足寒傷心，民寒傷國”。為此，孔子提出，政治的首要條件是得民心、不得失信于民。《論語》中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進一步提出著名的“民貴君輕”論，即“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南宋理學家朱熹對孔孟的民本思想進行了重大發展，提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國之興也，視民如傷”。言下之意，就是國家的興廢存亡根本在于百姓，君主要把百姓當作是受傷者那樣加以愛護。明朝晚期，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里提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意思就是“君”是為天下服務的、應盡天責。這標志著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發展的最高峰，也標志著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的最初萌芽和顯現。

在國家治理的目標與方式上，“民惟邦本”思想強調“利民”“富民”“養民”“安民”，認為人民只有衣食無憂、解決溫飽、安居樂業之后才能知禮節、知榮辱，才能社會穩定、國家興盛。即“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眾為邦本，土為邦基，財用為生民之命”。就此，孔子提出“富而后教”“籍田以力”。墨家提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孟子強調，“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產，放辟邪侈，無不為己。”他進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管仲深刻指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為此，“民惟邦本”思想告誡歷代統治者務必“薄其稅斂”“省其刑罰”，要減輕人民負擔，要推恩于民、使民有恒產，才能民心恒定、大安天下。

“民惟邦本”對于中國古代法治實踐的影響及其歷史局限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要義，“民惟邦本”貫穿于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始終，為歷代政治家所傳承和發展，繼而成為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的一種生生不息、影響深遠、后勁強大的價值理念和政治思想，也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積極倡導和努力踐行的價值目標。一言以蔽之，“民惟邦本”思想構成了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所在，凝結著中華傳統法治文明深邃的治國智慧和先進內涵，也是中國古代傳統法律文化當中最具價值的部分、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實踐。

在人民與法治的關系上，“民惟邦本”思想強調國家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要“順民”“安民”“利民”，要重視民意、順應民心、使“民服”。即“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人心”。他提出，立法必須“令順民心”，做到“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要保證法律的執行，應從“好利惡害”的人性出發，對民眾“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禮記》中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程頤說“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張居正提出“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為此，在封建王朝的歷代變法過程中，古代政治家們都比較注重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反對封建豪強對民眾的過度壓榨和剝削。譬如，西漢初年鑒于秦亡教訓，“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文景之治時將田賦降為“三十稅一”。后來，不管是明代的一條鞭法，還是清代的攤丁入畝，都從一定程度考慮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保障老百姓在交納賦稅以后能夠維持生活。

在案件審理和司法審判方面，“民惟邦本”思想強調“明德慎罰”、反對專任刑罰。以“民惟邦本”為核心要義的“仁政”思想，主張要“愛民”，重視人的生命。中國古人認為，獄訟之事、關乎民生，因此要求地方長官親理獄訟、慎刑慎罰。為此，在古代執行刑罰的過程中，注重“罰當其罪”，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為由實行死刑復核制度。中國古代還注重原情定罪、理法合一。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認為國家法律、政事處理必須符合人之常情、得到民眾認可。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本其事而原其志”的決獄思路，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司法審判以事實為基礎，尊重常情常理常識，而不純粹以法律條文來治理社會。中國古代還實行存留養親、老幼減免刑罰等制度。即，如果罪犯家里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疾病且沒有其他男丁侍養者，得停止或免除刑罰的執行，返家侍養其親。唐朝法律對老幼減免刑罰制度進行了詳細規定，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以及廢疾者，如果所犯罪行屬流罪以下的可以收贖；九十歲以上、七歲以下者，即使犯有死罪也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民本和仁政思想對司法實踐的影響。

在民眾守法和預防犯罪方面，“民惟邦本”思想注重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和感化，強調“有教無類”、反對“不教而殺”、“殺人以政”。譬如，孔子強調對人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反之，“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管仲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人民遵守禮儀、遵循法度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保障。簡言之，君主首先要解決民眾的衣食問題、使人民免于饑餓和寒冷，才談得上要求人民做到禮義廉恥。孟子主張對民眾“教以人倫”，才能做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也認為，解決人民的衣食問題是預防犯罪的首要條件。即“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產，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限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只有人民的財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袍，兇年免于死亡”，才有可能讓民眾避免犯罪、安居樂業、淳樸善良。

總而言之，“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對于勸誡統治者對人民采取親民、愛民、利民、安民等寬緩政策，為生民爭取喘息機會、緩和社會矛盾、推動中國古代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對歷代統治者也產生了強大的警戒和震懾作用。當然，在封建專制統治之下，“民惟邦本”很大程度上只是思想家們的敦敦教誨和一廂情愿，或只是統治者為了維護皇權、安撫人心的虛假承諾和口頭表示。很多時候，不管是“重民”“愛民”，還是“利民”“順民”“富民”“養民”，都帶有一定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其主要目的是“使民”“愚民”“馭民”，是封建君主的一種統治策略或籠絡人心的權術。正所謂“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顯然，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民惟邦本”在階級社會中帶有功利主義屬性和工具主義色彩。其直接目的還是為了讓民眾安心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和各種社會秩序當中、習慣于順從，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尊君”“保君”“護君”“利君”，是為了維護君主一統天下的政治秩序、維護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

“法治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對“民惟邦本”思想的現代傳承與超越

“民惟邦本”思想強調政治統治的根本在于民心向背、民之所愿。國家治理的出發點應以重民、親民、利民、順民、安民等為目的。唯此，才能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這種重視人民在推動歷史變革中的力量、強調民心對于政權穩定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思想，與近代以來傳播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有著深刻的關聯性和“親緣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或“群眾史觀”同樣也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人，是社會發展和政治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必須堅持人民至上。

中國共產黨對“民惟邦本”思想的傳承與弘揚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與建設實踐當中，把馬克思主義人民觀與中國傳統“民惟邦本”思想緊密結合起來，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深刻轉化和創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當中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新中國成立后，他又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各項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同志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中國共產黨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江澤民同志把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胡錦濤同志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強調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各項工作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各項工作的基本主旨和價值取向。201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人“以人為本”“政在民心”執政理念的歷史文化基因。他在多個場合深刻指出，“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系，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1]“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2]。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4]。

新時代“法治為民”對“民惟邦本”思想的發展與超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5]法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最可靠、最權威的制度保障，其本身也構成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建設的過程，就是一個領導和依靠中國人民不斷創造法治建設奇跡的歷史過程。具體到法治領域，“法治為民”不僅是對中國古代“民惟邦本”思想的傳承與揚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為人民謀幸福”法治理念的賡續與發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原則，強調“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6]，從而確定了新時代“法治為民”法治觀的本質要求和基本立場。

在此，四個“人民”之間相互呼應、各自從不同維度闡釋了“法為人民”的法治觀。“為了人民”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根本宗旨和基本立場。中國法治建設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法治建設必須深深根植于人民之中、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依靠人民”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動力來源和實現路徑，即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法律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法治建設就像是無源之水、無土之木。只有人民與法治實踐的良性互動，才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可靠路徑。“造福人民”是我國法治建設的目標方向和主要任務，即善于用法治方式維護人民的利益、解決人民之關切問題，讓人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護人民”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職責與神圣使命，即充分發揮法治的“安全閥”和“保護神”作用，有效預防和化解各種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以法治中國、平安中國推進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由此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為人民”“法治為民”的法治觀。這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親民愛民”“民生為大”的價值理念與治國智慧的積極傳承和弘揚，也是對中國古代“民惟邦本”思想的歷史發展和超越。

“法治為民”堅持人民在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也保證了人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區別于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7]因此，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具體到人民與法律的關系上，“法治為民”法治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法律觀認為，不是法律制度創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創造了法律制度。堅持認為人民是法律的主體，強調“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里法律是人的存在，而在其他國家形式中，人是法律的存在”[8]。

“法治為民”法治觀的內在要義也體現為，既然人民是法治建設的主體，那么法治建設的成效最終也要由人民作為“閱卷人”來評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9]。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最大底氣和強大根基。因此，我們的所立之法是否反映人民的意愿和意志、是否是人民需要的法，人民是否在執法和司法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普法的內容和形式是否真能被人民接受，等等，都將由人民自己來評判和決定，以人民的切身感受作為最可靠、最真實的判定標準。這就要求我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要以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法治領域突出問題作為推動法治工作的切入點，深化立法領域、公正執法和司法體制機制領域的各項改革。

“法治為民”的目標是實現基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礎之上的14億多中國人民的公平正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10]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在這個現實國情基礎上實現“法治為民”，無疑有著極大的難度系數，也將是人類法治史上規模最大、難度最大、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也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表達。實現共同富裕，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必須通過法治化制度化形式來進行，努力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轉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安排。就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1]與此同時，也要善于運用法治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充分保障不同社會群體的權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業、分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托幼等方面的突出民生問題，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法治為民”應全面、真實落實到法治建設的各環節、各方面、全過程。“法治為民”要求“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12]。要做到立法為民、執法為民、司法為民，決不讓不公正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為此，立足于“法治為民”的基本要求，在制定法律法規時，要確保每一項法規都要嚴格符合國家憲法的精神，充分反映出人民群眾的迫切心聲和意愿，真正體現立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根本、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擁護。在執法領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執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讓人心服口服”。當前，要重點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讓執法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將人民群眾的切身感受放在重要位置，推行人性化執法、柔性執法、陽光執法。在司法領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人民群眾通過司法程序不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利，那司法就沒有公信力，人民群眾也不會相信司法。”[13]他還深刻闡述了司法工作必須牢記“100－1=0”的道理。這是因為，每一個個案公正都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一次不公正的執法司法活動，對當事人而言，輕則權益受損，重則傾家蕩產。“執法司法中萬分之一的失誤，對當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14]為此，要本著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繼續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進一步杜絕社會普遍關注的冤假錯案、司法腐敗、權力案、人情案、執行亂執行難等問題。在全民守法領域，必須著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提升民眾法治思維和法律素養，發揮人民群眾在法治建設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效滿足社會各界對法治工作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教授】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