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階段性與時代性、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等特征。中國文化科技倫理正面臨文化價值認同失真、文化參與主體失衡、文化數據存儲失范、文創產品權責失序和文化安全防線失固等諸多風險。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必須堅持文化科技領域黨的領導地位、以人為本、多方共建和網格管理，通過強化專業能力、暢通收傳路徑、完善體制機制、對接下游產業、加強教育推廣等措施，構建起全面有效的預警機制，助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強國。

【關鍵詞】數智化轉型 文化科技倫理風險 識別與預警 文化強國

【中圖分類號】B82-057/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06

【作者簡介】張艷國，華中師范大學“博雅學者”特聘教授、博導，中國政治文化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國家治理與社會建設、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史學理論：唯物史觀的視域和尺度》《〈論語〉智慧賞析》《中華家訓講讀》《社區治理》等。

目前，以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催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新工業革命。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深度融合，正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變革，不斷重塑人類社會的文化生態與文明圖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堅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軟實力”為內在硬核，以數智技術“硬實力”為助推劑，堅定“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1]不斷“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2]推動數智技術全方位賦能文化創造、文化創新、文化傳播、文化消費等環節，為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隨著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的廣泛應用，科技的“雙刃劍”效應愈發顯著。一方面，科技作為發展文化產業的核心驅動力，推動了文化創造、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承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應用也引發了一系列倫理風險，這些問題不僅局限于數字技術應用領域的科技倫理范疇，更觸及技術帶來的人文異化，甚至對國家總體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安全科技賦能”，“加強科技倫理治理”。[3]可見，這是一場文化與科技交織的博弈，也是一場關乎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的深刻變革，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然而，在這場深刻變革的滾滾洪流中，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如礁石潛藏，暗流涌動。為此，我們必須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根本遵循，運用科學方法，深入洞察、精準識別并把控風險，構建起科學有效的預警機制，以應對嚴峻的挑戰并化解不確定的風險，繪就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宏偉藍圖，奏響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強國建設的嶄新樂章。

文化科技倫理風險溯源與特征

文化科技倫理聚焦科技革新對文化結構和發展路徑的深遠影響，尤其是數智技術在文化領域的廣泛運用及其對社會群體與個體的倫理效應。這一概念早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就已初見端倪，文化與工業化之間的倫理風險開始顯現；隨后，這種風險又轉變為文化與信息化之間的倫理沖突；如今，它進一步表現為文化與智能化之間的倫理挑戰。在數智化加速轉型的背景下，文化科技倫理進一步演化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與文化深度融合，科技實踐及其產物在文化價值層面上的倫理評估與規范體系，其核心目標是確保科技應用的正當性、可持續性，以及對人類福祉的積極貢獻。[4]隨著文化生態格局的調整和變化，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認知模式和價值觀念也在發生深刻改變。這一轉型歷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全球格局等諸多要素緊密交織、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多變的動態系統，并長期存在于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因此，我們應當從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視角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進行溯源。

科技的迅猛發展引發文化科技倫理風險，該風險伴隨著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與意識形態的多元交融，呈現多樣性與差異性。隨著數智化技術迭代升級與廣泛應用，我國即將邁入繼原始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的數智社會。國務院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了“三步走”戰略規劃，并對此作出戰略預判、有效應對和科學部署，“到2020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實現重大突破、技術與應用部分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5]這一規劃引領“五年一跨越、五年一突破、五年一領航”的發展節奏，速度之快、力度之強、影響之深，可謂前所未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6]數智化浪潮正引領生產力發展實現飛躍提升，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文化創造方式、文化傳播路徑和文化消費習慣等，也“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7]，以充分享用文化發展成果。然而，廣大人民群眾要順利承接“科技大爆炸”帶來的文化沖擊并非易事。一方面，數智化轉型加劇社會階層分化，使得擁有技術優勢和資源優勢的群體與困難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文化領域，困難群體由于技術門檻和信息鴻溝的限制，難以充分享受數智化時代的文化紅利，甚至可能成為技術濫用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想和價值觀在相互交匯中碰撞融合，交織成一幅兼收并蓄卻又錯綜復雜的意識形態圖景，這種多樣性雖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革新驅動力，但也為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產生埋下了隱患。

不同意識形態對于科技的認知、定位和應用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在資本主義視角下，數智技術被視為擴大私人資本、獲取工人剩余價值而加大剝削的手段；而在社會主義文化中，數智技術則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其目的是滿足人的需要，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此外，不同社會階層在享受科技紅利的同時，其所承擔的文化科技倫理風險也是不均等的。這種不均等既體現在對文化科技的應用程度和方式上，也體現在對文化科技倫理問題的認知、情感和態度上。例如，相對頻繁地使用數智設備和服務，以學習和了解文化的群體，也更容易面臨隱私泄露、數據安全漏洞、技術濫用等倫理風險，而文化邊緣化群體則可能面臨更多的數智化排斥和教育失衡等倫理風險。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探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內在邏輯與影響機制，從而更加全面地理解并應對數智時代帶來的挑戰。

人機深度互動引發文化科技倫理風險，該風險根植于技術發展與社會倫理規范的張力之中，具有階段性與時代性。隨著技術不斷發展，文化科技倫理的內在邏輯、價值導向和應用方式不可避免地與社會既有的倫理框架、道德觀念產生頻繁碰撞與摩擦，從而催生一系列倫理風險。從本質上說，人機深度互動是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產生的直接源頭。在文化科技領域，技術不再僅是“勞動工具”，即“主體活動用來把某個對象作為自己的傳導體置于自己和對象之間的那種對象手段”，[9]而是成為具有一定自主性、智能性和決策能力的主體，并“成為人所進行的許多智能活動的新型助手”。[10]在智能內容創作方面，算法通過學習和模擬人類的創作過程，能夠生成具有一定創意和文化價值的作品。然而，這一創作過程卻會引發關于作者身份、創作權益以及作品價值的倫理爭議。例如，算法生成的作品是否應當享有與人類作品同等的版權保護？如何界定算法在創作過程中的“貢獻”？這些問題凸顯了人機互動中技術主體性與人類自主性之間的矛盾，這也是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

人機深度互動引發的風險根源于技術發展與社會倫理規范之間的張力。數智技術憑借其迅猛發展和創新突破，不斷拓寬人類的認知邊界和行為可能性。然而，社會倫理規范作為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滯后性。當技術的發展超越倫理規范的約束范圍，或者與倫理規范產生沖突時，倫理風險便隨之而來。例如，在數字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數字化技術的應用為文化遺產的保存、傳播和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引發隱私泄露、數據篡改和文化失真等問題，[11]這些問題對既有的倫理規范提出挑戰。同時，技術的發展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從初創、成熟到被替代乃至淘汰，每個階段都伴隨著不同的倫理風險。在技術的初創期，由于技術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文化科技倫理風險表現為技術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問題。當技術進入成熟期并廣泛應用于社會各個領域時，倫理風險則可能轉變為技術對社會結構、人際關系和文化多樣性的深遠影響。而在技術被替代乃至淘汰的階段，受新技術的迭代、市場需求的變化、政策環境的調整等多種因素影響，倫理風險則主要表現為技術淘汰后的責任歸屬、數據隱私保護以及文化遺產數字化保存與傳承等問題。此外，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它并非靜態存在，而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與外延，其表現形式、影響范圍和評估標準也會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倫理觀念、法律規范以及文化傳統的演變而發生相應變化。

在數智化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涉及個人隱私、數據安全和網絡信息真實性等倫理問題日益凸顯。這既反映出數智化時代技術應用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也暴露了現有社會倫理觀念、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在應對新技術挑戰時的局限性。因此，我們在面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時，務必關注數智化時代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點，并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和分析。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準確識別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科學評估其潛在后果，有效提出預警策略和應對措施，從而避免失誤或損失。

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引發文化科技倫理風險，該風險融合了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的雙重趨勢，呈現全球化與本土化相交織的突出特性。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在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的雙重趨勢中衍生，在全球化進程中表現出同質化特征，而在本土化背景下則呈現異質化特征。一方面，全球化作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促進了經濟、政治、文化的跨國界交流與融合，但也在無形中加劇了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復雜性與多維性。全球化進程使文化科技倫理問題不斷“外溢”，跨越民族和國界，逐漸演變為全球性挑戰。其中，文化的同質化趨勢尤為明顯。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跨國媒體的廣泛覆蓋，電影、音樂、時尚等全球文化產品以空前的速度傳播，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共享文化體驗。這種全球的文化流通與交融互鑒，雖然有助于增進世界各地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但也可能導致區域性、民族性文化特色弱化乃至淡化，削弱人們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甚至使某些弱勢文化面臨消亡的危險。這種全球化帶來的同質化趨勢在文化科技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社交媒體上的流行趨勢、網絡語言的全球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本土性。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非僅僅是單向度的同質化過程，它也伴隨著文化的本土化趨勢，使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呈現鮮明的異質化特征。如今，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愈發頻繁，文化的多樣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因此，人們開始更加關注本土文化并體現保護本土文化的意識，強調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和文化認同。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本土語言和文化，以抵御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沖擊。同時，文化科技也為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數字媒體技術使傳統藝術形式的數字化呈現成為可能，虛擬現實技術為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展示提供了新手段，等等。然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法律制度存在差異，在對文化科技倫理問題的認知與應對上必然表現顯著不同。可見，文化的異質化雖有利于維護文化多樣性和促進交流互鑒，但也可能加劇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誤解，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差異可能造成一定的溝通障礙，甚至引發倫理爭議。

數智化轉型背景下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識別

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必然推動文化樣態及其內涵的革新、轉型和發展，催生出多樣化、多形式、多層次的文化成果。然而，這種強大動力在推動文化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面臨諸多風險與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數智化商業侵蝕，文化價值認同失真。數智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其在商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拓展了市場的邊界，構建起一種以數據為驅動、算法為核心的新型商業模式。這一模式在追求效益最大化和滿足個性化需求的過程中，也在不斷侵蝕著文化的價值認同。追求“高熱點、快回報、急變現”的價值邏輯，致使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蘊但短期內難以快速變現的文化內容被邊緣化，甚至面臨被淘汰的風險。同時，算法推薦系統具有個性化定制特征，容易形成“信息繭房”，[12]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分化，使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價值認同差異進一步擴大，社會個體在享受數智化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極易陷入算法構建的“舒適圈”，難以接觸到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信息，導致其價值觀念逐漸單一、固化，阻礙其理解與接納多樣的文化價值觀。在此環境下，文化的商業價值被過度強調，而承載民族記憶、歷史智慧、人文關懷的文化精髓，可能因不符合即時消費的邏輯而被排斥或忽視。此外，商業數智化還滋生了民粹主義發展的土壤，進一步加劇文化價值認同失真。數智化技術加快了信息傳播速度，使得一些極端或片面的觀點得以在網絡空間迅速擴散，進而催生了所謂的“網絡民粹主義”。這種思潮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情緒，通過簡化復雜問題、煽動對立情緒、丑化主流意識等手段誤導民眾，無形中使一些人喪失理性思維能力。

數智化鴻溝加深，文化參與主體失衡。數智鴻溝作為數智時代的一種新興現象，其核心表征在于不同地區、階層、年齡的用戶在技術接入與使用能力上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對社會文化資源的獲取與分配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數智化轉型浪潮中，掌握先進數智技術的群體憑借其技術優勢，能夠更便捷地獲取、創造和傳播文化內容，并率先享受數智技術催生的文化盛宴與紅利。然而，技術素養相對較低、資源獲取能力較弱的群體則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難以有效融入文化創造與傳播的過程，進而導致文化參與領域出現“貧富差距”和“共享陷阱”等困境。具體來看，數智化所催生的文化內容往往受到單一化、年輕化標簽的限制，多樣交融的文化生態逐漸讓位于單一化的文化發展趨勢。與此同時，文化參與主體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都表現出明顯的異化傾向。在時間維度上，數智技術通過信息加速社會視域下數字媒介主體異化的文化批判和數字技術來影響文化個體，[13]并未為其帶來時間的“解放”，反而進一步加劇了時間“束縛”，繁雜的文化內容隨時隨地可能“入侵”人們的視野，打破個體的寧靜狀態，榨取個體的時間自由，引發心靈的“狂歡”、意識的“游離”和思想的“浮躁”。在空間維度上，年輕群體作為數智技術的主要使用者，其文化偏好與審美趨勢日益成為文化市場的主導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其他年齡段群體的文化表達空間，加劇了文化參與的代際隔閡。此外，數智技術的廣泛應用降低了體驗式文化交際的頻率，進一步減少了用戶群體線下體驗與交流的機會。文化作為人類情感載體和智慧結晶，依賴于人與人之間豐富且真實的互動來維系其鮮活性、情感性與感染力。當這種互動因數智技術而受到抑制時，文化便逐漸失去這些關鍵特質。文化參與者因缺乏鮮活的文化體驗，主體認知深度被削弱，品鑒能力降低，思想也變得愈發貧瘠、單調、乏力。

數智化標準不一，文化數據存儲失范。在數智化轉型背景下，文化數據的存儲方式發生顯著變化，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物理介質，而是更多地依賴云端存儲、分布式存儲等新型存儲方式。這些新型存儲方式在帶來便捷性的同時，也引發了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版權歸屬等一系列倫理挑戰。由于缺乏統一的數智化標準與規范，文化數據的存儲、處理與利用往往處于無序狀態，導致數據泄露、隱私侵犯、版權糾紛等事件頻發。我國在《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4]然而，目前文化遺產檔案數據庫的共享機制仍然存在缺陷，異地機構數據難以共享，數字化資源分散存儲且缺乏有效整合，導致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此外，不同地區相關機構采用的技術標準和規范各異，數據格式多樣、接口不兼容，極大地限制了數據的跨平臺、跨系統、跨區域交換與共享。[15]文化數據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其準確性、完整性與可訪問性直接關系到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數智化標準缺失和文化數據存儲失范，可能導致文化遺產信息的碎片化、失真化，甚至永久丟失，這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例如，在古籍數字化項目中，若缺乏統一的掃描標準、OCR評價指標和元數據著錄規范，同一部古籍在不同數據庫中的呈現形態將大相徑庭，甚至可能出現文字識別錯誤、信息遺漏等嚴重問題，從而損害古籍的學術價值與可信度。

數智化作品泛濫，文創產品權責失序。數智化技術的飛速發展為文化創作開辟了廣闊空間，推動文化產品呈現井噴式增長。然而，當前數智化作品呈現“泛濫成災”的態勢，大量雷同甚至低質、劣質的文化產品涌入市場，不僅擾亂了市場秩序，還加劇了文創產品權責關系的混亂局面，進而加速了數智時代版權倫理解構與重構的進程。一方面，在傳統版權體系中，版權被視為作者對其創作成果所享有的專屬權利，是激勵創作、保護創新的重要基石。然而，隨著信息共享與知識傳播日益便捷，版權的專有性特征逐漸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知識共享與開放創新的重視。數智化文創產品匯聚了多方力量，包括原創作者、技術開發者、平臺運營商等，這導致版權歸屬、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權責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版權糾紛層出不窮。數字版權本身具有的無形與易復制特性，使侵權行為更加隱蔽、難以追蹤，這無疑加大了版權保護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另一方面，數智化轉型也為版權倫理重構帶來了新的契機。文化實踐中引入的區塊鏈、數智合約等先進技術，為數智版權的確權、交易與保護提供了技術支持，有助于清晰劃分版權權責。面對數智化時代帶來的版權倫理挑戰，我們還需要在行業自律、法律法規完善、公眾版權意識提升等多個方面作出持續努力，從而構建適應數智化時代的倫理體系，為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數智化監管缺失，文化安全防線失固。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是維系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紐帶。在對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識別中，數智化監管的缺失必然導致文化安全防線失固，進而危及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在數智化時代，攜帶特定意識形態的文化產品常以短視頻、圖文消息、網絡段子等碎片化的形式出現，借助信息過載與碎片化的掩護“渾水摸魚”，其傳播過程極具隱蔽性和滲透性，極易引發輿情，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大眾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長此以往，我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將受到削弱，文化軟實力發展也將遭受到阻礙。而數智化監管的缺失，恰恰為這類文化產品提供了傳播的溫床。由于部分監管流程把控不嚴，一些未經審查或審查不嚴的文化內容以娛樂或知識分享為幌子進入國內市場，暗中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等，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對我國本土文化的創新空間和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造成沖擊，不利于我國文化在國際傳播中形成系統連貫且具有深度的中國敘事。

數智化轉型背景下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預警

在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中，針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識別情況，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科技領域黨的領導地位、以人為本、多方共建、網格管理這四項原則。這是緊抓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時代節點”“防控重點”和“治理難點”的堅實保障，也是構建有力、有序、有保障的風險預警機制的關鍵所在。

堅持文化科技領域黨的領導地位，穩把倫理風險預警之舵。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保障。各級黨委和政府是建立和完善倫理風險預警機制的堅實力量。堅持文化科技領域黨的領導地位，能夠把握文化科技的宏觀發展方向，確保文化科技發展始終遵循倫理規范，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的倫理風險；同時，也能夠調動各方資源，形成合力，集中力量辦大事，共同應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挑戰，穩把倫理風險預警之舵，保障文化科技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堅持以人為本，夯實倫理風險預警之基。人類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科技與文化融合發展的創新者，隨著科技與文化不斷發展，“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16]以數智技術為代表的“新型工業”可能對人類的主導性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堅持“以人為本”的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原則，是我國文化科技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石，更是人類的立本之基、生存之道和發展之源。

堅持多方共建，筑牢倫理風險預警之盾。文化與科技的發展涉及多領域、多層面、多主體，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科研機構、高校和公眾等多方合作、共同參與，形成多方共建共享格局。一方面，多方共建是資源的優勢互補，共享是聚合建設力量的有效激勵；另一方面，多方共建也是責任分擔和風險共承的必要約束。在多方共建過程中，各方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倫理風險預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共同筑牢倫理風險預警護盾，為文化科技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堅持網格管理，構建倫理風險預警之塔。將文化科技倫理領域劃分為多個網格單元，實施精細化、個性化、分類化管理，是預警和防范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必由之路。建立一套完善的預警體系、優化網格化管理有利于及時發現并預防倫理風險，使“預警之塔”既能夠高瞻遠矚洞察宏觀趨勢，又可以深入細微捕捉潛在隱患，對倫理風險進行實時監測、評估和預警，從而有效防控文化科技倫理風險，保障文化科技健康發展。

“四項預警原則”不僅是指導行動的基本綱領，更是構建全面、有效預警機制的理論基石。為了確保這些原則得以深入實施并發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將其與更加具體、細化的實踐措施相結合。結合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制度框架所涵蓋的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應對及反饋五個環節，確立“防范為主、預警為先”的總體思路，本文提出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五個措施”，既是對“四項預警原則”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將原則轉化為實踐行動的具體路徑。

強化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專業能力。首先，構建跨學科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提升預警團隊綜合素養。依托高校和科研機構，開設文化科技倫理預警相關專業課程，融合文化學、科技倫理學、數據科學、人工智能等多學科知識，培養具備跨學科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其次，建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知識庫，積極收集、整理和分析國內外關于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各類案例，深入挖掘其中的風險成因、演變過程和應對策略，提煉和總結這些案例中的預警規律和有效策略，不斷豐富和完善知識庫的內容。同時，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對知識庫進行智能化管理和更新，提高預警效率和準確性。最后，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充分借鑒國際先進預警經驗和技術。例如，2019年4月，歐盟委員會出臺《人工智能倫理準則》；2021年1月1日，美國頒布《2020年國家人工智能倡議法案》；2024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人工智能法案》。各國在人工智能倫理準則方面的積極探索，為我國優化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提供了有益參考。因此，我們應不斷學習、加強交流、積極借鑒國際經驗，通過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培養訪問學者、開展聯合研究項目等方式，不斷拓寬預警團隊的國際視野，提高預警水平。同時，引入國際通行的倫理審查標準與流程，加強對跨國文化科技項目的倫理監管，借鑒國際先進的數據分析技術與方法，提高預警模型的預測精度與響應速度。此外，整合國際經驗、吸收先進成果、創新本土實踐，將國際經驗與本土實際相結合，并將這些方法、理論和策略轉化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預警智慧與方案，為全球文化科技領域的倫理風險預警提供先進的智力支持。

暢通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收傳路徑。首先，建立多元化信息收集機制，確保預警信息全面覆蓋。數智化轉型涉及文化傳媒、科技創新、倫理規范等多個領域，各領域交叉融合使倫理風險呈現復雜多變的特征。因此，必須依托政府、行業協會、科研機構等多方力量，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實現“網格化”預警信息互聯互通。同時，鼓勵公眾積極參與，設立預警獎勵機制，激發社會各界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關注度與參與度。政府可牽頭建立“數智化轉型倫理風險監測網”，在各個地區設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網格觀測點”，整合各方資源，對涉及文化科技倫理的項目、產品、服務等進行實時監測，以確保預警信息的全面性、及時性和有效性。其次，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提升預警信息處理效率與準確性。在數智化時代，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信息處理與分析的重要工具。運用這些技術可以實現對海量預警信息的快速篩選、分類與分析，從而提高預警信息的處理效能。最后，強化預警信息的傳遞與反饋機制，確保預警效果實現最大化。為確保預警信息能夠快速、準確地傳達至相關部門，需建立預警信息傳遞的“綠色通道”。同時，充分利用短信、郵件、社交媒體等現代通信技術，拓寬預警信息的傳遞渠道，提高其覆蓋面與影響力。此外，建立預警信息跟蹤機制，對預警信息的處理情況進行持續跟蹤，確保預警信息得到及時響應和有效處理。

完善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機制，實現風險識別、評估、預警、應對和反饋的“網格化”閉環式管理。一是建立全面監測體系，精準捕捉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動向。構建跨領域、跨部門的監測網絡，整合政府、企業、學術機構及社會公眾的力量，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監測格局。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對文化科技領域的新技術、新應用進行實時監測，精準捕捉潛在風險信號。二是實施科學量化評估，客觀評價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等級。在捕捉到風險信號后，需對風險進行科學量化評估，以客觀評價其等級和潛在影響。為此，應制定一套完善的評估指標體系，需涵蓋技術風險、文化風險、社會風險等多個維度，確保評估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引入專家評估機制，邀請文化學者、科技專家、法律人士等多領域專家參與并提供專業意見；利用數學模型和算法對風險數據進行量化分析，得出風險等級和概率；根據評估結果，對高風險領域和項目進行重點監控和預警，確保風險得到及時有效應對。三是構建即時預警機制，精準傳達文化科技倫理風險信息。建立快速響應的預警系統，一旦評估出高風險領域或項目，立即啟動預警程序，通過多渠道、多方式向相關部門、企業和公眾傳達風險信息，確保預警信息具有及時性和準確性。四是推動多方協同應對，高效處置文化科技倫理風險事件。有效應對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需要政府、企業、學術界和社會公眾形成合力,共同努力。為此，應該推動以政府為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鼓勵各方積極參與預警機制建設，形成政府主導、企業主體、高校與科研機構支撐、用戶參與的立體化共治格局。五是完善持續優化機制，降低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帶來的負面影響。風險防控是一個持續優化的過程，應定期對預警機制進行評估和反思，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完善和優化預警流程和方法。建立風險案例庫，對典型風險事件進行深入剖析和研究，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教訓和應對策略，不斷降低文化科技倫理風險可能造成的影響，為文化科技領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對接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下游產業。一是建立產業聯動預警網絡，實現風險信息共享與協同應對。構建跨產業的預警網絡，將文化科技企業、內容提供商、平臺運營商等下游產業主體納入預警體系。通過建立上下游產業的互動平臺，實現風險信息實時傳遞與共享，確保各產業主體能夠及時了解潛在風險動態，從而協同應對風險挑戰。二是實施產業定制化預警方案，提升風險防控的精準性與有效性。根據不同產業的特點與需求，制定差異化預警方案，確保預警措施精準對接產業實際。例如，在數字娛樂產業中，針對游戲內容可能引發的青少年沉迷、暴力傾向等問題，預警方案應重點關注游戲內容的審核機制、用戶行為監控和家長監督功能。可引入先進的算法與模型，對游戲內容進行深度分析，識別潛在風險點并提前預警。三是強化產業倫理標準建設，促進預警措施與產業規范的深度融合。確立科技產業的文化倫理標準是規范產業行為、保障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石。在數智化轉型背景下，應積極推動產業倫理標準的制定與完善，將預警機制納入產業規范，形成對產業行為的剛性約束。例如，在智能機器人應用領域，應制定清晰的倫理準則與行為規范，明確機器人在文化創作、教育輔導等方面的使用界限與責任歸屬。同時，將預警機制與產業倫理標準相結合，通過技術手段對產業行為進行實時監控與評估，一旦發現違規行為或潛在風險，立即觸發預警程序，并依據產業規范進行處罰與整改。

加強文化科技倫理風險預警的教育推廣。首先，構建全方位的教育網絡，實現文化科技倫理知識普及化。搭建涵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全方位、多層次教育網絡。在基礎教育階段，將文化科技倫理融入科學、信息技術等課程，通過組織參觀科技博物館、開展科技倫理小論文比賽等生動有趣的案例和實踐活動，激發青少年對文化科技倫理的興趣。在高等教育階段，設立文化科技倫理必修課程，針對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定制工程倫理、信息倫理等差異化的教學內容，并通過案例分析、模擬法庭等形式，不斷增強學生的倫理決策能力。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領域，依托在線學習平臺、工作坊等形式，為在職人員提供持續的文化科技倫理教育資源。其次，強化文化科技倫理專業培訓，提升從業人員倫理素養。針對文化科技領域的技術研發人員、內容創作者、平臺運營者等從業人員，開展定期的專業倫理培訓，提升其倫理素養與風險防控能力。培訓內容應當涵蓋文化科技倫理的基本原則、國際倫理準則、行業優秀實踐等，并結合具體案例分析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產生的原因、后果及應對策略。再次，引入倫理決策模型、風險評估工具等實用方法，幫助從業人員在復雜多變的數智化環境中作出符合倫理規范的決策。例如，某企業為其AI研發團隊定期舉辦“AI倫理工作坊”，邀請倫理學家、法律專家及行業領袖進行授課，分享AI倫理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實踐經驗。在工作坊中，通過模擬AI項目倫理審查流程，讓研發人員親身體驗如何識別、評估并應對潛在的文化科技倫理風險。最后，營造積極向上的文化科技環境，推動公眾形成倫理共識。“公眾參與科技活動的倫理治理是公眾應當采取的行動，決策者、管理者、科技工作者有義務、有責任促進公眾參與科技活動，包括科技政策的決策、實施和科技活動實踐。”[17]為此，應積極利用互聯網平臺，開發在線文化科技倫理課程、講座、研討會等，方便公眾隨時隨地學習。同時，組織線下文化科技倫理展覽、論壇、沙龍等活動，不斷增強社會公眾的參與感和體驗感，逐步提高社會公眾的文化科技倫理素養和決策能力，為文化科技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總而言之，文化科技是“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有機疊加和深度整合，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集中體現。在數智化轉型背景下，中國文化科技倫理風險的識別與預警，既是穩固文化之基、鑄就科技之魂的必然之舉，也是引領創新方向、把握發展先機的關鍵所在；既是提升國際形象、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也是培育倫理文化、厚植創新土壤的有效方式，更是維護和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舉措。在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的新征程中，數智技術將在文化科技領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廣闊前景，助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化科技倫理話語體系和創新體系，并將極大提升中華民族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能力和民族精神獨立的品質。新時代新征程，正確處理科技與文化的倫理關系，積極探索文化與科技的有機融合，建立靈敏的預警機制，有效規避其潛在風險，拓展文化發展的廣闊空間，是我們應該持有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立場。建立健全充分發揮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確保創新創造活力的制度體制機制，使創新的活力不斷涌流、創造的成果日益豐富，“堅持胸懷天下”，[18]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9]“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20]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撐，是當代科技與文化有機結合的正確方向和前進目標。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暨滾動資助項目“習近平關于歷史科學重要論述理論內涵和重大意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SYZD21001）

注釋

[1][1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21頁。

[2][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4]解學芳、高嘉琪：《“智能＋”時代AI文化科技倫理反思：創新邊界與倫理準則》，《自然辯證法研究》，2022年第7期。

[5]《國務院關于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2017年7月8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17-07-08。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4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6頁。

[10]肖峰：《基于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探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4期。

[11]張艷國、陸嘉豪：《數智技術賦能“兩創”的時代走向及其價值意蘊》，《學術研究》，2024年第11期。

[12]凱斯·R. 桑斯坦：《信息烏托邦》，畢競悅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13]葉虎：《加速社會視域下數字媒介主體異化的文化批判》，《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14]《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2022年5月22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15]劉明真、李元旭：《數字文化戰略視域下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承：機理、挑戰與路徑》，《檔案學研究》，2024年第5期。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17]王繼超、翟曉梅：《科技倫理治理中的公眾參與》，《科學學研究》，2025年第1期。

[1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頁。

[20]張爍：《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人民日報》，2023年10月9日，第1版。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Risks in Cultural and Sci-tech Ethics

Zhang Yanguo

Abstract: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and sci-tech ethic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ty and disparity, phased and epochal nature, as well as the intertwi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cultural and sci-tech ethics in China are currently confronting a multitude of risks, including the distortion of cultural value recognition, imbalance i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entities, irregularities in cultural data storage, disorder in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weakening of cultural security defenses. The early warning of cultural and sci-tech ethics risks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uphold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involve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implement grid management. By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smoothing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pathway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connecting with downstream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educational promo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to propel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powerhouse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risks in cultural and sci-tech ethics,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cultural power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