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團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群團組織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密切聯系群眾""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等制度優勢。數字形態的群團組織遵循著技術進步催生社會形態變遷，新的社會形態引發組織形態的調整與改變，最終影響組織功能發揮的理論邏輯。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將推動群團工作的全面"信息化"與"網絡化"、群眾服務更具"智能化"和"精準化"、群團組織結構"去層級化"和"扁平化"，從而更好地實現其政治和社會功能。面對日趨"網絡化"和"數據化"的"數字地球"，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不僅是"數字中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新時代全面深化群團組織改革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與同構性，同時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也有助于重塑信息時代黨的社會整合過程。通過融入數字政府建設、加強群團組織間數據共享、以需求為導向、以場景來落地參與社會治理等路徑推進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將群團組織治理能力推向一個以數字形態為基本特征的新階段，從而能夠更好地將群團組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一、問題的提出：數字形態的群團組織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把中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證。作為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群團組織，具有“密切聯系群眾”“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等制度優勢，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小中心、大外圍”的作用。在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將群團組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是群團組織改革創新始終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基礎和前提是強化制度與治理的有機聯系，使制度優勢更容易轉化為治理效能……要堅持制度與實際相結合，建立健全便于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具體體制、機制和操作程序。這些具體體制、機制和操作程序既符合制度精髓，又有利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1]。隨著“萬物智能、萬物聯網、萬物皆數”的趨勢不斷加快，黨的群團組織工作也必須進行相應調適以適應新變化，重構數字形態的群團組織就是其中的一個落腳點和重要抓手。其理論邏輯是：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深刻地改變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公共組織的運行模式，社會形態變遷會引發組織形態的調整和改變，最終影響其組織的功能發揮與治理水平。
縱觀全球社會發展史，科技領域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會促發公共組織形態的變遷。技術進步打造的技術秩序以其全新的理念、方法、工具和制度改變著社會形態，而社會形態的變遷也從速度、深度、廣度上對各行各業產生重大影響，深刻影響著一國的政黨、政府、群團組織、民間組織以及企業、公眾等各個主體的認知理念和行為方式。以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形成全新的技術環境和不同于以往的社會形態，即“社會結構基礎的變遷和重構提出了再適應性的新功能載體建構的要求”[2]。因此，群團組織建設也需要因應形勢變化而調整與發展。近些年來，群團組織探索數字世界的服務創新和社會治理實踐，已在不同類別、不同地域、不同層級的群團組織中開展，如“智慧工會”對職工群眾的“精準幫扶”，“網上共青團”對青年項目的智能化“賦能”，以及基于大數據、云計算技術開發的、旨在與婦女群眾建立情感鏈接的“婦聯云”服務平臺等，這一系列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群眾服務、參與社會治理的探索嘗試，促發了人們關于構建數字群團組織的想象力和行動方向：一是群團組織工作的全面“信息化”與“網絡化”。由于信息采集技術的進步和信息存儲成本的降低，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高頻互動性，民眾的日常行為也越來越具有可記錄性、可檢測性和可預測性，“人正在成為一切數據足跡的總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數據的形式被記錄、被儲存和被處理”[3]。二是群團組織服務更具“智能化”和“精準化”。群團組織內部及各群團組織之間數據日趨融通、開放和具有可計算性，群團組織服務就能由以往粗放式的漫天撒網、整齊劃一，日趨轉向針對具體個人、具體問題的精準化、個性化服務。三是信息傳播的“多中心化”引發了組織結構的“去層級化”和“扁平化”。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信息的生產與流動不再局限于單一或少數主體間，相反，每一個具備相應信息技術能力的社會個體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即“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因此，相關社會公共問題的治理就必然會走向多主體參與和多主體協商?？梢院唵胃爬ǎ瑪底秩簣F組織就是因應信息數字時代特征，用“數據服務、數據決策、數據創新”的組織形態。
組織形態發展和變化都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組織功能實現而展開的，對于群團組織來說，每個階段的組織形態都是為了推動組織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的有效實現。因此，將數字化進程作用于群團自身改革，運用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服務群眾的數字形態的群團組織，將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引擎，將群團組織治理能力推向一個以數字形態為基本特征的新階段，進而更好地將群團組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二、數字群團組織建設的戰略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群團組織要著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動，同時立足職責定位、立足所聯系的群眾，尋找工作結合點和著力點，推動群團組織職能與時俱進。”[4]這意味著，群團組織需要在黨和社會之間形成一個能夠跟執政黨同心同德，且能夠有效服務群眾的新型社會力量，服務機制既要圍繞各級黨委、政府中心工作，又要滿足群眾切身利益和訴求。“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而政黨強大與否又要視其制度化群眾支持的情況，其力量正好反映了這種支持的規模及制度化的程度”[5]341。在當前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如表 1所示：一方面，“數字中國”戰略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把握信息化發展大勢，著眼網絡強國建設大局，對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發揮信息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等作出的重大部署；另一方面，群團組織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要深入把握新形勢下群團工作規律，大力推動改進創新，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加強網上群團建設，提高做好群團工作的能力水平”[6]。因而，從大局觀來看，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蘊，即更加強調數據融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不僅是順應信息時代發展趨勢，迎接科技革命和經濟社會發展對群團組織工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一種策略選擇，更是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將群團組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重構黨的社會整合等多維度、多層次的需求。
(一) 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是“數字中國”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全球范圍看，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空前活躍，前沿性技術、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不斷催生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不斷創造出新的產業生態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格局和產業形態深度調整。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網絡信息技術加速與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交叉融合，正在引發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技術突破。以數字經濟、平臺經濟、分享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正在引領全球經濟創新，持續推動經濟綠色、包容、可持續發展。以網絡技術優勢、數字化建設能力、大數據治理水平為代表的國家創新力和競爭力正在成為世界各國新一輪競爭的焦點。加快信息化發展，建設數字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從中國國內看，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要有新作為。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的重大戰略部署，中國信息化發展面臨新形勢、新任務[7]?？梢?，“數字中國”建設是推動群團組織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其正成為支撐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堅實支撐。
“數字中國”是由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智慧社會、數字文化和數字生態等方面構成的有機體系, 同數字政府一樣，數字群團組織也是“數字中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在數字勞動權益維護，縮小數字鴻溝，促進經濟社會均衡、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有持續拓展的制度和行動空間。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 數字勞動的國際分工使資本剝削的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財富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截至2017年6月, 谷歌、蘋果、微軟、亞馬遜等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顛覆了石油、汽車等企業主導的格局。伴隨著數字勞動的普及, 網絡資本對網絡空間和數據信息的數字圈地使數字世界的公共領域被瓜分, 平臺商和廣告商主導著數據商品的開發和使用, 普通用戶則無法獲取大量數據源的使用權。在勞動者之間, 掌握數字勞動知識技能和享有數據資源優勢的用戶有能力全面參與各種社會生活和商業生活, 不具備優勢的勞動者則面臨被社會淘汰的困境。上述兩種情形可能強化和擴大本就懸殊的社會分化和貧富差距, 導致原有底層民眾的貧困或新社會底層的出現, 造成更為嚴重的社會分層和階級矛盾, 即數字勞動帶來的數字鴻溝現象[8]。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新型用工模式“共享員工”已逐漸興起，并在特殊的公共危機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潛藏的法律風險也不可忽視。傳統基于合同關系的雇傭關系被網絡化的眾包、共享模式取代，但新型用式模式下的勞工權益如何維護、勞動糾紛爭議如何實時監測、化解？
面臨以上一系列宏觀、微觀層次的問題，群團組織亟需借助數字化轉型，前瞻性地運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打造數據時代的靈活用工市場“網絡護城河”。例如，在傳統電子合同基礎上，通過在合同簽署、歸檔、存儲等各個環節加入區塊鏈技術，形成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消息的“區塊鏈電子合同”，就能大大降低合同糾紛、勞動爭議，還能通過大數據對企業安全生產進行全流程監管。再如，通過匯總分析勞動爭議大數據，可以前置性防范勞動爭議風險點。數據是對過去的紀錄，同時，“數據就是對未來的研判”[9]。運用現代數據技術采集、分析、研判數據，群團組織可建立起較為精確的勞動爭議預防和預警機制、青少年犯罪預警機制、婦女兒童權益維護機制等，就能大大提高服務特定群體的精準性、科學性和預見性。由此可以看到，數字群團組織的打造，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加成，更是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科學化、精準化”社會治理、高效價值交換和資源配置的手段。數字時代的普通數字勞動者權益維護、和諧健康的網絡勞資關系等都是數字群團組織建設的重要內容。
(二) 數字群團組織建設與群團組織改革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與同構性
信息時代社會背景下，不同領域的群體性矛盾問題相互交織，唯有通過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改革創新，才能積極回應不同社會群體的多樣化、多層次需求。群團組織作為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形態，其改革的方向、進程、實踐路徑和推進邏輯都具有不同于一般社會組織改革的特點。“群團改革核心是打造現代化群團組織，構建智能化、信息化、網絡化組織體系。群團組織應該在經濟社會中整合嵌入到區域和國家乃至世界創新系統中，體現其智能化；群團工作手段要信息化，運用大數據方法在數字化時代社會治理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尋找確定性；群團結構要網絡化，在政府、高校、企業、院所之間形成球形網絡體系，打破垂直式組織體系生命力脆弱困局”[10]。某種意義上來講，群團組織改革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推動群團組織應有功能的充分實現而進行的一次深刻的組織形態調整——從傳統的群團組織向數字群團組織形態的過渡，正是為了解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群團組織發揮制度優勢時遇到的阻礙，即“基層基礎薄弱、有效覆蓋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夠問題突出，特別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各類新興群體中的影響力亟待增強”“工作和活動方式單一，進取意識和創新精神不強，存在機關化、脫離群眾現象”[11]。這一系列改革“難啃的骨頭”說明：深化群團組織改革的著力點當然不僅僅是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但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卻一定是深化群團組織改革的重要途徑，是深化群團組織改革的基礎平臺，能使群團組織更好地“鑲嵌”于多元化的社會主體之中。
數字群團組織是“治理理念創新+數字技術創新+服務流程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的系統性、協同式變革；數字時代的群團組織改革，也正是要通過一系列機制、方式和過程的改造，實現其“密切聯系群眾”的組織規定性。因而，數字群團組織建設與新時代群團組織的改革創新具有密切的關聯性和同構性。一是通過創新群團組織職能結構和運行方式，可以將嚴密科層制的、高度行政化、各自服務一部分社會群體而缺乏溝通協作的原子化的群團組織，轉型為整體性的、網絡化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因而能實現精準治理的數字化群團組織。“我們過去創造等級制、金字塔式的管理制度，現在由電腦來記錄，我們可以把機構改組成水平式”[12]，具有高智能、高創新性特征的數字群團組織不僅推動群團組織內部結構更為彈性、立體、多維，而且始終與黨政組織、社會組織、企業組織的組織形態變遷對應，進而構成整個社會治理網絡的重要主體和推動力。二是數據的共享、資源的協作將改變傳統群團組織科層制體系中高度行政化的工作方式，區塊鏈技術采用“點對點傳輸”方式，改變了既有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使管理層級更加扁平化；減少管理層級，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13]。三是建設服務精準化、高效、靈敏響應的數字群團組織，將拓展群團組織群眾服務新能力。當前，群團組織改革在推行組織網絡延伸與拓展等舉措時，面臨的一大潛在困境便是“就服務對象而言，職工群眾的異質性已大大增強，個性化需求不斷凸顯，物理距離上的接近，并不能大幅提升其在職工群眾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且僅靠各級工會工作人員，力量仍顯單薄”[14]。這是因為“當基本的需要被滿足，社會達到一定程度的繁榮之后，這些‘需要’開始像血管擴張那樣進行分化”[15]，因而，跳出既有的改革策略框架，應該充分認識到群團組織改革與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是相輔相成的：群團組織改革為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提供了良好契機，而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也正是充分運用5G、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來“提升群團組織的結構鄰近性”，不斷豐富服務類別、完善服務渠道，解決以往群眾服務領域長期沉淀的“堵點、痛點和難點”問題。
(三) 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有助于重塑信息時代黨的社會整合過程
“一個處于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在‘橫向’上能將社會群體加以融合，在‘縱向’上能把社會和經濟階級加以同化”[5]332，深入社會，并與社會成員建立聯系是政黨發揮作用的基礎和前提。而政黨聯系社會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外，還必須通過建立相應組織體系，推動其外圍政治性組織與相應群體建立密切關系來實現[16]。歷史上，正是通過聯系、整合各方社會力量，形成了歷史合力，增強了政治合法性，強固了黨的執政基礎，“以政黨為核心整合中國社會、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化邏輯在中國社會的具體體現”[17]。當前，由利益的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也正對既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造成挑戰，“多元社會的出現并不必然導致社會整合力的提高，社會整合往往滯后于社會結構的變遷。當一種整合形態向另一種整合形態轉變時，由于傳統的整合力量在逐漸消解，新的整合力量一時又難以馬上發揮作用，所以，新的整合形態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壓力”[18]。因此，在黨的社會整合戰略任務中，“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再整合不能再簡單依托于支配，因而在支配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了賦權、互惠和協商等多樣化的整合方式，從而塑造了一種政黨中心主義的多樣化整合方式”[19]。其中，群團組織便是建構黨與社會之間的，極為重要和起支撐作用的制度化、結構化的聯系。
另外，風險社會“有目的之行動的非預期后果”越來越多，黨的社會整合挑戰也來自方方面面。其中，如“數字空間”中產生的“新人群”“新組織”“新社會力量”，構成了在物理、社會、數字空間中事實上存在著無數個動態的“小組織”。無數個微觀個體獲得了行動能力，無數個或建立在共同利益、或建立在情感認同、或建立在集體記憶基礎上的“社群”“部落”或“組織”在運行，無數個小型空間和氣泡在分割大型的公共空間。這導致了“大世界”的公共空間由無數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小世界”分割，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運行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空間[20]，即傳播學者麥克盧漢預言的社會“重新部落化”。多元化的部落生態帶來了社會治理的超載，因此，黨需要考慮如何彌補與新生社會空間政治聯系弱化的現象，應通過降低“知識彌散性”中利用其它成員(組織)掌握的知識達到自身目標的交易成本[21]。實踐中，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2014年12月審議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2018年3月印發)為標志陸續推進的“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改革”也正反映出：在面對一個日益復雜的治理環境時，黨組織與時俱進、統籌布局，將復雜的治理任務在不同組織機構間進行分配重組，實現資源和社會力量的整合。因此，在實現黨的社會整合戰略任務中，基于數據驅動的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有望通過數字手段填補社會治理的“結構洞”，成為社會網絡結構和社會聯系互動的樞紐環節；通過扎根基層社會、提供精準化、人性化服務而實現與群眾的互動、融合；通過聚焦群眾利益，增強對群眾的凝聚力，最終助力于重構執政黨的社會整合過程。
三、數字群團組織建設的實踐路徑
綜上可知，數字群團組織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產物，是工業時代的傳統群團組織向信息時代演化、重構的一種新型組織形態，其本質并非取代傳統群團組織，而是在原有群團組織形態基礎上的再創新。數字群團組織強調要在“云端”運行提供智能服務，但線下服務依舊很重要，更要通過數據挖掘和分析，進一步優化線下服務。另外，數據在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網絡、技術、人才、資金等也是數字群團運轉不可或缺的要素。數字群團組織不僅是一個短暫、一蹴而就的技術賦能過程，而且是群團組織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的長遠任務目標。從廣義上講，群團組織數字化是一個不斷迭代演進的發展過程，辦公自動化、群團組織上網(在線化)等群團組織信息化進程中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將一體化為數字群團組織，所謂“互聯網+工會”、智慧工會、“網上共青團”“智慧婦聯”等都是數字群團組織在不同技術條件與發展需求下的概念和形態變體。信息時代群團組織的革新，正是要在這一系列物理、社會和網絡空間基礎上實現持續的更新升級。概括而言，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可從以下三方面持續推進：
(一) 積極融入數字政府建設，大視野、高布局建設數字群團組織
數字政府建設是“數字中國”戰略的重要支撐，“建設數字政府是基于政府運作環境演化背景下政府改革發展的策略選擇，即在建設人民滿意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價值目標坐標系中，依托互聯網、物聯網、數據等基礎設施和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撬動政府治理變革，提升政府效率，提供優質服務，增進公共利益”[22]。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將會“賦能”其他社會治理主體，并最終撬動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數字化協同。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作為中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群團組織應充分認識到互聯網及大數據等技術給群團組織工作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高度重視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把數字群團組織建設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動和政府相關部門溝通協調，融入數字政府建設，大視野、高布局建設數字群團組織。尤其要注意和政府數據庫的銜接，消除數據壁壘，重視數據在不同終端、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和協同，如果說政府是“數據海洋上的巨輪”，掌握著極其龐大的數據渠道和數據資源(目前中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里)，那么聯系并服務于特定群體的群團組織，也在實時全方位補充、增進著“巨輪的能量來源”。以工會組織為例，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完善政府、工會、企業共同參與的協商協調機制,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因此地方工會組織可在以“政府主導、工會推動、企業參與”為特征的集體協商中，通過前期大量調研、動態數據采集，來清晰認識、精準預測短期宏觀經濟發展趨勢、地方經濟發展階段、企業經營業績和增長、工人的經濟和社會需求，再引導雙方在數據、情理兼顧的情況下展開協商。與以往僅通過主觀判斷和政策規定來決定是否增長工資不同，通過地方工會組織建立的“工資集體協商公式化”制度，用數據“談薪”，可以大大提高集體協商的科學性[23]。
(二) 參與社會治理，以需求為導向、以場景來落地建設數字群團組織
未來，在數據資源的喚醒和使用中將萌發更多的社會需求，衍生出新的社會力量和數字生態系統，社會主體的自生產、自組織和自供給能力在數字技術支撐下將得到充分培育。社會治理體系將形成以黨政為主導的多元治理單元集，社會治理能力形成以技術為主控的治理模塊集，并以社會需求為驅動，形成響應靈敏、交互便捷的治理機制。價值理念上，通過數字群團組織建設重塑群眾組織的服務理念，即“以人民為中心”，站在群眾角度出發，去考慮其多樣化需求和現實困難，然后相應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技術手段上，隨著物聯網技術的成熟，可通過攝像頭、傳感器等源源不斷更新及時、實時的數據，更銳捷地“感知”“捕捉”群眾需求；通過“指尖化”“智能化”“一鍵通辦”等平臺功能模塊設計上的重組，來優化用戶體驗。服務場景上，依托大數據平臺，將平臺服務數據同行業數據、企業數據、政府部門數據融合共享，更好地服務于特定的社會治理場景，進而提供更精準、個性化的解決方案，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醫院、火車站、機場等場景的健康安全數據共享?？傊?，理想的數字群團組織應該如平行宇宙一樣，實體群團組織運行著，在網絡上運行著一個相對應的“云端群團組織”，即數字群團組織不僅僅是實體群團組織在虛擬空間的映射?，F實群團組織運行中產生的各種數據，都實時映射到“云終端”，也就是“數字孿生”，而數字群團組織通過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算法，及時反饋優化現實群團組織的運行，尤其是基層實時與群眾打交道的群團組織，最終促進群團組織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提升。
(三) 加強群團組織間數據共享，為數字群團組織建設奠定平臺和基礎
在社會治理的制度環境高度復雜、社會服務質量需求增高的背景下，單一的群團組織開展活動不僅存在資源的局限性，還存在服務提供、需求捕捉等認知結構上的滯后性。因此“工會、共青團、婦聯要探索以多種方式構建縱橫交織的網絡化組織體系”[24]。根本上而言，數字群團組織建設本質就是整合資源、促進“數據共享”的一種途徑和方式。當前不少群團組織已經開始運用大數據，挖掘自身流量信息來建設本曾經組織的數據庫，但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數據共享，數據的集中采集、多處共享因部門利益等較難實現，數據“煙囪”依舊“林立”，系統之間的協同共享不足。數據重組并建立關聯的重要性，就如突觸之于腦細胞，在打造一體化數字群團建設的過程中，將有望借助人工智能的自我學習能力、區塊鏈技術運行模式等，在已有信息儲備的基礎上，更深刻、廣泛地變革信息的編譯能力與平臺應用方式，進而創造更具獨特附加值的群團組織服務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時代的社會形態下，群團組織主體互動方式也發生了重構，群團組織治理邊界出現重塑、消失和再確立。因此要對“開放性、平臺型、樞紐型”組織的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和外在影響力進行重新思考，發揮中心組織秩序決定能力，既要關注內部治理，更要考慮外部鏈接。通過在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之間搭建大平臺，促進群團組織之間的數據共享、連接，進而提高數據運用效率。首先，要將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系統已有的信息資源梳理出來，整合到數字群團組織中來，如隨著云計算的成熟，將數據集中到了云平臺，共享起來就會容易得多；其次，盡可能將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群團組織系統以外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整合到數字群團組織中來，如智慧教育培訓、智慧交通、智慧家政等其他領域的成果同數字群團組織大平臺相融合。這樣，通過內部資源的整合與行動的協同，群團組織才能實現由單打獨斗走向聯合運轉、由相對封閉走向開放多元、由自成體系走向整體聯動，通過增強群團組織體系的“內聚力”來撬動社會資源、擴大社會影響，增強“外聚力”。
參考文獻：
[1] 李景治. 積極促進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J]. 理論與改革, 2020(1): 55-65.
[2] 李志強, 王慶華. "結構-功能"互適性理論:轉型農村創新社會管理研究新解釋框架——基于農村社會組織的維度[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5): 8-17.
[3] 徐繼華. 智慧政府:大數據治國時代的來臨[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57.
[4] 習近平.切實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開創新形勢下黨的群團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報, 2015-07-08(1).
[5] 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 等, 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習近平.牢牢把握群團改革正確方向努力開創黨的群團工作新局面[EB/OL].(2017-08-26)[2019-12-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26/c_1121547453.htm.
[7]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EB/OL].(2018-05-09)[2020-01-03].http://www.cac.gov.cn/2018-05/09/c_1122794507.htm.
[8] 周延云, 閆秀榮. 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數字化時代國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136-139.
[9] 王露. 數字中國[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9: 77.
[10] 黃辰. 國家創新治理體系中群團改革的問題及建議[J]. 今日科苑, 2019(11): 84-93.
[11]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N].人民日報, 2015-07-10(4).
[12] 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大新趨向[M].姚琮, 譯.北京: 新華出版社, 1984: 255-336.
[13] 胡象明. 區塊鏈在公共事務中的應用:探索與挑戰[J].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20(3): 32-38.
[14] 余茜. 結構性位置與能動性作用:作為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工會組織[J]. 行政論壇, 2019(6): 77-83.
[15] 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 技術是什么, 它是如何進化的[M].曹東溟, 王健, 譯.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195.
[16] 鄭長忠. 新時期團青關系的實現形態——兼論共青團樞紐型組織形態建構的內在機理[J]. 中國青年研究, 2012(10): 40-46.
[17] 林尚立. 政黨、政黨制度與現代國家——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反思[J]. 延安: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 2009(5): 40-46.
[18] 王邦佐, 羅峰. 從一元轉向多元——關于中國執政黨政治整合方式的對話[J]. 探索與爭鳴, 2003(7): 9-10.
[19] 唐文玉. 政黨整合治理:當代中國基層治理的模式詮釋——兼論與總體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比較[J]. 浙江社會科學, 2020(3): 21-27.
[20] 李松林. 政策場域:一個分析政策行動者關系及行動的概念[J]. 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41(5): 40-46.
[21] 哈耶克.自由憲章[M].楊玉生, 馮光元, 陳茅, 等, 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126.
[22] 馬長俊.把握數字政府建設的理念變革[N].學習時報, 2018-08-27(6).
[23] 王艷.工資漲多少大數據"說了算"[N].南方工報, 2019-11-06(7).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九)[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9: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