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幾乎導致全球金融系統崩潰，在過去6年里，美國卻錯失了進行真正改革的良機。黨派紛爭、頑守既得利益以及失敗的政策直接導致危機的發生。

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如何管理金融市場上有分歧，金融業自身也在不斷游說并影響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當有人試圖改革時，那些空想家和利己主義者卻利用國會和聯邦制度來阻礙緩解危機的措施。美國政府在避免成千上萬普通民眾失去房產上無所作為，華爾街的銀行家、基金經理和律師則賺得盆滿缽滿，并在懲罰到來前逃之夭夭。

美國一些政策制定者認為，美國從金融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并做出相關改革，類似災難不會再發生。事實恰恰相反，美國銀行業比危機前更為集中，抵押貸款市場及衍生品市場的相關政策依舊，金融業利益集團的游說仍然大行其道，國會在降低金融產品復雜性上的努力難見成效。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金融業利益集團四處游說，尋求更少的法律限制，使偏向它們的監管機構獲得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直到2010年，最嚴重的危機已近尾聲時，國會才通過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而直到今日，《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規章制度大半沒有落到實處。法案選擇通過復合監管來改善金融系統，而這樣的監管充斥著復雜的法律和制度程序，使金融公司可以利用其資源和專家團隊鉆空子。

在我們看來，金融創新在宣稱降低經濟風險的同時，卻制造出更多“政治”風險。對那些沉溺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陷于無可救藥的空想主義的政客而言，幾乎沒有從此次危機中汲取教訓。面對危機而好逞口舌的國會議員，可以無障礙地從容穿梭于政商兩界，讓華爾街有能力放倒所有試圖全力執行《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監管者。

我們該如何從中汲取教訓？新興市場國家該如何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簡單地用國內生產總值對照不同國家發展過程，答案一定不盡如人意。一個多世紀里，科學技術的變化天翻地覆。通訊方式、數據處理等方面的進步，使復雜金融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得到長足發展，危機也孕育其間。“悲劇”在華爾街上演，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上演。

美國的政治癱瘓在引發危機和阻礙改革中發揮了作用，我們相信其他國家能從中汲取教訓。市場化改革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但市場和金融系統依然需要政府調控。金融市場，往往受益于政府直接或隱形的庇護，需要嚴格監管和引導。盲目追求復雜的金融工具很危險，因為這種復雜性更多地被用來規避政策限制。此外，保持政策的連貫性、防止利益集團影響政策制定也很關鍵。

（作者分別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主任、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美國佐治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