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運輸以其成本低、運量大、覆蓋廣的優勢，成為連接全球市場的主要方式。海洋經濟為我國經濟提供了豐富的戰略資源，推動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實現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當前，面對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壓力、海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以及產業鏈協同配套缺失等挑戰，我國海洋經濟亟需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核心技術競爭力，優化產業布局，為建設“海洋強國”注入更強動力。

【關鍵詞】數字經濟 海洋強國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海洋經濟作為沿海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正展現出蓬勃的活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當前，中國正處于由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雙碳”目標倒逼產業轉型、地緣變局重塑全球供應鏈的背景下，大力推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我國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突破資源瓶頸的關鍵路徑，也是有效擴大內需、提高國際科技競爭力的重要抓手。如何激活海洋經濟的深層潛力，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躍升”的關鍵轉折，為中國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藍色動力”，已成為時代賦予中國的重要命題。

海洋經濟為何如此重要

海洋經濟是拓展全球經濟發展空間的必然選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2030年的海洋經濟》報告，當前全球海洋經濟產值已突破2.5萬億美元大關 ，預計至2030年，這一數字將攀升至3萬億美元，屆時海洋經濟規模將可媲美全球第七大經濟體。不僅如此，海洋產業直接創造的就業崗位超過3100萬個，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高達2億以上。如此傲人的成績，得益于海洋漁業、海洋能源、海洋旅游以及海洋運輸等多個產業的協同共進，它們相互交織，構建起龐大而多元的海洋經濟體系。自人類踏入大航海時代，海洋經濟的內涵不斷豐富，早已超越單純的資源開發范疇，成為驅動全球產業鏈重構、激發技術創新活力以及促進世界貿易繁榮的核心動力。

一方面，在資源開發與技術創新的雙輪驅動下，海洋經濟不斷拓展產業邊界。與陸地油氣資源逐步進入衰退期不同，海洋油氣資源正迎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目前海洋石油、天然氣已探明儲量均低于30%，大量的待開發資源為全球能源供應與安全提供重要保障。海洋礦產資源的潛力同樣不容忽視，深海多金屬結核富含鐵、錳、鎳等金屬元素，僅太平洋海底的多金屬結核中，鎳的儲量已超過陸地已知儲量的1000倍。同時，技術創新不僅助力傳統海洋資源開發更加高效，還催生一系列蓬勃發展的海洋新興產業。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海洋新興產業如海洋可再生能源、深海采礦和海洋生物醫藥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5%，遠高于傳統海洋產業的增長速度。荷蘭通過“還地于海”工程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濕地，發展以海洋可再生能源產業為主的海洋經濟，年產值超過500億歐元。挪威通過海洋科技園區集聚超過200家高科技企業，著力發展深海采礦和海洋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成為歐洲最具創新活力的海洋經濟集群之一。

另一方面，海洋經濟在促進全球貿易互聯互通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海洋運輸以其成本低、運量大、覆蓋廣的優勢，成為連接全球市場的主要方式，特別是在大宗商品、能源資源和制造業產品的運輸中占據主導地位。根據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數據，約80%的全球貿易通過海運完成，海運占全球貨物貿易總值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國際貿易的 “大動脈”。此外，海洋經濟還通過港口建設、航運服務、物流網絡優化等方式，顯著降低全球貿易的成本，提升了貿易效率，為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提供重要通道。新加坡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航運中心，其港口每年處理的集裝箱吞吐量超過3000萬標準箱，連續多年位居全球最繁忙港口前列。其海事產業集群貢獻全國GDP的7%，提供超過17萬個就業崗位，成為全球海運與港口物流的樞紐。

海洋經濟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根據《海洋經濟藍皮書：中國海洋經濟分析報告（2024）》，2023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達到9.9萬億元，同比增長6%，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9%，連續八年保持國民經濟重要支柱地位。海洋經濟的不斷拓展不僅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還為產業結構優化和區域協調發展注入新活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要通過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邁向更可持續的未來。

一方面，海洋經濟為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提供前沿平臺。在海洋漁業領域，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水產養殖國，不斷推動漁業向現代化、智能化方向轉型升級。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2024年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報告》，2023年我國水產養殖面積7624.6千公頃，養殖產量高達5809.61萬噸，全國水產品人均占有量50.48千克，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為提高養殖效率和產品質量，中國大力發展智慧漁業，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實現養殖環境的實時監測、精準投喂和病害智能預警。例如，山東威海著力構建一批現代化水產養殖場，通過安裝智能傳感器和自動化設備，可根據水質、水溫、溶氧等參數自動調節養殖環境，不僅提高水產品的產量和品質，還降低人力成本和資源消耗。這種技術創新推動傳統漁業向科技密集型產業轉變，為海洋產業的轉型升級樹立了典范。與此同時，中國在海洋新興產業領域的發展勢頭強勁，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醫藥和海洋工程裝備等產業年均增長率超過20%。以海上風電為例，截至2023年底，中國海上風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32.5GW，連續兩年位居全球第一，占全國風電裝機總量的10.5%，且每年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我國自主研發的大容量海上風電機組不斷刷新紀錄，風電機組的單機容量從過去的幾兆瓦提升到10兆瓦以上，并在風機抗臺風、防腐、智能運維等關鍵技術上取得突破，大大降低海上風電的建設和運營成本，增強我國在全球海上風電市場的競爭力，推動海洋新能源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另一方面，海洋經濟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支撐。在海洋生態保護與修復領域，中國積極推進藍色海灣整治行動、海岸帶保護修復等工程。廣東惠州通過實施海岸帶保護修復工程，完成紅樹林營造8857畝、修復1965畝，海洋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不斷提升。創新打造以“紅樹林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旅游+濕地文化教育”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紅樹林生態園，將紅樹林修復與生態文旅有機結合。同時，海洋經濟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重要窗口。沿海地區憑借其優越的海洋資源和港口優勢，成為外向型經濟的前沿陣地。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2023年區域海洋生產總值達到2.5萬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5%。大灣區內的廣州港、深圳港是全球重要的集裝箱樞紐港，兩港通過高效的港口運營和完善的物流網絡，與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個港口建立貿易往來，有力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外向型發展。

我國海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我國海洋傳統產業面臨資源衰退與技術滯后，轉型路徑受阻等問題。一方面，海洋產業長期依賴粗放型和資源型發展模式，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地方性及區域性圍填海、盜采海砂、人工岸線及其他工程性活動對海岸生態造成的不可修復性破壞導致近海資源環境承載力不斷降低，日趨逼近海洋生態紅線。例如，長期高強度的捕撈開發和近海污染導致黃海、渤海等傳統漁場經濟魚類資源量銳減，帶魚、小黃魚等主要經濟魚類資源量較20世紀80年代下降超70%，部分漁場甚至出現“無魚可捕”的困境。這不僅影響了漁業生產，也加劇了生態失衡，迫切需要實施有效的轉型和資源保護措施。另一方面，核心技術的缺乏制約了產業向高附加值領域的躍升。在海洋制造業中，關鍵配套裝備的核心技術主要掌握在歐美國家，而我國在海洋材料、工藝、通用技術設備等領域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產業鏈中的研發設計、裝備制造等高附加值環節的缺失，導致我國傳統海洋產業難以向高端領域升級。以船舶制造為例，由于研發設計環節的薄弱，核心技術基本依賴歐洲引進，關鍵設備和零部件主要從日本、韓國進口，導致船舶配套設備的本土化裝船率僅為10%，單船附加值僅為韓國同類型船舶的60%。

海洋新興產業面臨成果轉化滯后與鏈條不完整，規模擴張受限等問題。一方面，產學研協同不足和產業鏈配套缺失，使得大量科研成果難以落地轉化。以海洋生物醫藥領域為例，基礎研究與應用轉化之間存在明顯斷層。我國雖然已累計發現2000余種海洋活性物質，但實現產業化的不足1%。由于缺乏完善的中試平臺，多種具有潛力的抗腫瘤藥物長期滯留在實驗室階段，無法順利進入市場。這種“研用脫節”的現象在海洋新興產業中普遍存在，制約了技術的產業化進程，也降低了科研投入的實際回報。與此同時，海洋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條不完整，關鍵環節如設備制造、技術研發和市場推廣等之間缺乏有效對接，導致創新成果無法快速轉換為生產力。因此，海洋新興產業的規模擴張和市場化進程仍然受到制約。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產業鏈條不完整，設備制造、技術研發和市場推廣等之間缺乏有效對接。在海上風電領域，盡管我國在技術研發上取得重要突破，海上風力發電的安裝容量和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但產業鏈的不完整和設備制造上的短板依然顯著。例如，漂浮式風電技術的核心部件國產化率僅為40%，海上設備的抗風能力、智能化運維等方面仍依賴國外技術。海上風電的制造、建設、運維等環節未能形成完整的閉環，導致創新技術難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規模擴張和市場化進程仍然受到制約。

海洋服務業面臨服務體系不完善與數字化轉型滯后，發展潛力未充分釋放。其一，生產性服務業配套不完善，制約了海洋產業的高效發展。我國海洋產業的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海洋旅游業和交通運輸業，而在一些關鍵的生產性服務環節，如標準制定、檢驗檢測服務等領域的專業化發展則較為滯后，導致產業生態系統的構建仍顯薄弱。例如，目前我國尚未系統建立海工用鋼的標準體系，也缺乏針對海洋環境中的腐蝕特性、材料性能安全評估的數據庫和相關檢測評估平臺，導致部分海洋產業產品的性能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差距。同時，由于缺乏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和完善的服務系統，部分海洋產業在管理、資源整合和示范試驗方面存在問題，影響了產業鏈上中下游的有效銜接及與創新鏈的對接，導致產業發展效能不高。其二，數字化轉型進程緩慢，海洋信息化建設滯后。目前，海洋經濟與數字經濟的融合程度較低，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數據共享機制亟待完善。海洋牧場、海洋資源勘探與開發、海洋生態環境等行業的數字化標準基礎相對薄弱，分級分類的海洋數據采集、存儲、治理等技術標準體系建設不足，信息孤島和數字孤島現象較為突出。以山東煙臺的海洋牧場為例，當地雖已建成22處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數量居全國前列，但部分牧場在數字化轉型中仍面臨難題。在水質監測方面，不同監測站點的數據格式、采集頻率不統一，難以形成有效的數據整合與分析，導致管理人員難以及時掌握整體水質狀況，影響魚蝦貝類的養殖決策。在海洋資源勘探與開發領域，國內部分小型勘探企業因缺乏先進的數字化勘探設備和數據共享渠道，約有30%-40%的勘探項目存在重復勘探現象。其三，藍色金融建設尚不完善，產業融資體系亟待升級。近年來，盡管海洋經濟逐漸受到政策關注，但與之配套的融資支持體系卻遠未成熟，藍色金融市場發展步伐遲緩，與蓬勃發展的綠色金融相比，差距顯著。在項目庫與企業庫建設方面，綠色金融已構建起較為完善的體系，覆蓋領域廣泛，能高效對接金融資源與綠色產業。反觀藍色金融，僅有青島、寧波等寥寥幾個沿海城市初步搭建起項目庫和企業庫，規模較小且不成體系。以青島為例，其藍色金融項目庫入庫項目僅有幾十個，且過度集中于海洋漁業，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醫藥、海洋高端裝備制造等諸多關鍵領域，項目儲備嚴重不足。企業庫同樣問題突出，入庫企業數量稀少，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與示范帶動作用，致使金融機構對海洋產業的認知與投入意愿受限，無法有效引導金融資源向海洋產業匯聚。

海洋經濟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勁“藍色動力”的路徑

在全球經濟轉型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雙重壓力下，海洋經濟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與發展潛力，正在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勁的“藍色動力”。海洋經濟不僅為我國經濟提供了豐富的戰略資源，還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實現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然而，面對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壓力、海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以及產業鏈協同失效等挑戰，我國海洋經濟亟需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核心技術競爭力，優化產業布局，為建設“海洋強國”注入更強動力。

提高海洋資源利用效率，推進傳統產業深度轉型。首先，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需要依托科技創新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以海洋漁業為例，過去依靠傳統捕撈方式的漁業資源面臨枯竭問題，漁業過度開發和海洋污染嚴重影響了資源的可持續性。因此，推進漁業現代化、智能化轉型，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能夠實現對養殖環境的精準監測、智能化投喂以及疾病預警，從而提高養殖效益和資源利用率。挪威的智能化養殖系統便是成功范例，該系統運用先進傳感器和控制技術，實時監測水質、飼料、氧氣等關鍵參數。傳感器24小時監測水體酸堿度和溶解氧含量，一旦數據異常，系統將自動調節為魚類營造最佳生存環境，大幅提高養殖效率與產品質量，助力挪威在漁業養殖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其次，應推行多種功能活動的兼容用海模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海洋空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傳統單一用海模式易造成資源浪費與開發沖突。而兼容用海模式能打破這一困境，實現不同海洋產業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合理布局。以荷蘭的海上風電場與漁業兼容項目為例，荷蘭在建設海上風電場時，充分考慮漁業發展需求。風電場的布局經過科學規劃，在風機基礎周圍及間隙區域，設置了人工魚礁等適合魚類棲息和繁殖的設施。這一創新舉措不僅讓風力發電得以高效開展，還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實現風能開發與漁業生產的和諧共生。

加強海洋科技創新力度，培育新質生產力增長動能。首先，應加大對海洋科技創新的研發投入，鼓勵科研機構與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海洋領域的科技創新需要大量資金與人力支持，政府與企業應共同發力，建立穩定的研發投入機制。例如，我國自主研發的“奮斗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就是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成果。從基礎的材料科學研究，到潛水器的總體設計、關鍵技術攻關，再到最終的制造與海試，眾多科研機構、高校與企業參與其中。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等科研機構攻克了載人艙材料等關鍵技術難題，為潛水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技術支撐；中船集團等企業則負責具體的制造與集成工作，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裝備。“奮斗者”號的成功，使我國在深海探測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也為我國海洋資源開發、深海科學研究等提供了有力工具。其次，應加強對海洋清潔能源、海洋污染治理等綠色技術的研發投入，提升海洋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廈門大學海洋綜合評估團隊的研究清晰表明，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大背景下，新興海洋產業的綠色技術進步，已然成為推動海洋經濟穩定增長的核心要素，同時對于有效緩解海洋污染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未來 10 年，若處于可持續發展（SSP1）情景下，海洋新興產業有望實現高達107%的增長幅度；即便在高排放情景（SSP5）下，也能夠達成59%的增長。綠色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不僅能夠為海洋經濟注入強勁的增長動能，而且能有力促進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切實加強海洋生態保護，實現海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

推進海洋服務業拓展升級，激活多元化業態模式。首先，應加快海洋服務業的多元化發展，以滿足當下海洋產業快速發展的需求。通過培育專業化的服務機構和平臺，提升海洋服務業在技術支撐、設備保障、法律咨詢等方面的服務能力，推動海洋產業從單純的資源開發向更加全面、系統的綜合服務模式轉型。以挪威船級社（Det Norske Veritas）為例，作為全球海洋與能源領域的專業服務機構，能夠為海上風電、海洋石油開采等項目提供全流程技術服務，如利用自主研發軟件評估海域環境對風機的影響、優化選址與設計、提升發電效率和安全性等。此外，挪威船級社還為海洋企業提供合同起草、糾紛調解等服務，幫助企業規避法律風險。其次，應加強海洋服務業的金融支撐，推動金融創新與服務深度融合。針對涉海企業特征，通過海洋金融工具的創新，鼓勵社會資本投資海洋產業，支持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產業轉型。以新加坡為例，多家金融機構針對海洋航運業特點，推出了特色船舶融資服務，為航運企業購置新船、船舶改造等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針對海洋石油勘探開發過程中的自然災害、技術故障等風險開展各類海洋保險業務，有效降低涉海企業的經營風險與融資難度，促進海洋產業穩健發展。

深化數字技術海洋賦能，拓展智慧海洋創新場景。首先，強化海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支撐。應通過數字技術和設備，面向海洋產業發展、海洋保護與開發等信息應用服務需求，拓展智慧應用服務能力，為海洋防災減災、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遠海航行保障、海洋與氣候變化研究等提供支撐服務。例如，我國的“海燕” 號水下滑翔機，能夠自主在海洋中進行長距離、長時間的觀測，收集海洋不同深度的各類數據，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對海洋環境的認知。在南海海洋觀測網建設中，我國投入大量資源，在南海海域布放數百個各類傳感器，覆蓋不同海域深度和范圍。這些傳感器收集的數據，不僅為海洋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還為海洋防災減災、海洋資源開發等提供了關鍵信息支持，助力我國對南海海洋環境的精細化監測與管理。其次，應推動港口與航運數字化升級。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港口設備的智能化管理和貨物的高效流轉。以寧波舟山港為例，該港口引入智能理貨系統，借助高清攝像頭和圖像識別技術，實時采集貨物裝卸信息，精準識別貨物數量、狀態，相比傳統人工理貨，效率大幅提升，差錯率顯著降低。同時，通過建設智慧港口調度平臺，整合港口船舶動態、泊位資源、貨物裝卸進度等信息，運用智能算法優化資源配置，合理安排船舶靠泊、裝卸作業順序，極大提高了港口吞吐能力。

促進海洋制度型開放，拓展藍色經濟國際合作新海域。首先，積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協作，提升國際規則的適應性與引領力。應主動參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會議等國際海洋事務對話與協商平臺，深入探討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等議題，結合自身海洋發展實踐，提出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規則建議。例如，在深海礦產資源開發規則制定討論中，我國基于對海洋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考量，提議建立更嚴格的環境評估機制，確保開發活動不對海洋生態造成不可逆的破壞，這一建議得到眾多國家的認可，推動了國際規則朝著更科學、更合理的方向發展。其次，強化海洋公共安全產品供給，維護海洋和平穩定秩序。海洋安全是藍色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應積極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海洋安全合作網絡。在海洋領域，世界海洋公共性與開放性的維護、航海自由的保障、以及海洋良好秩序的維持，均屬于海上公共安全產品范疇。以海洋數據為例，中國打造的國家海洋科學數據共享服務平臺，借助先進的傳感器技術與高效的數據處理系統，實現海洋數據的立體實時采集、持續更新，進而達成海洋信息的網格集成與知識的綜合應用。這不僅為海洋科研提供了海量數據支撐，還在海洋安全監測、海洋災害預警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大幅提升海洋安全治理效率。未來，中國可將增加海上公共安全產品，作為 “海洋命運共同體” 的重要內容進行實施和推進，進一步促進全球海洋安全與穩定，為藍色經濟國際合作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作者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戴民漢、王貴華、Jan-Gunnar Winther等：《綜合海洋管理和諧人海關系》，《世界環境》，2020年第4期。

②孫久文、蔣治、胡俊彥：《中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進與驅動因素》，《地理學報》，2024年第12期。

③趙昕：《海洋經濟發展現狀、挑戰及趨勢》，《人民論壇》，2022年第18期。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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