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內卷式”競爭具有“兩低兩高”的特征，即低價格競爭導致的低利潤、低利潤引發的低質量、惡性競爭在產業內外部的高傳導性，以及內卷結果帶來的高負外部性。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內卷式”競爭的成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產業鏈結構的現代化水平不高、產業鏈治理機制的有效性不足，以及產業鏈發展環境的循環不暢。破解“內卷式”競爭的關鍵在于推動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為此，需要加快“鏈主”和“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逐步建立高效、安全和公平的產業鏈治理機制；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完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均衡協同；推動本土市場更深層次融入經濟全球化，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進一步推動產業鏈的延伸與優化。

【關鍵詞】“內卷式”競爭 產業鏈 產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在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內卷式”競爭已經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對此，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內卷式”競爭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產業治理問題，同時也反映出我國產業轉型和升級過程中遭遇的挑戰和困難。因此，有必要從產業鏈的角度，分析和厘清其產生的內在根源和作用機制，為有效治理和預防“內卷式”競爭，促進我國相關產業和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和對策參考。

“內卷式”競爭具有“兩低兩高”的特征

“內卷式”競爭，是指企業主體以低價作為核心競爭策略，引發群體式逐底競爭，進而導致整個行業陷入利潤率下降甚至發展停滯的一種惡性競爭狀態。“內卷式”競爭的本質，就是市場參與者陷入一種逐步固化的惡性競爭狀態和低效率增長困境，企業在爭奪有限資源的價格競爭中，以相互消耗取代價值創造，短期生存壓倒長期發展成為企業目標，最終對整體產業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具體來說，“內卷式”競爭的主要特征可以總結為“兩低兩高”。

同質化的低價格競爭導致的低利潤。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常態，也是通過優勝劣汰機制來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除了價格以外，健康的市場經濟中參與主體還會選擇質量、設計、廣告和研發等非價格手段來相互競爭。多種競爭方式的綜合使用，既能保證消費者在足夠強的市場競爭中獲得質優價廉的產品與服務，同時又能保證企業獲得足夠的利潤來生存和發展。但是在“內卷式”競爭中，絕大部分的企業由于無法在質量、技術和設計等方面實現有效差異化，只能被動在單一的價格維度上進行激烈競爭，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價格向成本收斂，部分企業零利潤甚至是虧損。需要強調的是，低價格并不必然導致低利潤，如果企業能夠通過技術研發和管理優化來持續實現降本增效，反而可以通過主動降價來實現規模效應，進而讓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最終實現更高的利潤率。上世紀初，福特汽車引入流水線生產模式，通過效率的快速提升，讓汽車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進而可以通過主動降價讓汽車從奢侈品變成普通老百姓都買得起的交通工具，最終實現可觀的利潤增長。“內卷式”競爭中低價格競爭并不是企業的主動行為，而是被市場裹挾的被動之舉，同時由于其無法通過效率提升來降低成本，或者通過差異化來規避價格戰，最終只能接受零利潤和虧損的結果。

低利潤引發的低質量競爭。價格戰導致的低利潤結果，往往會催生出“內卷式”競爭的另一種特征，即低質量競爭。低質量競爭的本質，是競爭主體在極低利潤的市場環境下，受到價格剛性的約束，選擇降低質量來節約成本，或者通過不正當手段來獲得競爭優勢。低質量競爭的第一種表現形式就是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不斷下滑。在同質化產品的價格競爭中，一旦價格高于競爭對手，企業將喪失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因此在價格的硬約束之下，少數企業選擇在質量水平這一軟性約束上做文章，通過不斷降低產品質量來節約成本，以此規避零利潤或者虧損。由于質量水平往往難以被消費者直接感知，低質量產品憑借價格優勢反而能夠生存下去，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者往往因為成本劣勢和研發風險而難以發展，“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最終將導致整個市場充斥著低價低質的產品與服務。低質量競爭的第二種表現形式，則是企業違規行為的增多和市場秩序的混亂。例如，個別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誤導消費者，通過虛假報價和標注等行為來促成交易，或者大量模仿和剽竊其他廠商的創新成果，事實上擾亂了市場秩序和規則。這種違規行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地懲處，就會迅速被其他市場參與者效仿，進而使整個市場交易規則遭到破壞。

惡性競爭在產業內與產業間的高傳導性。惡性競爭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一個特定產業，或者產業鏈的特定環節，而是有全局性蔓延的趨勢。上述傳導機制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產業鏈內部的縱向傳導。隨著當前產業內分工的不斷細化，產業鏈條上部分環節的惡性競爭，很容易在分工機制下通過技術和交易等方式，向整個產業鏈進行傳導和擴散，最終形成全產業鏈的內卷。以光伏行業為例，產業上游由于產能過剩導致硅料價格大幅下降，上游企業的過度競爭通過產業鏈傳導至中下游企業，硅片、電池和光伏組件等下游環節的價格也同步下滑。另一種是產業間的橫向傳導，這種傳導機制主要依靠產業間的競爭和替代效應來實現。當某些行業之間的產品和服務存在較強的替代關系時，一個產業的“內卷式”競爭，會通過價格機制將資源與客戶吸引到本行業，促使類似行業進行降價。例如，近年來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價格戰，不僅導致行業內部的大部分企業利潤率下降，同時也給傳統的燃油車行業帶來巨大的降價壓力，部分傳統車型的價格甚至出現腰斬，一些傳統燃油車企業的利潤也大幅下降。

內卷結果給社會帶來的高負外部性影響。良性競爭可以通過正外部性來創造價值，但是惡性競爭則是通過負外部性進行資源內耗。“內卷式”競爭的高傳導性決定了其具有高負外部性影響。首先，內卷抑制創新，極大地損害企業的發展潛力。企業的極低利潤水平決定了企業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承擔創新活動的風險，進行有效地研發投入，客觀上導致整個行業的技術升級受阻和低端鎖定，供給側的高質量發展更是無從談起。其次，內卷引發的產能過剩催生了制造業的“泡沫經濟”。價格戰引發的企業規模擴張，直接導致眾多產業的實際供給遠超市場容量，這種錯配機制客觀上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最后，內卷帶來的效率損失對民生和社會也產生了負面影響。惡性競爭帶來的邊際報酬的持續下降，意味著企業加大投入卻并不能帶來合理回報，生存壓力最終會傳遞到勞動者。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工作強度持續提升的同時，勞動收入反而下降。

產業鏈視角下“內卷式”競爭的成因

我國產業鏈在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內部困境和外部壓力，是導致當前“內卷式”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

產業鏈結構的現代化水平不高

產業鏈與創新鏈未能實現融合發展。在第一波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利用全球龐大的國際市場需求，逐步構建起自身的產業體系和供給能力。在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的產業鏈結構體現出“兩頭在外”的特點：舍棄上游的研發和下游的市場，專注于中間的生產制造環節。這就導致中國的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發展存在長期脫節的現象，創新鏈未能有效支持產業鏈，部分企業存在重引進、輕創新的傾向，制約了產業鏈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少數產業鏈主體對于跟隨模仿式創新產生了路徑依賴，難以抓住技術革命的機遇實現技術躍遷，只能沿著領先企業的技術范式持續演進，通過工藝改良等手段降低成本，在中等技術水平上進行“內卷式”的低水平競爭。

技術的同源性和同構化，從根本上決定了產品和服務的同質化趨勢，價格競爭成為常態。底層技術的趨同性意味著產業鏈主體很難實現有效的差異化競爭，在現有技術能力上通過規模擴張來實現成本下降，成為一些企業的唯一選擇。

創新不足帶來的低附加值和低端生產，最終又會反過來加劇技術固化和行業內卷。推動技術升級，需要企業進一步增加研發投入。長周期和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都需要企業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對沖。但是，低附加值的產品與服務，加之高度內卷的價格競爭，企業難以獲得足夠的利潤來支撐上述技術跨越。

產業鏈延伸能力不足。延伸能力是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其長度代表分工深化程度與效率水平，其廣度代表產業鏈主體的多樣性和健康水平，其韌性代表產業鏈的自主性與抗風險能力。當前我國產業鏈延伸能力的不足，直接導致許多產業出現“內卷式”競爭。

產業鏈縱向長度過短所導致的市場與技術瓶頸更容易引發供需失衡。當產業上下游環節較少時，企業會遭遇市場和技術瓶頸的雙重約束：一方面，企業集中在產業鏈的某一環節，易導致供給能力過剩，而分工不足又意味著企業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提升，因此也無法有效創造需求，只能受制于有限的市場容量，這種供需失衡必然導致低效率的過度競爭。另一方面，產業鏈延伸度不足，也意味著企業很難通過上下游的協同創新來實現技術突破，整體產業鏈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也只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進一步損害產業鏈的縱向延伸能力，導致更多企業陷入內卷。

產業鏈橫向廣度的不足會引發企業之間的同質化競爭。產業鏈的廣度，是指在產業鏈某一環節上所涉及的產品和服務的種類與范圍，它反映了產業鏈在不同環節上的多樣化程度，以及供給能力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產業鏈寬度不足，就意味著同一產業鏈環節上的產品和服務種類差異化較低、業務模式重合，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該環節上的行業供給能力無法有效滿足多樣化的市場需求。產業鏈相同環節上的主體豐富度越低，不同企業之間的技術和產品的差異化越小，該環節上就更容易產生同質化競爭。

產業鏈的韌性不足，會使過度競爭從產業鏈局部環節加速向整體擴散。產業鏈缺乏韌性往往意味著其面對內外部沖擊時的風險控制能力低下，當某個環節的供給能力出現問題時，很容易沿著產業鏈向上下游進行傳導，引發連鎖效應。從需求側來看，韌性不足的產業鏈在面對外部沖擊時難以快速調整和適應，市場萎縮會導致企業為爭奪有限資源而引發“內卷式”競爭。從供給側來看，當產業鏈在某些關鍵技術上與供應商存在嚴重依賴關系時，斷鏈風險的加劇也會引發產業鏈其他環節的競爭加劇。

產業鏈治理機制的有效性不足

以“鏈主”為主導的產業鏈治理機制有待建立和完善。產業鏈治理機制，是指各類產業鏈主體根據一定的規則來協調和管理的方法，隨著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及其復雜度的不斷提升，產業鏈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產業鏈中那些具備技術、市場或者資源優勢的大企業天然具備“鏈主”的潛質，即在產業鏈的管理和協調中扮演主導角色，他們既是產業鏈運行效率持續提升的推動者，也是產業鏈安全韌性的保障者。在上一輪經濟全球化中，我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深度融入以跨國企業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當前，我國產業鏈治理機制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土的“鏈主”型企業發育遲緩，在傳統產業鏈中尚未構建起以我為主的治理機制。在傳統的產業鏈中，我國企業作為后來者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切入，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有鏈主的制約，挑戰現有規則的難度較大。并且在技術路徑相對清晰且單一的前提下，本土企業要想成為“鏈主”會遭遇技術和市場的雙重挑戰。在產業鏈治理中話語權以及市場影響力的相對不足，使得部分企業主要集中在產業鏈中附加值相對較低的環節，技術同質化程度較高的中小企業面臨較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部分產業出現的“內卷式”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產業鏈在全球分工中的特定位置，由于在技術供給、市場需求和商業場景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間，產業轉型升級面臨一定挑戰。

新興產業中本土“鏈主”初步建立的治理機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公平性和協同性的不足。例如，我國在電動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把握住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在部分領域實現快速發展和技術突破，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培養了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這些企業充分利用自身技術優勢，聚焦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帶動國內產業鏈整體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穩步邁進。但由于“鏈主”企業自身市場地位尚未穩固，仍需同國內外的對手展開激烈競爭，同時也缺乏對龐大且復雜的產業鏈的有效管理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產業鏈內部的“內卷式”競爭。少數主導型企業憑借其在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以延長賬期和壓低采購價格等方式來優化自身成本結構，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增加了行業內的競爭壓力。新興產業中少數“鏈主”企業的上述行為，一方面體現出其自身的市場地位仍不牢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缺乏戰略性的長遠眼光，過于關注短期利潤，忽視了產業鏈收益協同管理和利潤公平分配的重要性。

以“專精特新”企業為代表的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不足，使健康的產業鏈生態缺乏多樣性的主體支撐。有效的產業鏈治理固然需要“鏈主”的協調，但是掌握關鍵技術的創新型中小企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復雜的產業鏈中，創新型中小企業在特定細分領域往往具有技術優勢和專業化能力。這些企業通過差異化發展，既能夠在橫向競爭中形成獨特優勢，又能夠在縱向合作中保持一定的議價能力，從而有助于維護產業鏈的良性競爭生態。當前部分產業出現過度競爭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關鍵產業鏈環節中，“專精特新”企業數量不足，導致中小型企業同質化程度較高，差異化競爭能力有待提升。

政府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有待進一步優化。我國以產業政策作為重要抓手，通過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將有限資源集中到需要優先發展的重要產業，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非均衡發展的趕超型產業政策的負面作用也不斷顯現。

以消費者保護和質量管理為核心的監管政策有待進一步完善。引入最低質量標準的同時強化消費者保護，才能讓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選擇“向上”的技術和質量競爭，而不是“向下”的價格與成本競爭。通過持續提高市場的質量準入門檻，不僅能夠改善消費者體驗，而且能夠讓價格競爭成為推動質量提升和技術進步的催化劑，消除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問題。只有最低質量標準的持續提高，才能將有限的市場需求分配給高質量的供給者，而不是在眾多低質量的企業中形成低水平的競爭性均衡。

以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為核心的制度建設有待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足會抬高企業自主創新的成本，導致模仿盛行、創新動力不足，使價格競爭取代創新競爭成為市場主流。基于身份的市場準入限制，往往并不能實現對優質產業的保護，反而可能阻礙優質企業的發展，影響市場發揮優勝劣汰的有效機制，造成一個行業的低水平競爭。公平競爭環境的缺失，客觀上是對低效率企業的保護和對高效率企業的打壓，這種制度上的不公平，會造成很多低效率企業對于成本和質量的不敏感，催生大量的“僵尸企業”，成為“內卷式”競爭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在實施產業政策的過程中，需注重區域協調和適度發展。部分地區的標準和規則尚不統一，要素跨區域流動仍面臨一些挑戰，影響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既降低市場容量，又損害供給質量。此外，個別地方政府在爭奪資源的過程中，存在將政策和資本資源向本地企業傾斜的現象，在鼓勵本地企業進行規模擴張的同時，也努力避免其破產清算，一定程度上造成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

產業鏈發展環境循環不暢

逆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循環受阻，產業鏈脫鉤和收縮的風險引發和加劇了“內卷式”競爭。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產業鏈出現了明顯的內向化調整和重組趨勢，這種全球產業鏈生態的變化無疑會對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產生重大沖擊。

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和產業鏈收縮會加劇國內的市場競爭壓力。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通過積極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充分發揮制造業優勢，為全球市場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長期以來，對外貿易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當前，盡管外需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有所調整，但國際循環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在持續提高關稅的同時，還進一步提出“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將部分生產工序和分工節點從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和拉美地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產業鏈正常的國際循環。這種需求沖擊疊加產業鏈收縮，會將競爭壓力轉移至國內。

技術封鎖帶來的壁壘，導致我國產業鏈面臨升級瓶頸。美國針對關鍵核心技術對中國“卡脖子”，其實質就是發達國家為阻礙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的提升，通過技術封鎖來壓制后者的技術趕超。這種技術封鎖使我國產業鏈面臨著巨大的斷鏈風險，增加了我國產業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的難度。可能導致中國的產業鏈長期處于低附加值環節，難以向高端攀升，進一步加劇“內卷式”競爭。

消費需求驅動的高效內循環尚未形成，產業鏈重塑缺乏足夠的國內市場支撐。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獨特優勢，使其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強勁引擎，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盡管中國內需總量在全球位居前列，但在結構上仍有優化空間。例如，我國消費需求占比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提升潛力；我國收入分配格局有待進一步改善，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與我國經濟總量所體現的經濟發展規模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潛力尚未完全釋放，當前內需中政府投資占比較高，這種結構性失衡可能會引發廠商之間的“內卷式”價格戰與成本戰，加劇行業的產能過剩。中國產業鏈的重塑與升級，必然是依托內需，以及虹吸全球高級生產要素向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各環節集聚，沒有足夠的國內市場的需求支撐，尤其是以收入遞增為基礎的居民消費的持續升級，產業鏈的低端化困境就無從解決，產業內卷也難以消除。

依托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破解“內卷式”競爭

加快“鏈主”和“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逐步建立高效、安全和公平的產業鏈治理機制。上述兩類企業培育的關鍵在于持續提升其在關鍵技術環節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市場影響力。在財政支持上，可以設立專項基金支持相關企業開展技術攻關、品牌建設和市場開拓；在金融服務上，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在企業發展初期積極引入“耐心資本”，鼓勵有條件的相關企業在科創板上市，在做好反壟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和支持資本參與的企業并購，幫助龍頭企業快速成長；在制度保障上，持續完善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簡化行政審批流程，降低企業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積極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完善產業鏈治理機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強化產業鏈中不同主體的協同合作，通過政府和市場兩種手段強化“鏈主”大企業與“專精特新”小企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通過產業創新中心和技術創新聯盟等平臺，匯聚政產學研等多樣化的社會資源，加速產業鏈與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發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充分發揮“鏈長”作用，切實擔當起產業鏈治理中的協調者和維護者角色，針對產業鏈發展中的薄弱環節，統籌內外部資源補足短板，同時通過有效監管優化產業鏈分配機制，培育可持續發展的共享型產業鏈生態。

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完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均衡協同。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依托超大規模內需，驅動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其關鍵在于處理好以下三對關系的平衡。首先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平衡。產業政策的主導權應當逐步由地方政府轉向中央政府，建立兩者之間的縱向平衡機制，在中央制定產業政策到地方實施的過程中，確保規則一致和行動協調，避免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其次是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平衡。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逐步從針對廠商的直接補貼轉向面向消費者的間接補貼，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市場機制來提升產業政策的扶持效率。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可從過多的微觀主體干預轉向宏觀的規則制定，努力建設良好的營商環境，消除地方保護壁壘和市場準入限制，積極利用資本市場推動企業的破產兼并，加快市場出清的速度。最后是消費和投資的平衡。一方面，政府投資的方向和手段需要持續完善，既要聚焦包括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產業，也要強調投資手段的持續優化，充分利用政府投資基金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從“大水漫灌”轉向“精細滴灌”，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對于產業鏈發展的引導作用。另一方面，高度重視消費需求對于產業升級和產業鏈重塑的拉動作用，切實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初次分配環節優先向勞動收入加大傾斜，積極利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在實際收入持續提升的基礎上通過消費升級刺激相關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從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帶動整體產業鏈的高端化轉型。與此同時，政府需要加大消費者保護力度，加強質量監管，通過設立最低質量標準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同時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將存在質量問題和弄虛作假的企業逐出市場。

借助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備產業體系實現雙循環暢通，推動產業鏈的延伸與優化。面對嚴峻的逆全球化浪潮和西方國家的封鎖打壓，中國要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才能有效化解外部風險，其關鍵在于借助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備產業體系，加快我國產業鏈升級，在推動產業鏈全球范圍持續延伸的同時，不斷提高產業鏈的自主性和安全性。要依托共建“一帶一路”，鼓勵產業鏈相關企業“走出去”，加速產業鏈布局的多樣化。在利用國家資本輸出基建能力的同時，鼓勵產業鏈上的各類企業隨之“出海”，以本地設廠、產業園或者合作研發中心等形式整合本地資源，形成區域性的產業鏈，不斷提升中國品牌的區域影響力。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幫助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企業，在發達國家進行跨國并購和技術合作，提升自身的技術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要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將全球高級生產要素“引進來”。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是依托超大規模內需虹吸全球的人才、資本和技術向本國集聚，一方面可以加速國內外產業鏈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主體豐富和形式多樣的產業發展的健康生態；另一方面高水平對外開放可以形成高質量的競爭格局，技術和商業創新將成為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優勢，幫助中國的本土企業擺脫低水平的價格戰內耗。要破除壁壘，讓多方主體構成的產業鏈成為暢通內外循環的連接載體。對內開放的核心就是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企業層面來看就是減少針對民營企業的競爭約束，破除相關的行政壁壘和政策歧視。從部門層面來看，就是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和行政壟斷，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同時還要切實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加強中小企業保護，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從區域來看，要推動區域之間發展的均衡性，確保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在全國范圍的協調統一，消除因政策差異導致的市場分割，促進各種生產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

（作者為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江蘇省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經濟發展與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2JJD790037）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以平臺型‘鏈主’為主導的產業鏈關聯機制與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4BJY022）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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