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追溯全球化的起源，有助于我們思考全球化底層邏輯是否發生改變及我們該如何予以有效應對。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全球化皆具有三對矛盾互動的基本特征：單向度與可逆性、非中性和中性、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新的動蕩變革期及此輪逆全球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潮的沖擊；主客觀“脫鉤斷鏈”沖擊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科技進步既拉動增長又制造“數字鴻溝”；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增長雙重治理目標難以兼顧；全球治理體系本身面臨嚴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危機。當下，如何讓全球化重回健康軌道，成為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重大歷史性命題。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正致力于構建以開放型世界經濟、數字賦能與創新驅動、綠色可持續發展、互利共贏與普惠包容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關鍵詞】全球化 全球治理 民粹主義 逆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114.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6
【作者簡介】任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大國關系與全球治理、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組織與國際談判。主要著作有《霸權興衰與變動中的全球治理秩序》《反思全球治理：安全、權力與制度》等。
全球化的起源、定義與基本特征
追溯全球化的起源有助于我們思考全球化底層邏輯是否發生改變及我們該如何予以應對的問題。全球化底層邏輯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塑造具有基礎性作用。有人會將全球化追溯至大航海時代，也有人會溯源到19世紀的帝國世界體系或是殖民時代。然而，現代意義的全球化應主要由市場驅動，雖然無法完全規避非中性問題，但也帶有一定的公平性和自由貿易特征，不應涵蓋具備強制性和掠奪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經濟。雖然，“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國主義政策都在推動貿易發展，但是，這里更多的是強權國家濫用權力，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1]緣起于現代的經濟全球化深刻改變著并已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交通運輸的便利、通信技術進步為全球市場的開放與整合提供助力，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隨著分工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生產要素所有者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利益最大化，這構成了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
全球化的相關概念千千萬萬，定義的主要維度有以下三類：在器物層面，經濟全球化指“貨物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程度提高的過程”[2]，以資源配置全球化為核心特征，主體是跨國公司；在制度層面，治理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則是一個世界各國融入統一的全球性的規則體系并據此行動的過程；在觀念層面，“借助于傳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在交流與碰撞中呈現出趨同與分化的趨勢”。[3]本文更多是從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談及全球化。
全球化具有一些彼此矛盾互動的基本特征，它們互為硬幣的兩面，決定了全球化的行進軌跡。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不同的國際環境下，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兼具了不同的特征及其組合。因此，研判全球化的行進方向，亟需深刻領會其諸多基本特征的矛盾互動。
單向度和可逆性。全球化從來不是一帆風順和單向度的，而是存在可逆性和波動性的。歷史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循環往復，永遠處于變動當中。從經濟學視角看，合是為了整體利益最大化，各利益攸關方關心的是絕對收益；從權力視角看，分則是為了個體利益最大化，重要利益攸關方無法忍受他者獲益大于自己。實際上，任何外部環境和內部處境的變化，都可能會改變核心利益攸關方對全球化的態度，進而對其行進方向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全球化的發展路徑往往很大程度上服從于全球政治體系中的霸主國家及其強勢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和意志的對比，因此，一定時期中，逆向運動如果符合它們的利益，當然也很可能成為歷史的選項”。[4]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作為全球化發起者之一的霸權國會制造全球化逆流。此外，利益攸關方不僅涉及各類型國家，也涉及各國國內的不同社會階層，正如資本獲益階層和制造業從業者就對經濟全球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過，可逆性并不意味著全球化會停滯不前。實際上，支持或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從來沒有停歇。歷史上每個經濟周期的過渡節點，我們都能聽到質疑全球化的聲音。所謂逆全球化現象往往是全球化的短期震蕩或回流，是部分利益攸關方因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諸多全球性或本土性問題及挑戰而產生的應激性和保護性反應。當這種在特殊時間節點上的調適行為結束，則意味著全球化逆流終止，全球化大潮前赴后繼，奔赴未來。
非中性和中性。全球治理依托于規則層面的全球化而得以推廣和固化。然而，全球治理的規則具有雙重特性，既有中性規則，從功能層面確保全球化運行，又有非中性規則，維護發達經濟體的“先行者權益”。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下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內容的協議》（1986～1994年達成）在保護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同時，也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獲得相關知識的機會空間，這是規則非中性的體現。與此同時，世貿組織本身也兼具規則中性特征，這在過去幾十年里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騰飛創造了穩定的制度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的擴散過程就是指（中性或非中性）國際規則、規制和規范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實施的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統一，從而打破經貿壁壘，降低包括國家在內的各類經濟體之間的交易成本。總之，中性規則通過正向“溢出效應”讓諸多國家或非國家利益攸關者獲得諸如得自全球貿易投資的收益，而非中性規則的存在也埋下了全球化需要階段性調試或長期克服的根源性矛盾。
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前者往往會弱化國家邏輯，后者往往會強化國家邏輯。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兩者都需要各成員國讓渡部分主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國家角色，但也在提升國家治理的必要性。強化國家功能以及提升治理能力是及時應對全球問題和全球挑戰的客觀需求。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出現民粹主義“賦能”國內政治乃至溢出至國際議程、破壞全球化進程的現象。正如特朗普一度試圖增強國家政府對資本的駕馭能力，以達到平復國內反對情緒、提高美國政府收入、增強統治合法性的目的，具體表現為“特朗普要規制資本，規定資本的去向，希望美國資本留在國內，創造就業和稅收”。[5]雖然無法判斷特朗普駕馭資本的目標是否能夠實現，但此舉的確反映了其通過強化國家邏輯來回應全球化弊端、尋求贏得更多選票的現象。實際上，國家治理（強化國家邏輯）與全球治理（弱化國家邏輯）之間存在著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約的辯證關系，全球治理有賴于有效的國家治理而得以落實和推進，但也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外部助推力。[6]各類型國家在應對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全球性問題時，都需要妥善處理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處理得當，將可以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處理不好，則會滋生民粹主義的土壤。
新的動蕩變革期逆全球化的成因
當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化遭遇歷史性逆流。在一系列新舊因素的沖擊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也對各國內政外交政策帶來新問題和新挑戰。因此，亟需盤點新的動蕩變革期及此輪逆全球化的基本特點及成因，進而思考全球化底層邏輯變動與否的深層次原因。整體而言，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潮不斷沖擊全球化（開放與發展的矛盾）；主客觀“脫鉤斷鏈”沖擊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經濟與權力的矛盾）；科技進步既拉動經濟增長又制造“數字鴻溝”（技術進步與包容發展的矛盾）；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增長雙重治理目標難以兼顧（綠色與發展的矛盾）；全球治理體系本身面臨嚴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危機（治理需求與治理供給的矛盾）。
美國大選結果揭示民粹主義擁有廣闊市場，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助長經濟全球化逆流。此前，全球化的“反對者”往往被認為是在經濟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此輪逆全球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受到經濟全球化排斥的普通民眾。后者的民粹主義情緒在現代網絡通信手段的裹挾下迅速蔓延，在發達國家內政（極端政黨當選）和對外政策（單邊貿易盛行）中皆產生了超出預期的政治影響力，催生出巨大的全球化逆流。而民粹主義情緒若未能有效控制，其產生的極限影響可能會導致世界整體福利的下降。有研究分析了“脫鉤”只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不針對第三方國家的特殊情景。該研究認為，“在此情景下，美國、中國和世界都會遭受福利損失，但福利損失相對較小。與基線均衡相比，美中兩國福利下降0.41%，世界福利下降0.11%”。[7]同時，一旦“脫鉤”和高關稅的影響最終反映在消費品上，普通民眾的利益將遭受損失。[8]作為福利受損的利益攸關方，發達國家國內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可能又會呈現螺旋上升趨勢。
經濟全球化在國內各階層間帶來非中性收益，導致財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也為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提供了溫床。思潮本身也是弱勢群體不滿情緒（針對不合理收益分配現狀）在思想領域的真實寫照。如若相關國家未能實現合理的財富二次分配，并及時有效地應對全球化進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往往會導致社會內部分化加劇，民粹主義思潮也會因此持續上漲。一旦這種情緒累積至一定程度，就會形成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而特朗普的再次勝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這種壓力。他在政策宣示中頻頻“策應”這種需求，訴諸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設置貿易壁壘、進行單邊制裁。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夾雜了極端政治傾向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不僅意味著強勢國家邏輯回歸，主觀撕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破壞世界市場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還會導致國際關系日趨緊張，甚至引發地區性乃至全球更大范圍內的沖突。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在經歷深度調整，主客觀“脫鉤斷鏈”沖擊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負和博弈”逐漸取代“正和博弈”。與民粹主義敘事甚囂塵上相伴的是，部分發達經濟體不斷訴諸單邊貿易和保護主義措施，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巨大沖擊。2024年11月13日，世貿組織發布第31期《二十國集團（G20）貿易措施監測報告》，指出“在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的審查區間內，二十國集團經濟體對貨物采取了91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和141項貿易便利措施，大多涉及進口。相關限制措施的貿易覆蓋范圍估計為8289億美元，較上次二十國集團報告的2460億美元大幅增加。貿易便利化措施覆蓋范圍由3188億美元增至10696億美元。”[9]過去一年的數據顯示，二十國集團經濟體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覆蓋面正在顯著擴大，且部分經濟體存在“向內轉”和單邊貿易的偏好轉向。然而，制裁涉及所謂關鍵核心領域的識別標準并不清晰，“國家安全”的概念被頻頻濫用于打破世貿組織的約束。冷戰后幾十年內，劃界日漸明確的和平與發展、安全與經濟問題開始變得糾葛不清，全球化的經濟邏輯不得不在權力邏輯面前“折腰”。
主客觀“脫鉤斷鏈”正在改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布局原則及分布格局。隨著霸權護持的強勢國家邏輯回歸，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業鏈供應鏈出現明顯的本土化和友岸化趨勢，加之地緣政治沖突升級帶來的客觀斷鏈，上一輪經濟全球化塑造的復合相互依賴關系遭遇人為拆解。為了“提高風險應對能力”，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出臺相應鼓勵政策或限制政策，推動本國制造業回流；實際上，部分大國訴諸所謂“脫鉤斷鏈”“去風險”的霸權重置行為，正在破壞市場導向和效率優先原則，干擾了正常的國際經貿往來，動搖了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實際上，以權力爭奪為核心特征的“負和博弈”正在替代以經濟相互依賴為基礎的“正和博弈”。此外，各類排他性的“小圈子”正在逐步勾畫出“友岸化”的貿易格局。諸多大型區域性自貿協定的簽訂也在改變全球經貿格局，包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其中，部分發達國家刻意塑造具有排他性和非中性特征的區域性規則，抬高或威脅抬高關稅水平，給區域貿易乃至全球貿易帶來重大不確定性風險。
新一輪科技革命具有“雙刃劍”效應，既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新動能，又會拉大“數字鴻溝”加劇深層矛盾。這種雙向效應正如硬幣的正反兩面，是相伴而生的。當技術進步被應用于生產，不僅能夠減少人力資源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并通過自動化、精細化、標準化和智能化提高產品的產量與質量；當技術進步被應用于消費環節，可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使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在線購物、遠程操控智能家電、體驗無人駕駛的時尚便利等。然而，技術進步也帶來了就業不足、安全隱患和科技倫理等新問題。以數字領域為例，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日漸成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近年來，數字經濟已經悄然成為連接各國人民和各國經濟的“新橋梁”。然而，數字技術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在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在發達經濟體和欠發達經濟體之間、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形成“數字鴻溝”。國際電信聯盟發布的《衡量數字發展：2024年事實與數據》報告指出，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技術獲取和應用上的差距擴大，導致全球數字鴻溝加劇。2024年，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例在高收入國家中約達93%，但在低收入國家僅為27%；在5G網絡覆蓋方面，2024年高收入國家的覆蓋率約為84%，而低收入國家僅為4%；此外，全球仍有約三分之一的人口無法上網。[10]
此外，圍繞數字技術的國際規則尚且空白，國際社會亟需就此建章立制。在此進程中，大國共識與大國合作尤為重要。然而，部分發達經濟體卻以意識形態為基礎，以泛安全化為借口，以聯盟政治為依托，以樹立高標準新規則為手段，頻繁塑造排他性、等級化和非中性的“小圈子”，給該領域統一性和包容性規則的形成制造障礙。2024年5月，七國集團（G7）、歐盟、韓國、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發布了有關人工智能治理的《首爾宣言》，卻并未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非美西方國家參與討論。此類排他性“小圈子”的建立加劇了該領域的治理赤字和“數字鴻溝”。
全球氣變治理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上升，但發展赤字和環境治理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嚴重掣肘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如期實現。在需求端，國際社會面臨不斷增加的治理需求和發展困境，各經濟體一時間難以兼顧應對氣候變化和增長壓力的雙重治理目標。2024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全球氣溫升幅接近1.5°C的臨界點。[11]但國際社會疲于應對全球多地沖突帶來的地緣局勢緊張局面，大國博弈升級導致大國間互信不足，尤其是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各國發展資源短缺，致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問題日益嚴重，亟需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應對；另一方面，全球氣候治理融資相對短缺，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承諾兌現情況并不樂觀。一時間，“可負擔氣候”成為發展中經濟體乃至發達經濟體共同關注的議題。
在供應端，可獲得的全球氣變治理公共產品愈加“捉襟見肘”，氣變治理融資和發展融資嚴重不足。加之，由于面臨經濟增長不足和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主要發達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意愿呈現“雙降”態勢，客觀上也進一步加劇了當下的治理困境。以美國為例，早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國總統時，就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但由于締約國在協定生效日（2016年底）起三年內無權退出的條款限定，并未如愿退出；而若2025年初就任的特朗普政府向聯合國遞交退出《巴黎協定》的通知書，將不再受限于此。特朗普政府提出退出《巴黎協定》的理由就是氣候治理與發展目標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其高舉“美國優先”大旗，號召制造業回流之際，自然不想受到《巴黎協定》的束縛，進而通過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達成美國再工業化的目標。霸權國的國家邏輯強勢回歸，不僅將增強相關議題的非中性，更為氣變治理制造了重大障礙，無益于多邊集體行動的達成。此外，歐盟及區域內發達經濟體在經濟不景氣、地緣政治、難民壓力和國內思潮等因素的多重影響下，正在逐步改變其政策偏好，或也不再將氣候變化議題列為重點議事日程。
全球性問題的不斷增加，彰顯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但全球治理體系本身卻面臨有效性與合法性危機。一方面，全球性問題與挑戰日益增加，發展赤字與治理赤字不斷加劇，亟需國際社會增大公共產品的融資體量。聯合國發布的《2024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目前，僅有17%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展順利，近一半目標進展甚微或完成一般，超過三分之一的目標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與2019年相比，2022年新增23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1億多人遭受饑餓。2023年，死于武裝沖突的平民人數激增”；其中，“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缺口為每年4萬億美元，亟需更多資金支持和財政空間”。[12]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體系本身面臨有效性與合法性不足的問題，但大國共識缺失制約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行及改革完善。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及推動其改革完善的能力及動力下降，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缺口有增無減。此外，為了護持霸權，霸權國不斷工具化多邊治理機制，乃至謀求“退出外交”，奉行“合宜則用，無用則棄”，進一步降低了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
世貿組織是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制度支撐，也是遏制全球化逆流的國際規則屏障。然而，部分國家繞開多邊機制構筑排他性“小圈子”和頻繁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的行為，都在沖擊世貿組織“貿易推動發展、開放促進繁榮”的重要宗旨和基本精神。在進出口、市場運營、投資和技術合作等領域，霸權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單邊管制措施，肆意將本國利益和法律凌駕于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多邊規則之上，嚴重違反了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競爭原則。世貿組織亟須制定客觀、清晰和非歧視性的標準與規則，并出臺相關處罰措施，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的邊界，保障國際貿易的順利運行。此外，爭端解決機制在美國的阻礙下一度停擺，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因此受到極大挑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機制生存危機。不過，值得肯定的是，世貿組織近年來開始碰觸發展內涵和決策機制兩個深層次改革議題，[13]尤其是在世貿組織第13屆部長級會議（MC13）之后，世貿組織改革有一定進展。整體而言，一方面，在暢通國際貿易、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方面，國際社會對世貿組織機制的需求在上升；另一方面，世貿組織機制本身卻遭遇效率困境、合法性不足和改革共識缺位的難題。
新型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貢獻
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確定性風險攀升，國際社會亟需予以深入分析和系統應對。然而，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雖然遭遇逆流、步入崎嶇路段，但其持續生命力及發展大勢從未改變。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及不斷攀升的發展赤字與治理赤字，如何讓經濟全球化重回健康軌道，推動世界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共贏、普惠、包容的方向發展，成為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重大歷史性命題。如果可以塑造一種新型全球化，從根源上破解諸上癥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全球化逆流及其負面影響的出現。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及國際秩序穩定的“壓艙石”。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正致力于構建以開放型世界經濟（致力于解決開放與發展的矛盾）、數字賦能與創新驅動（致力于解決技術進步與包容發展的矛盾）、綠色可持續發展（致力于解決綠色與發展的矛盾）及互利共贏與普惠包容（致力于解決治理需求與治理供給的矛盾）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
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推動塑造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呼吁維護聯合國框架下世貿組織作為主渠道，倡導通過加強合作、平等對話和協商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國際貿易爭端。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反對保護主義，反對‘筑墻設壘’、‘脫鉤斷鏈’，反對單邊制裁、極限施壓”。此外，中國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型對外開放，積極擴大自主開放、單邊開放，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斷夯實與拓展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借助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契機，中國致力于推動國內國際市場的良性互動，與共建國家分享發展紅利，為全球經濟增長和共同發展與繁榮提供助力。
重視數字賦能與創新驅動，帶動世界經濟提質增效。數字技術與新增長動能數字經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漸扮演起牽引并帶動全局性和系統性發展的角色，已經在實踐中展現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在重視數字賦能和創新驅動的同時，中國呼吁妥善應對“數字鴻溝”，進而從源頭上克服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兼顧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關切。習近平主席強調：“要堅持發展優先，彌合數字鴻溝。各國應該攜手推動數字時代互聯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和素養，尤其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融入數字化浪潮。”[14]近年來，中國持續加快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培育和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力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數字經濟）有效融合；不斷完善數據開發利用的國際制度環境，主動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區域內外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此外，中國不僅致力于推動自身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也積極與區域內外國家分享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帶動區域乃至世界經濟提質增效。
支持綠色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助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近年來，中國可持續發展水平穩步提升，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重要助力。《中國可持續發展評價報告（2024）》藍皮書指出，過去七年，中國可持續發展綜合指數穩步增長，增幅已達46.8%。[15]中國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倡導綠色可持續的發展理念，旨在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之一，也是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在太陽能、光伏和風能等領域處于領先地位。中國不僅促進自身的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也積極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發展經驗，為全球氣變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重要貢獻：“截至目前，中國已與42個發展中國家簽署了53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通過合作建設低碳示范區、開展減緩和適應項目、舉辦交流研討班這些方式，幫助提升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16]
構建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習近平主席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我們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17]中國充分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求同存異和普惠包容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旨在解決好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問題，另一方面支持各國走出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動搖。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以及全球文明倡議，不斷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通過知識分享和經驗交流，幫助欠發達國家與地區尋找適合其自身實際情況的獨立發展路徑。中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將發展議題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議程，致力于提高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從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中國首次提出要將發展議題置于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位置，到2024年二十國集團里約峰會，中國支持峰會主席國巴西將發展議題置于核心議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對全球南方共同發展的高度關切和構建普惠包容經濟全球化的不懈努力。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4MZD026）
注釋
[1]參見丹尼·羅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2]樊綱：《全球化、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世界經濟》，2001年第2期。
[3][4]參見張宇燕：《全球化與中國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5]鄭永年：《全球經濟大趨勢：三個不能“低估”》，2024年11月19日，http://comment.cfisnet.com/2024/1119/1330805.html。
[6]吳志成：《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7]Naoto Jinji, Shunya Ozawa,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n Illustr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economic-consequences-us-china-technological-decoupling-illustrative-quantitative.
[8]Alicia Garci?a-Herrero, "China's Continued Focus on the Same Export-Driven Model Is Bound to Hit an Impasse," https://www.bruegel.org/newsletter/chinas-continued-focus-same-export-driven-model-bound-hit-impasse.
[9]《世貿組織報告顯示，G20貿易限制措施激增》，2024年11月14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411/20241103545529.shtml。
[10]國際電信聯盟：《衡量數字發展：2024年事實與數據》，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facts/default.aspx/。
[11][12]《2024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4/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4.pdf。
[13]《WTO改革進程開始觸及深層次議題》，2024年10月29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411/20241103544044.shtml。
[14]《習近平繼續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2022年11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16/content_5727241.htm。
[15]參見《可持續發展藍皮書：中國可持續發展評價報告（202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
[16]《〈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24年度報告〉發布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在行動》，2024年11月12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6238.htm。
[17]《習近平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的致辭（全文）》，2023年8月2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9641.htm。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Responses of the Anti Globalization Current
in the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Ren Lin
Abstract: Tracing the origins of globalization can provide insights into whether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have evolved and how we should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chang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globalization exhibits thre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nidirectionality and reversibility, non-neutrality and neutrality, and global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recent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several factors: the rise of populism,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the disruption caused by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decoupling" to the foundational logic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dual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at fosters growth while simultaneously creating a "digital divide"; the challenge of balancing the dual governance objective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evere crisis of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with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framework. Presently, steer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a healthier trajectory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China is dedicated to fostering a new form of 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an open world economy,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green and sustainable practice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inclusive growth.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populism, anti globalization,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