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已經興起，全球化之所以能在中國成功落地并取得全面成效，與中國文化將其“本土化”的實踐密不可分。作為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應勇于承擔使命和責任，在新一輪全球化中扮演關鍵角色，為全球化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作出貢獻。同時，將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取得的經驗和成就應用于當下的文化和理論建設，實現中國道路和中國文化的本土全球化走向，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并構建“全球人文”以推進全球文明的互鑒互證。
【關鍵詞】新型經濟全球化 全球本土化 本土全球化 中國式現代化 全球人文
【中圖分類號】F114.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3
【作者簡介】王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現當代西方文論、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主要著作有《“后理論時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當代中國外國文學批評史》等。
從20世紀末至今，全球化問題一直是國際學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地研究者在這方面發表了大量著述。[1]盡管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后全球化”等噪聲不絕于耳，但這反而凸顯了全球化這一話題的重要性和可持續研究價值。當前，學者們關心的焦點在于，既然美國對全球化的態度從支持轉向反對，那么作為全球化受益者之一的中國，[2]應該如何應對？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合作共贏、促進全球化理論發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應勇于承擔使命和責任，在新一輪全球化中扮演關鍵角色，將在全球化進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積極應用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實踐。有鑒于此，本文將延續我以往的研究，進一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土和全球意義。[3]
中國式現代化：“全球本土化”的產物
盡管全球人文社會科學界有眾多學者參與關于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但是人們依然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全球化能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實施并取得不同的效果？這顯然與它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本土化”密切相關。已故英美社會學家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作為從社會和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提出了“全球本土化”的核心理念，認為全球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實現，即全球化使得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融入特定的文化語境進而實現本土化；同時它也能使具有“特殊意義和價值的東西”通過全球化這一平臺實現國際化。就此而言，全球化在中國的成功實踐為這一理念提供了有效支撐，并推動了全球化研究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拓展。羅伯遜在闡述“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時這樣寫道：全球化的概念實際上表達了我近年來關于全球化的大部分內容。在我看來，全球化的概念涉及傳統上所謂的全球和局部，或者更一般地說，普遍和特殊的同時性和相互滲透。嚴格地說，就我自己在當前關于全球化的辯論和話語中的立場而言，我（和其他人）甚至可能有必要偶爾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sation）一詞代替頗有爭議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詞。[4]
應該承認，全球化在中國的成功實施及其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證明了“全球本土化”策略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實際上，這也在國外理論思潮成功著落中國并長足發展的事實中有過先例。例如，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翻譯和帶有主體建構性的闡釋進入中國，并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5]因此，中國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可以視為全球化及全球本土化在中國實踐的獨特成效和成功案例。這進一步證實，具有普適意義的全球化理論只有與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實踐相結合，并經過實踐者的調整和改造才能取得成功。中國的成功經驗為正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參考與啟示。中國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和創新性發展，而非機械照搬或應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詞句、理論和著述。至于全球化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土壤并成為中國版本，我們則可以說，全球化進入中國之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一些學說進行了深入對話與融合，進而形成了一種新的變體。[6]
在政府的支持和學者們的努力下，中國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全球化理念應用于人文學術研究，推動著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化進程。當前我們正在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發展和延伸，其核心特征在于全球本土化和全球文明的互鑒互證。因此，當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興起時，其發源地已經不再局限于西方，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非西方國家，并將經歷一個從這些國家走向全球的過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全球北方”（global north）長期主導全球化研究的一種反撥。這種研究范式的轉變，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得到了充分體現。[7]習近平主席向世界傳達了一個核心信息：全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處于一個利益攸關的共同體中，既有共同的利益，又共同面對并承擔風險和挑戰。
在深入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與全球本土化實踐之前，我想再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國及全球的重要意義。[8]全球化之所以能在中國成功落地并取得全面成效，與中國文化將其“本土化”的實踐密不可分。儒家學說在全球具有廣泛影響，其核心在于通過自我修養實現“治國平天下”，即通過個人修養來影響國家治理和世界事務。道家學說則提供了一種平衡視角，強調陰陽的相互依存和制衡。20世紀以來，受西方現代性的啟發，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文化翻譯活動，將對中國現代性發展有益的西方理論和文化思想翻譯成中文。例如，阿瑟·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亨利·柏格森的生機論、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價值觀重估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等理論，這些理論進入中國后，經過中國文化的本土化吸收和改造生根發芽。而經過“中國化”的西方理論，也能以本土化的創新形式返回西方學界，促進東西方學術交流。[9]有鑒于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可以遵循這種“雙向”模式，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特征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相輔相成，體現了中國語境下的全球化“中國化”或“全球本土化”實踐。正是由于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世界意義，因此能夠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受到重視并被效仿。[10]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區別在于其內涵：它不僅包含物質文明的現代化，也包含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即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應該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為特征。此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要保持其獨特性，還要與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分享其成功經驗。在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這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具體表現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理論激活了中國的文化思想，推動了中國文學和人文學術的創作與理論批評實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過研究宣傳闡釋，不僅進入了國際理論界和思想界，激勵和影響了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同時也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整體化”的現代性大一統模式。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性等普適性理論在進入中國之前，都應經過“本土化”或“中國化”適應。中國的現代性雖然受西方影響，但融入了更多本土元素，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其特征在于包含了追求和諧、保留差異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并融入了多樣化和去總體性的后現代因素，這些已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顯現出指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1]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5個中國特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切實把握好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從文化和文學的視角出發，我將進一步探討在新一輪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其對自然資源和文化文明綜合發展的重視。這種模式不僅適用于中國，也為全球探索現代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范例。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往往伴隨著能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破壞，這一點在美國生態主義者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得到了深刻揭示，該書的出版標志著美國文學生態批評的興起。雖然中國的文學生態批評是從西方引進的，但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智慧，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平衡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2]中庸是儒家的道德標準，植根于人性，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即保持人與物的平衡，適應不同的時代、事物、事件和地點。
“征服自然”“人定勝天”等口號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破壞了生態自然結構。因此，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反思人與自然的對立，從自然生態學的角度出發，摒棄人類中心主義，認識到自然資源對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作為文學生態批評和環境研究的人文學者，我們實際上已經在多個層面上對此作出回應。[13]但我仍然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對于構建新型的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土全球化”意義
全球化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其雙向性：它既能將具有普適性和全球性特征的概念落實到特定的民族和地區，實現所謂的“本土化”；也能將獨具民族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推向世界，實現其“全球化”。西方學者羅伯遜用自創的英文術語“glocalization”來描述前者，而我嘗試用“lobalization”（本土全球化）來表達后者，盡管這一概念仍有待國際學界的廣泛認可。關于全球化的起源，學界觀點不一，但我始終認為，如果經濟全球化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向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輻射擴散的過程，那么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可以視為全球化的起點之一。在此之前，歐洲人以“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自居，認為歐洲文化和工業化水平天然優越。哥倫布的發現打破了這種狹隘的思維定式，揭示了地球的廣闊和多樣性。從經濟角度看，將哥倫布的發現視為全球化的起點之一是恰當的。
然而，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可以被視為文化全球化的源頭之一。絲綢之路不僅跨越了海洋（海上絲綢之路），也貫通了陸地（陸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包括廣州、泉州、寧波以及長安（今西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如果說經濟全球化是從西方擴散到東方的過程，那么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則代表了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不僅從東方到西方，更確切地說，是從中國到整個世界。這不僅是全球化在當代的中國版本，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全球化理論的重要貢獻。由此可見，在當前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擔任領軍角色是可行且必要的。
現代化這一概念及其內涵最初源自西方發達國家，但進入中國以后與中國本土元素發生了交互，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形態。對于那些抵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后發的現代化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化后，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率先在發展中國家中解決了貧困問題，縮小了城鄉差距，并通過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稅率及提高低收入人員的個稅起征點縮小貧富差距，一些中國大城市的人口和GDP已超過一些歐洲中小發達國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較早地意識到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城市環境得到了初步治理和改善，自然景觀也逐步得到恢復和修建，這些都是確保中國式現代化沿著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前行的必要基礎。
文化全球化不僅促進了國際理論思潮在中國傳播，也助力中國文化和理論走向世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與發展，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隨著全球化浪潮傳播至全球各地。毛澤東思想對西方思想家的啟迪和影響，我在其他場合已作過探討，此處不再贅述。[14]根據現有的研究，在所有中國外譯的文學作品和人文學術著作中，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外譯數量最大，所譯介和傳播的語種也最多。全球多個國家已成立了近百家機構，專門研究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國際社會之所以關注毛澤東同志及其著作，主要是為了深入了解其學說，以此觀察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并從中洞察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李君如指出，“在目前經濟全球化格局愈來愈明顯的趨勢下，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愈來愈超越國界而具有了國際化特征”。[15]另外根據早先的不完全統計，自新中國成立到1967年10月，毛澤東同志著作已被翻譯成65種語言，共計853種版本，其中《毛澤東選集》有48種，單篇本、文集、匯編本、語錄等達805種，[16]而今日的數據已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這一現象不僅值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研究者引以為豪，也應引起他們的重視和認真研究。[17]
近年來，國際學界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念，尤其是“構建人類共同體”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日益增長的關注，學者們貢獻了自己的見解。[18]盡管部分西方學者對相關理論的闡釋存在一些誤讀和誤解，但這反映出國際學界對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所持觀點的濃厚興趣，并認為這些觀點有助于其深入了解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中國獨特的國情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視角，對全球化理論進行的創新和發展，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發揮關鍵作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支撐。這一理念依托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在國際理論界和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全球化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彰顯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國際視野和廣闊胸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打破了傳統時空限制，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使全球各地的人們緊密相連，生活在一個互聯互通的“地球村”，共同面對著利益和責任。因此，構建一個既代表全人類共同利益又具有“全球本土化”特征的命運共同體是可能且必要的。
全球文明互鑒與“全球人文”的建構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全面融入全球化體系，并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全球化的發展貢獻了中國經驗和成功實踐。全球化不僅是一個跨國界的現象和理念，還應包含雙向發展的路徑：既從西方傳播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關于這一觀點，我已在一些國際場合作過闡釋。[19]全球化無疑為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寶貴的發展機遇，并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傳播。
自全球化于世紀之交進入中國以來，一些人文學者就擔心其會導致中國文化的“殖民化”或“西方化”。但實踐證明，中國文化正在穩步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國的成功實踐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化鋪平了道路，促進了全球文明的互鑒和互證。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得益于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和國際出版機構的努力，一些中國的人文學者在勞特利奇、德古意特和施普林格等國際知名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講述和傳播中國故事和思想的人文學術著作。斯坦福-愛思唯爾聯合發布的全球人文學術研究影響最大的2%頂尖學者名單中，也出現了中國人文學者的名字。[20]這表明中國的人文學術正逐漸獲得國際認可，也必將為跨文化和跨文明對話鋪平道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明互鑒和互補性日益明顯，這為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理論和話語提供了形成全球倫理秩序共同原則的可能。盡管西方與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存在許多差異，但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例如，西方哲學中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與中國儒家的中庸思想存在明顯差異；而后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則與中國文化的兼收并蓄、求同存異和互利共贏的理念更為接近。因此，中西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補是可能的，兩者不應處于對立狀態。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文化和人文自然會獲得世界的認可。然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似乎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的警覺，這一點從近十年的兩屆美國政府不斷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就可以看出端倪。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有責任加強與西方人文學界的對話和交流，以影響歐美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讓他們認識到單邊制裁最終會導致雙輸結果。如果他們能將這種利害關系轉達給政策制定者，或許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的對抗性競爭，進而最終實現雙贏。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不應該對立，而應致力于相互學習借鑒、理解尊重、交流融合、增進了解，從而共同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經濟硬實力是各國追求的目標，而文化軟實力因其蘊含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具有獨特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們曾期望西方的漢學家能承擔起推廣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成果的重任，但實踐證明這種依賴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應更積極地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為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提供體現中國智慧的解決方案。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一些國內人文學者提出了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聲音的愿望，旨在構建世界文明秩序、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在過去十年中，得益于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季羨林、梁漱溟、張岱年等人文學術大師的著作開始進入國際視野，盡管其長遠影響仍需時間來評估。新一代的人文學者憑借其豐富的國際經驗、嚴格的學術訓練和精湛的外語能力，必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并取得更顯著的成就。盡管反全球化聲音不斷，但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近年來，我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了“全球人文”的概念，[21]主張積極推動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海外傳播，科學無國界，人文學科也不應有國界。外國文化能夠進入中國，中國文化也應為世界人民共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曲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22]
在全球國家和民族特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之上，存在著一種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念，這構成了全球人文概念的基礎，并為全球人文研究提供了廣闊視野。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不僅要就中國問題發聲，同時還要在全球人文的廣闊語境下探討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人文學術交流能夠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互鑒，而文明的發展則涵蓋藝術、文學、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會意識以及全社會和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多個方面，因此，中外人文交流應被視為人文外交的一部分。當然，深入探討全球化文化層面的問題依然是中國全球化研究者面臨的長期課題。我們必須立足于全球視角，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包容有利于人文學術交流和研究的因素，從而在國際人文學界更有效地傳播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03）
注釋
[1]R. Robertson et al., Globalization: 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Six Volum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R. Robertson et a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2]《俞可平、福山對話：中國發展模式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北京日報》，2011年3月28日，第5版。
[3][8]王寧：《文學現代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建構》，《南方文壇》，2023年第4期；王寧：《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建設的理論路徑》，《江海學刊》，2023年第5期。
[4]R. Robertson,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2, 18(2).
[5]王寧：《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學和文化的緯度》，《上海翻譯》，2021年第6期。
[6]N. Wang, "(Re)Constructing Neo-Confucianism in a 'Glocalized' Context," In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7][18]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9]N. Wang,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N. Wang,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N. Wang, "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97, 24(3); N. Wang,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2011, 38(2); N. Wang,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10]實際上，拉丁美洲的知識界一直十分關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早在2010年11月，我和童世駿教授就應邀赴巴西里約熱內盧并在拉丁美洲科學院第23次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我的演講題目是《中國的現代化和后現代化：歷史的經驗與當代的情形》。
[11]《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人民日報》，2024年7月1日，第1版。
[12]W. Tu, "The Ecological Turn in New Confucian Humanism: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Daedalus, 2001, 130(3).
[13]N. Wang, "Introduc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Reports and Reflections From China," European Review, 2021, 29(6).
[14]N. Wang,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Maoism in Culture: A 'Glocalized' or 'Siniciz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8, 20(3).
[15]李君如：《毛澤東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國外學者評毛澤東〉（修訂版）序》，《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16]方厚樞：《毛澤東著作出版紀事（1949-1982 年）》，《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
[17]鄧海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英譯及其影響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2年。
[19]N. Wang,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and 'Glocalized Practices' in China," In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20]盡管西方中心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影響國際人文學術界，但大數據依然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學者的國際影響力。我本人多年來一直蟬聯愛思唯爾中國高被引學者，并且近五年一直名列斯坦福大學-愛思唯爾傳媒集團發布的全球2%頂尖科學家（文學研究）年度影響力和終身影響力兩個榜單，從其影響力排名來看已經躋身全球前1%。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恰恰是：在中國語境中廣為人們熱議的歐美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卻不在歐美大學和傳媒集團發布的這兩個榜單中。詳情可參閱董健鑫：《上海交大王寧教授再度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2024年9月21日，https://news.sina.cn/2024-09-21/detail-incpwvfr0188373.d.html。
[21]王寧：《全球人文視野下的中外文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
[2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The Rise of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Ning
Abstract: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has emerged, and the reason why globaliz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nd achieved comprehensive results in China is that,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ulture's localizing it is inseparable.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globalization, China should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pply China'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o current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us achieving the "lobalizing"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Chinese culture, sharing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the world, and building a "global humanities" to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and verification of global civilizations.
Keywords: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 loba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 humanities
責 編∕楊 柳 美 編∕梁麗琛
